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詹姆仕的《仕女圖》中，讀者對於伊莎貝爾的了解是透過男性的觀點得知；但是，康萍的《伴我一世情》卻是以女性觀點來解析伊莎貝爾內心對於愛情的憧憬，筆者擬分別以電影與小說的倫敦入場及出場來闡述女主角的對於生死的「幻思」。《仕女圖》開場的場景坐落於英國倫敦近郊的豪宅花園宮廷（Gardencourt），伊莎貝爾的叔叔、表哥瑞而夫及吳伯頓爵士三人在後花園喝下午茶，並談論即將來到的伊莎貝爾。在詹姆仕的小說中，透過三個男人的閒聊而勾勒出伊莎貝爾這美國女子獨立的雛形。，詹姆仕以一種感性的筆觸描述從十六世紀愛德華六世到十九世紀花園宮廷歷任屋主的傳說與歷史，於此，我們可覺察到詹姆仕精心的伏筆，因伊莎貝爾的身分轉變與其所居住的不同城市間有密切的關係。

        如果說《仕女圖》中的伊莎貝爾係透過男性觀點顯現女性在維多利亞時期依附男性生存的寄生關係，那《伴我一世情》中的伊莎貝爾則利用當代澳洲開放的社會中，反襯女性抑鬱寡歡。電影以一片黑白的色調皆起序幕，配上當代一群女子分享她們初吻及情竇初開的經驗，如同自鏡中尋找愛情的自我告白。之後，一群女子或坐或臥或躺，凝視著鏡頭的景象好似伊甸園中那尚未受到誘惑而保持純真的夏娃，期待愛情，準備迎向美好的未來。下一個鏡頭，則由當代跳至1870年伊莎貝爾臉部的特寫，在剛拒絕完吳伯頓爵士的求婚之後，她留下眼淚並露出惶恐不安的神情。康萍對照的插入當代女子無拘無束自由的姿態來突顯伊莎貝爾拘謹不安的仕女神情，似乎蘊含一種女性自覺的深層意識，觀眾或導演就如同那些當代女子，回顧十九世紀女子如何破繭而出，掙脫陽剛社會的枷鎖。如同映鏡的親吻經驗其實是康萍挪自詹姆仕小說結尾顧戊給予伊莎貝爾一吻的靈感：

他的吻像白色的閃電一亮，又一亮，然後停留在那裡。說來奇怪，在他吻她的時候，她彷彿感到了他那難以忍受的男性的一切特徵，那一切她最厭惡的氣質，她看到，他的臉，他的身材，他的外表中一切咄咄逼人的東西，都有著強烈的內容，而現在它們都與他這瘋狂的行動交織在一起了。她聽說，在海上遇難的人就是如此，他們沉入海底時，都會看到一系列的幻象。但是閃電過去之後，她立即掙脫了他，她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是飛快地離開了這個地方。屋裡的窗口已亮起了燈光，照明了一片草地。她用非常短的時間－儘管距離相當遠－一口氣穿過黑暗（因為她什麼也看不見），到了門口。直到這時，她才站定下來。她向周圍看看，又聽了一下，然後伸手去開門。她一直不知道到哪裡去，但是現在她知道了，一條康莊大道就在她的面前。（《一位女士的畫像》660）

顧戊的吻如一股強大的魔力，伊莎貝爾想起已被遺忘的心底密語，觸動她內心「一系列的幻象」，只有在夢中才可能出現的遙遠國度，在這國度中，她再度成為自己的主宰。同樣地，康萍的伊莎貝爾在電影結束時，站在幻思的門檻，望著屋外的白雪及屋內的燈光，手握著門把，不知道是要起身向屋外邁去還是回到屋內，在門裡門外的中界點上，她凝視著鏡頭，透露出徬徨的神態。

        無論小說中伊莎貝爾看見的幻象或電影中最後的凝視鏡頭都可謂是一種「思考性鏡像」。在「電影與幻象」(“Cinema and fantasy”)一文中，克莉絲蒂娃將凝視（gaze）分成兩種層次：第一種為辨識的凝視 (identifying gaze)，可區分並認知物體外在的形狀；第二種為物我不分的迷戀凝視，介於真實與幻想之間的臨界點 (74-75)。康萍與詹姆仕的文本異曲同工地提供了一種幻思性的自我沉溺，其中雖沒有直接的道德判斷，但透過象徵與聯想，可使觀者更接近主角的潛意識幻思。這種幻思並不是客觀的反應現實，而是內在主觀的總體狀態，想像界的鏡像「投射認同」，反映出主角恐懼、痛苦、及自虐的綜合情緒。

伊莎貝爾最後的凝視，是想要挽回她失去的正面客體。在詹姆仕的文本中，伊莎貝爾將四位追求者超我的父親形象，分裂成兩部分，一為侵入自體的外在客體，另一為內攝成為自體的壞客體，所以一方面自體譴責父親客體的誘惑入侵，另一方面內化客體卻又蔑視禁慾主義的母性代表。這種超我的父親形象在「投射認同」時分裂的矛盾，是她心中永無休止的衝突來源，雙親無法相容的矛盾是造成她憂鬱的主要原因。她的自體受到負面客體死亡驅力的誘惑，感受到內部的紛亂，一時之間無法客觀地做出正確的決定，而顯現迷惘的情緒，進入「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而無法辦別內在正面自體與外在負面客體的區別，兩者交織為一。顧戊的吻不啻是伊莎貝爾進入「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的催化劑，吻代表了正面的內化父親那愉悅的面向；但同時也以另一種厭惡的面向出現，我們讀到「那一切她最厭惡的氣質」，筆者認為詹姆仕在此表達了伊莎貝爾恐懼客體將以「負面」父親的形象內化至其心中，而陷入了如同死亡經驗的海難恐懼。恐懼負面客體將侵入她內心，因而進入「憂鬱心理位置」。此時，她看見了「一系列的幻象」，穿過黑暗的甬道，開啟生命之「門」，喚醒她對於母親的渴望，而通向「康莊大道」。我們由此可推知，如果詹姆仕的文本以父親之名來召喚缺席的母親，那康萍的視覺語言則賦予伊莉貝爾母性的魅力。她的絕望與罪惡感來自於潛意識中對於內在及外在母親幻思的消殞。電影開始時伊莎貝爾的純真少女的形象呼應當代澳洲少女，與結束時歷經滄桑的伊莎貝爾建構出一個影像的「陰性空間」與「母性系譜」的流動場域，展現女性獨特的人生經驗，在劇終伊莉貝爾凝視的當下，引出過往生命中斑斑傷痕，藉由母性渾然天成的正面客體，終能解脫內心枷鎖，讓痂口凝聚了勝利的微笑，終能開出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