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是現代主義小說的領航員，擅長以抽絲剝繭的文體勾勒人類潛意識靈魂的錯綜面向，《一位女士的畫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是他早期的精心傑作，全書以女主角伊莎貝爾（Isabel）作為核心，娓娓道來女性自覺的時代悲劇，確切地反映十九世紀末商業主義與傳統價值之間的衝突。詹姆斯現代主義的筆觸，為中外文學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例如香港第一個現代主義作家劉以鬯，他曾說：「文學是一種藝術。藝術是作家創造形象的手段。所以，文學作品必須具備應有的藝術性。文學作品不應單以表現外在世界的生活為滿意，更應表現內在世界的衝突。」作品《對倒》係根據郵票學的專用術語têtê-bêche，指一正一負的雙連郵票。書中經由中年男子淳于白與年輕女子亞杏的雙敘事口吻，以意識流的書寫方式交織男子過往的回憶與女子未來的期待，藉香港街頭的浮光掠影，映照時間與空間的記憶交錯位置。劉以鬯現代主義的敘述口吻豐富了《對倒》的內涵，反映七十年代初港人面對現代化都市貌合神離的迷失。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原由法國知名理論家克莉絲特娃（Julia Kristeva）於1966年在其論文＜界線的文本＞（“The Bounded Text”）中首度提出，她指出：「文本是各種不同文本的排列組合，其他文本在此既有的文本中，產生穿越時空的交叉性互文對談」（36）。亞藍（Graham Allen）在其《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中剖析克克莉絲特娃、巴赫汀（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及傑內（Gérard Genette）對於「互文性」的解釋，歸納出以下兩個重點：互文性的研究應探討文本與文化、社會、歷史之間的關係。此外，作者、讀者、及文本之間互為流動的關係，更使得閱讀與詮釋文本有了繁複多層的意涵。史坦為互文性的觀點提出了適切的詮釋，他說：「文學並非封閉而是開放性的文本，它的開放性取決於外在文化及社會環境的變數，開啟重新解讀文本的新扉，文本的互文關係不啻為文本本身的複義關係做了最佳的註解」（57）。

在本文的研究當中，筆者覺察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畫像》對於伊莎貝爾內在焦慮世界的現代筆觸，與劉以鬯《對倒》中淳于白/杏亞的內在疏離感的描寫異曲同工，充滿對於金錢掛帥的物質主義批判，如何在嚴重物化的社會中，尋找自我，成為迫切的課題。同時，在探究兩個文本之間潛在的現代文學文互關係時，前述三位主角的特有的夢境、幻想、及回憶等潛意識場景具有關鍵性的描述，那些看似雜亂無章、不合邏輯卻又自成系統的記憶流動軌跡，無論是喃喃自語的夢境或意識流的記憶切片，可恰如其分地表達現代文學人物心理的底層流動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