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幾年，對於台灣人民，是一個怎麼樣的年代？朝野的對抗、政黨的惡鬥、國會的空轉、族群的對立，使得許多人對國家的前途抱持著悲歡的態度，社會瀰漫著懷疑、憂鬱的論調。但是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和我一樣，對未來充滿了樂觀。因為我知道，這一切的不安與煩悶，是台灣即將邁入新時代的前兆。

領導人沒有悲觀的權利。做為高雄的市長，一個城市的領導者，我沒有理由悲觀，否則就無法為這個城市指出願景，領導這個城市積極向前。在未來，做為國家行政團隊的領導者，我更不能存有任何悲觀的心態。社會需要信心；為民眾建立信心，是領導者無可旁貸的責任。

就個人的人生哲學而言，我也是採取一種樂觀的進步主義立場。我認為，人通常能夠從過去吸取經驗，創造更好的文明。人類的歷史不停向前，每到一個新的階段，總有新的社會政治機制產生。新機制的產生，目的是解決舊機制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歷史上，資本主義發達到某個階段，貧富差距造成社會瀕臨瓦解，福利國家便應運而生。國際貿易發達到了某個階段，為了解決爭議、降低壁壘，GATT以及WTO便應運而生。台灣的民主化，也是同樣歷史邏輯的產物。當追求更多自主、自由的人民，不願再接受威權政府高壓手段的統治，舊的戒嚴體制就被打破，新的民主機制應運而生。

最晦暗的時刻，就是光明時代的開端。當前政治的亂象，不會持續下去。亂的現象，無非是在告訴我們，舊的遊戲規則，已經無法規範我們所面對的狀況。該是用新的思維，創造更精緻的系統，來回應時代挑戰的時候了。當新的社會機制創生，也就是人類的文明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台灣此時，就是處在新的政治機制創生，國家發展與文明躍升的關鍵時刻。

文明進步　合作共生

人類文明進步的邏輯是什麼呢？我認為，無非就是「合作共生」的理性思維，取代了非理性或反理性的「自存」本能，而在當時的社會中取得主導地位。

「合作共生」，是我多年閱讀、觀察與思考所得的人生觀、世界觀與歷史觀。我認為，當一個社會裡大多數人，以「自存」的本能在生活，則這個社會的一般性是為「非理性」。當社會的多數人，在「自存」、「利己」之外，還能夠以「利他」、「共生」的思維來生活，這個社會就成為較高層次的「理性」社會。台灣在戒嚴時代，是一個非理性社會。而民主化之後的階段，則是從非理性向理性社會過渡。其間的差異，在於人們能否建立信任，進行合作，利己利他，謀求共生。

為什麼「合作共生」符合較高層次的理性呢？在科學上應用廣泛的「賽局理論」（Game Theory）可以解釋。一位當代美國作家、思想家羅伯賴特（Robert Wright）寫過一本重要的書，叫做「非零年代───人類命運的邏輯」（Nonzero───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他採用「賽局理論」來分析「合作共生」與文明發展的關係，其主旨與我的理念有相當的吻合。

簡言之，人類的進步，是以「非零」（zero-sum）的社會機制。所謂「零和」，是指參與賽局的各方，其利益總和是固定的：一方的勝利，就是另一方的失敗。一方的獲得，就是另一方的損失。「非零」則不然。「非零」環境下，利益的總和是可以擴大的。各方都可以因為其他人的參與，而獲得「雙贏」或「多贏」的結果。

「零和」是簡單的，「非零」是複雜的。社會從「零和」向「非零」演進，發展出愈趨複雜的系統，文明即獲得進化。系統向「零和」轉化失敗，回到「零和」狀態，文明就退化或毀滅。人類社會今天所面臨的是比過去更複雜的問題，需要更複雜的系統才能夠處理。在政治上，我們必須創造比過去更細緻的系統，將「零和」的賽局，轉變為「非零」的互動關係，才有可能解決過去在「零和」思維下找不到出路的難題。

台灣當前最重要的兩個政治問題，也就是國內的政黨政治以及台海的兩岸關係，過去都落入「零和」賽局的困境。所謂國會多數與少數的傳統談法，就是標準的「零和」思維───只要有一方是多數，另一方就是少數；這裡面沒有妥協合作。台海兩岸對於主權問題的爭執，也是典型的「零和」思維───主權是不可分割、非此即彼的；繼續膠著於「零和」性質的主權議題，台海僵局就無法打開。

民心望治　時代契機

在過去一年內，經歷了兩次激烈的全國選舉，現在台灣民眾所期待的，無非就是安定。人民要能夠休養生息，要能夠安居樂業，要能夠避開不可預期的風險。用最簡單的話來講，人民所需要的，不過就是「現在能快樂、未來有希望」。

選舉所帶動的族群分裂、政黨對抗，應該要讓它過去。政治人物為了選舉，可以動員民意，來凝聚支持。但是不管選舉期間如何看似勢不兩立，選完之後，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畢竟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這一陣子以來，政黨合作的可能性，在社會上廣泛地被探討。我觀察到，政黨合作的概念，並沒有被大多數支持泛綠政黨的民眾所強烈抗拒，甚至泛藍政黨的多數支持者也似乎可以接受。即使有些人反對，但他們並不是反對合作，只是不相信合作的誠意，而擔心被利用。這是一個意涵深遠的現象，所代表的是人民對於政黨對抗的忍受程度，達到了某個臨界點。此時，他們對政治安定的渴求，壓過了對他們所不喜歡的政治人物的排斥感。於是，只要是能夠結束無謂的政黨惡鬥，即便是與他們所反對的政黨合作，人民也覺得可以接受。

台灣主流民意跨過了這個臨界點，在我看來，表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可能性向我們展現。過去政黨之間的「零和」鬥爭體系，無法解決當前的政治問題。民意現在要求一個「非零」體系的創造，一個「合作共生」模式的誕生。

人民已經走在前面，輕輕地跨越了意識型態與族群對立的鴻溝。新時代的契機出現了。過去所不曾存在的「非零年代」，就此成為可能。從鬥爭到合作，從「零和」到「非零」，台灣社會一旦能夠跨過這一小步，就在文明進化的路途上又邁進了一大步。

道德勇氣　開啟新局

今天，民間期望政治安定的聲音，非常地清楚。各黨派的領導人不可能沒有聽見。前後兩任的國家領導者，陳水扁總統與李登輝前總統，都給予這民間期望安定的聲音，非常正面積極的回應。

但是不可避免地，各黨派的領導者，也會感受到一些來自其陣營內部的反彈壓力，也會接收到一些支持者發出的反對聲音。有些政治人物會抗拒，有些民眾會反彈，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在我們的政治生活裡，並沒有「共生」的思維，也很少「合作」的經驗；遇到任何議題，政治人物往往不假思索地發揮鬥爭的本能，連帶影響了民眾隨即採取對抗的反應模式。在我們的政治領域裡，也缺乏足夠的信賴。因為缺乏信賴，所以政治人物和政黨，凡事都先採取「自存」、「自保　的策略，而不能放開心胸與他人合作。

在這樣缺乏信賴與合作習慣的社會裡，要打破慣性的「零和」鬥爭文化，建立新的「非零」合作思維，確實相當的困難。任何一位政治領導者，想要向前跨過這一關，都會感到舉步維艱，因為他會遭受到部份人的誤解、質疑、攻擊，必須蒙受相當的委屈。但是，這正是考驗政治領導者的誠心與決斷力的時刻。

政治人物都宣稱自己愛台灣、愛中華民國。但我們能不能為台灣的未來，挺住一些壓力，承擔一些委屈？做為政治工作者，我們倘若缺乏智慧，沒有能力看清局勢，錯過了推動社會進步的時機，而讓人民陷入內憂外患，使得台灣政局繼續內耗，甚至導致台海兩岸發生戰爭，將是台灣的罪人。

我們需要更大的政治想像力，以及更高的道德勇氣，來從舊的「零和」機制與缺乏信賴的政治文化裡，創造出新的「非零」機制。如果台灣的政治人物，能夠發揮政治想像力，承擔起領導者的道德責任，共同創造一個「合作共生」的「非零」新局，打破「零和」賽局的桎梏，台灣的生命力將可以淋漓盡致地盡情發揮，一個新的躍升即將展開。

協商對話　政黨合作

陳總統在元旦演說中，提出了「以協商對話來開創安定新局」的思維。總統的用心，就是希望結束無謂的內耗與空轉，而能以新的政治安排來安邦定國。雖然總統提出了這個大方向，但安定新局如何實現，仍需要有心的各黨派政治領導者共同來締造。

政黨合作，在台灣是前所未有的。政黨合作會在此時被提出，是因為舊的政黨「零和」鬥爭系統無法運作；為了解決更複雜的新問題，政治系統必須依循著「非零」的邏輯去演化，而成為更進步而複雜的「合作共生」系統。在「共生」、「雙贏」的邏輯下，政黨合作必須要有細緻的程序與機制，來保障並擴大各政黨所代表的社會利益。

政黨合作首先必須建立社會信賴。政黨合作必須是透明、公開，不以權位做為交換條件的。政黨合作也不應該以政黨放棄其各自的基本主張為條件。政黨合作不是政黨合併，沒有必要要求任何政黨改變其基本立場。如果政黨為了合作而放棄其基本主張，則無異於背叛其選民，而且更讓民眾有權力分贓的感受。

我以為，參與合作的各政黨，可以宣示保留其基本主張，聲明不放棄政黨的基本原則，但是在其他事項上以開放的態度進行合作。政黨可以用書面或非書面的形式，各自公布他們自己的保留事項，並列出協議事項，其中可能包括其政策與法案的優先順序。

政黨在政策上的協商合作，在不同階段，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在行政院向立法院提法案之前，也可以提早進行協商溝通，將在野黨的意見納入行政院的提案裡面。如此，在行政與立法兩院，都能夠有協商溝通的機制，而各種不同的理念與利益，也能在政府的政策形成過程中，獲得充分的表達。這對於穩定政局將有很大的幫助。

安定內閣　振興經濟

政黨在政策上透過協商對話，達成合作之後，可以在立法院成立「安定聯明」，在政策優先順序的基礎上，形成一個穩定的多數。下一步的合作，可能會包括行政權力的分享，也可能不會包括行政權力的分享。兩者都是合理的結果，也是政黨合作的常態。對此我們的民眾應該以平常心來看待，而無須有過度的反應。

為了安定政局，此時我們所需要的新行政團隊，是一個抱持合作共生理念，強調協商對話機制的行政團隊。有人以為，此時台灣所需要的，是所謂的「財經內閣」。我認為，以經濟議題做為優先政策議題，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台灣所面對的經濟問題，僅有部分因素屬於經濟面，而一些非經濟面的因素卻更為根本。台灣的經濟基礎是健全的，當前政府的財經政策大方向也是正確的。造成台灣投資報酬率降低、投資風險提高的因素，主要是政治面的因素，諸如政局不安、社會的信賴、兩岸關係緊張等。要處理這些政治問題，這個新行政團隊不可能是狹義的「財經內閣」。相反地，它必須是一個有寬宏視野、有包容格局、有民意基礎、有膽識與實力的「安定內閣」。

新行政團隊振興經濟的途徑，即是「恢復信心」。只要人民對政局能夠恢復信心，投資人對台灣的經濟前景，就能夠重建良好的預期。投資環境改善，景氣繁榮，政府稅收增加，人民的生活水準才能再次提高。以「非零」的思維，推動政黨協商合作，進而穩定政局，恢復信心，就是新行政團隊的首要之務。

合作共生　畢生信念

眼下的政局，使得呼籲「合作」、「協商」看似時勢所趨。然而我之提倡「合作共生」，並非為了一時。「合作共生」的理念，實是我個人的生命哲學，以及二十餘年來從事政治工作的核心價值觀；亦是做為五個青年法咸學學者，直到參與政治以來，研讀東西方思潮、觀察台灣社會之實相、與國內外知識份子對話、以及從政經驗與個人生命體驗之所得。多年來我所大力鼓吹的「台灣命運共同體」以及「台灣新文化」，其核心理念就是「合作共生」。當年我創辦「新文化」雜誌，也是為了向社會介紹這樣的思想，並且推動台灣走向「合作共生」的「理性社會」。依我的信念，活在地球上的人類，「合作」是義務，「共生」是責任。人類的普世價值，如大同、博愛、恕道、慈悲、和平等，其內涵不外就是「共生」而已。

此次我受命組閣，所秉持的理念與過去完全一貫。關於新政局的挑戰，以及新行政團隊的組成，陳總統曾經與我數度深談，兩人在理念上有充分的溝通。陳總統籌組新行政團隊的做法，就是先談目標再談人事。新行政團隊的首要目標是什麼？當然就是「安定」。如何追求安定？就是透過理性對話與善意協商。籌組一個以「安定」為目標的新行政團隊，就是陳總統找我組閣的理由。而陳總統以「安定」做為目標，以協商、對話做為方法，也是我欣然受命，北上組閣的原因。

我對於此時出任行政院長，並沒有志在必得的執念，也沒有捨我其誰的野心。擔任高雄市長六年來，政績逐漸地浮顯，有如倒吃甘蔗一樣，漸入佳境。在揮汗耕耘後，終於可以微笑豊收的此時，離開我所熱愛的高雄市，其實心中是十分不捨的；而在如此艱難的政局下，接任行政院長，於我也有如當年來到高雄從頭做起一般，辛苦可以想見。

然而，我瞭解此時是我持續推動「合作共生」理念的契機。在行政院長任命確定之前，陳總統就與我長談數次；而在任命確定之後，又有幾度的深談。關於如何安定政局、如何振興經濟的做法，我都曾向總統過充分的報告。

陳總統有心推動朝野協商對話，開啟政黨合作，以期終結惡鬥、與民休息，與我的理念深切契合。從旁觀察陳總統，我認為在連任之後，他是比過去更有實權、更有實力的。他打贏了艱苦的總統選戰，也贏得了選舉訴訟，以及真調會條例的釋憲案。在新的任期裡，他沒有理由比去年剛當選時、或比第一任任內更為弱勢；也就是說，他大可採取比過去四年多來更強硬的立場。然而他並沒有這樣做。他非常努力，要在這第二任的任期內，為台灣做更多的事。為了做更多的事，他願意放開心胸，展現氣度，與在野黨協商、合作，我認為這是台灣之福、人民之福。也因為陳總統的心意、想法，與我長年的「合作共生」理念一致，因此我願意盡心盡力來協助他，為台灣開創一個「非零」時代。

非零年代　台灣躍升

回顧過去，台灣在「零和」鬥爭下，消耗了相當寶貴的一段時間。「零和」的政治體系，無法為台灣解決各種問題，已經是非常清楚的事實。陳總統宣示開啟朝野協商對話，推動政黨合作，來追求安定的政局；主流民意也展現了開放的態度，願意接受政黨合作的制度安排。現在就看各政黨領導者，是否擁有足夠的政治想像力，來建構更精緻複雜的「非零」系統；以及是否擁有足夠的道德勇氣，承擔一時的質疑與攻擊，為台灣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此時，台灣擁有了選擇的機會。我們可以選擇一個「合作共生」的「非零」安定新局，也可以選擇回到過去的「零和」鬥爭遊戲裡。二○○五年，可以是進步時代的開端，也可能是退化年代的起點。我心愛台灣，不願見其倒退，所以在此關鍵時刻，提出個人見解，提供社會參考。我相信，一個「合作共生」的新政局，不只能夠結束台灣政治的內耗、空轉，為社會帶來安定與信賴，為人民帶來快樂與希望，更能將民間的活力與潛能徹底開發出來。「合作共生」的機制之產生，將是台灣跨越進步與倒退的臨界點，進入文明躍升的開始。在「合作共生」的「非零」年代裡，人民福祉會有更大的實現，台灣將能夠大步邁向「正常、完整、進步、美麗而偉大的國家」。(9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