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爾的《倫理起源》為布魯斯伯利的美學聖書，書中提及「崇善」的概念，是一種在有機整體(organic whole)中尋求某種直覺式的評斷，換言之，乃以數量的美學觀念為鵠的。根據摩爾的看法，「這種有機整體具有與生俱來的價值，其總和的效益往往比部分的加值總和要豐富些。」[1] 針對此種有機體數量的審美觀來審視佛斯特的《窗外有藍天》，大衛‧道林在《布魯斯伯利美學及吾爾芙與佛斯特的小說》書中曾表示：「佛斯特的美學觀是數量 (quantitative)而非質量 (qualitative)的情感，生活中除了美還有別的命題。」[2] 整體而言，摩爾「崇善」的觀念影響佛斯特小說「數量的美學」的陳述、然而這套審美機制必須追朔至康德的審美觀，我們先從「崇高」(the sublime) 與「美」的區別說起，釐清差異後，便可了解三者對審美中「數量」概念異曲同工之處。

以下試圖以康德的兩本美學論述來解釋「美」與「崇高」在數量及質量的相關性。《判斷力批判》[3]與《美及崇高感覺的觀察》[4]陳述「崇高」是審美的現象，而「崇高」的對象特徵是「無形式」，意即對象的形式無規律可循，如星空、沙漠，以粗獷荒涼呈現體積上及力量上的無垠感，這是「數量的崇高」。若說「美」是想像力及知性的和諧感受，則審美感受中「質」的因素較為明顯；相對的，「崇高」則是想像力與理性的相互鬥爭，因而產生較激烈的審美感受，所以「量」的因素隨之增加。透過大自然某種巨大無形的力量，引起感性與理性的思辯，喚起人類倫理道德的精神力量而與其抗爭，因而產生的快感及愉悅，即康德所謂的「崇高」。康德講的形式是審美的心理特徵，到現代便變成藝術的本質，也就是傅萊及貝爾的「有意味的形式」。

這「有意味的形式」於佛斯特則成為「崇高」的倫理學，這是種透過理性與感性的爭辯，而顯現道德及倫理的力量。《窗外有藍天》[5]女主角露西意識的覺醒即經由喬扥的《聖約翰升天》達到這種理性的昇華。喬扥畫中展現的顏色、空間、及宗教意識，一方面似乎是十四世紀有關宗教信仰的最佳寫照，但另一方面，他又試圖從宗教的議題中逃脫，展現較為世俗且物質化的道德觀，這兩種情懷看似牴觸卻又行影相隨，因為如此的矛盾，反而在辯證的過程中產生強烈的張力。因為本身介於傳統約束的英國社會及開放自由的義大利文化中，露西由《聖約翰升天》畫中看到了這樣的截然不同文化及藝術的衝擊，感受到某種游移的力量，因而對自我的認同產生懷疑及恐懼。克莉絲特娃稱這種介於「我」與「非我」之間的新認知為一中遺棄(abjection)的心理機制，它的產生其實就是露西內心理性與感性的交戰，藉由喬扥升天圖的審美意象，而喚起廣大無形的崇高力量，戰勝因遺棄而導致的荒涼感，最後完成自我主體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