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對當代思想家的影響

布魯東（Breton）和沙特（Sartre）分別代表超寫實主義和存在主義的領袖，他們都對巴塔伊的作品感到十分的惱怒。他們一致認為巴塔伊是一個「瘋子」（fou），而不是一個作家或思想家。然而，傅柯卻一反前人的觀點，在巴塔伊的《全集》的序言中，開門見山地寫道：「巴塔伊是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O.C., I-5）（Bataille est un des écrivains les plus importants de son siècle）傅柯對巴塔伊的肯定不言可喻。羅蘭‧巴特也認為巴塔伊是個難以歸類，十分獨特的作家：「如何將巴塔伊歸類呢？這位作家是一個小說家？一個詩人？一個評論家？經濟學家？哲學家？還是一個神秘者？回答是如此困難，以致於人們寧可將他遺忘，而不放在文學讀本當中。」[1]

        從60年代末期開始，巴塔伊的作品開始大量地影響法國的思想，幾乎所有領域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不論是哲學，文學或社會科學。在60年代末期的法國正好一個「控訴知識」（soupçon de la connaissance）的時代，因此這時代創造了最好的園地來栽種「異質」與「過度」的種子。作為《內在經驗》（L’Expérience intérieure）的作者，巴塔伊加入了三個偉大的懷疑大師的行列：尼采，馬克斯和佛洛依德等。巴塔伊對後代的思想最大的貢獻，在於提出了生命的意義就是「過度」--「激進的差異性」（altérité radicale），以及相關的議題，如生命的可能性的極限（limite de possibilité）等。

他對後世的影響，大致上可以歸納如下：

a. 文學：在Philippe Sollers 的倡導下，Tel Quel團體的主要成員如Roland Barthes, Jacques Derrida, Michel Foucault, 和Julia Kristeva 等人，致力在理論和實踐的層次上，去建構巴塔伊關於極限的文學經驗。經常與 Artaud, Joyce 和Lautréamont放在一起比較，巴塔伊的作品便開始一種唯物主義和革命性的角度被閱讀。在1972年，Tel Quel團體在巴塔伊逝世十週年之後，舉辦首次關於巴塔伊的學術研討會。題目是：「朝向文化革命：亞卓與巴塔伊」（Vers une révolution culturelle: Artaud, Bataille）。

b. 哲學：談到巴塔伊一定會談到海德格，這個情況在德希達的作品中尤為明顯。德希達也曾表示下列的書籍都直接或間接與巴塔伊有相關性：La double séance（1970）, La Dissémination（1969）, La mythologie blanche（1971）, La pharmacie de Plalon（1969）。在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1967）也有一篇關於巴塔伊的論文（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c. 精神分析：以拉岡（Lacan）為代表，特別是在《研討會》第二十卷（Séminaire, XX, 1972-1973） 一書中，拉岡分析「女性享樂的異質性」（l’hétérogénéité de la jouissance féminine）。這個觀點正好呼應了巴塔伊在L’Érotisme 和 Madame Edwarda的某些觀點。

d. 歷史：就歷史而言，「巴塔伊效應」（l’effet Bataille）催生了一部極為重要的作品：傅柯的《古典時期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1972）。此書並不是以一本「精神病學」（psychiatrie）史，而是一本關於瘋狂（folie）的歷史。這本書可說是巴塔伊的異質思想的延續。

另外，巴塔伊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思想上也造成若干程度的影響，特別是探討集體生活中，存有與過度的問題。例如，Maurice Blanchot 之《不可告人的社會》（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 1983）；Jean-Luc Nancy之《無所事事的社會》（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1986）；Jean-Luc Nancy與Jean-Christophe Bailly合著之《出庭》（La Comparution, 1991）；Jean Baudrillard之《象徵的交換與死亡》（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1976），與《惡之透明：論極端的現象》（La transparence du Mal. Essai sur les phénomènes extrême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