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藝術跨學科的研究近年來在學術界已蔚為風潮，這種「圖像轉折」 (pictorial turn)[1] 的改變不僅提昇視覺表述的層次，同時也刺激了文學與藝術之間良性互動的辨證美學。英國作家如維吉尼亞‧吾爾芙 (Virginia Woolf) ，艾德華‧摩根‧佛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及大衛‧赫伯特‧勞倫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分別於《燈塔行》 (To the Lighthouse)、《窗外有藍天》 (A Room with a View)、及《彩虹》(The Rainbow) 等小說中，以文字書寫視覺象徵的美感經驗。本文試著以視覺符號角度探討英國二十世紀初期布魯斯伯利學派 (Bloomsbury Group) 如何影響前述三本小說的美學意識型態，其中尤以哲學家摩爾(G. E. Moore) 「崇善」 (goodness) 的概念及藝評家羅傑‧傅萊 (Roger Fry) 和克萊夫·貝爾 (Clive Bell) 所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 (Significant form) 為研究重點。

大體而言，本研究可分為兩個面向來討論，在橫面向的歷史軸線上以「類同形式」 (analogy of forms) 來驗證二十世紀初期布魯斯伯利作家與藝術家之間理念的相似性，並探討同時期文學獨特的風格及藝術形式，及不同時期的美學理念如何與布魯斯伯利美學遙相呼應、脈絡相承。在縱面向上以辛格曼‧弗洛依德 (Sigmund Freud)、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及茱利亞‧克莉絲特娃 (Julia Kristeva) 所提出之心理分析與現代符號學來探究前述三本小說中女主角的主體建構，以呈現文本中多重論述 (intertextuality) 的深度。文本《燈塔行》中的莉莉 (Lily)、《窗外有藍天》的露西 (Lucy)、及《彩虹》中的厄秀拉 (Ursula) 等女主角主體建構皆與文中所指圖像符號形影相隨。這些重要的視覺象徵出現在中世紀喬扥的《聖約翰升天》(Giotto’s Ascension of St. John, the Evangelist)、文藝復興時期安傑利卡的《最後的審判》(Fra Angelico’s The Last Judgment)、及後印象派的抽象畫中。最後，筆者擬以「原初自戀」 (primary narcissism)、「遺棄」(abjection)、「逾越」 (transgression)、及「昇華」(sublimation)等不同層次的心理機制來探討女性身體 (chora) 、文體、與藝術符號彼此映照與制衡的流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