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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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5 06:58:17瀏覽575｜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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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局1998年7月進行安寧療護試辦計畫，歷經有史以來最漫長的十一年試辦，一直到今（2009）年9月終於把安寧療護納入健保局正式給付項目，而且範圍從原本只限癌症末期，中期加上運動神經元萎縮症（俗稱漸凍人）末期，竟然一口氣追加適用到八大非癌症末期：老年期及初老期器質性精神病態（失智症）、其他大腦變質、心臟衰竭、慢性氣道阻塞疾病、肺部其他疾病、慢性肝病及肝硬化、急性腎衰竭、慢性腎衰竭及腎衰竭，涵蓋五大器官：腦、心、肺、肝、腎。 一般人避談死亡，常用「往生」、「走了」、「去了」代替，醫護人員不說「死」字，改用英文「expired（過期）」代替，醫院裡面通常沒有四樓、病房號碼逢四就跳過、四人房卻沒有第四床，甚至佛教醫院都這樣，由此可以想見台灣社會對死亡的禁忌是如此深沉。理智上都承認「有生必有死，合會當別離」，情感上就算我們每天必然要經歷長短不一的生離，卻總是悲痛於死別之時。明明是生死一體：「生的最後一畫，其實就是死的第一畫」，真相是「因為有愛，所以悲傷」。 佛教有謂：「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漸漸輪到我。」因此我們總是誤以為：等別人都死光了，漸漸才會輪到我，卻沒想到事實上死亡隨時都會跳過其他所有人而「忽然就是我」！有些人會說：「等我老了，我要去當志工。」或是說：「假如我罹患癌症末期，我就要去環遊世界。」卻沒想到：生命其實不在遙不可知的未來，只在瞬息萬變的現在！何況沒人保證我們一定可以活到老，那為什麼不在身體還健康的現在就去當志工或環遊世界呢？ 末期病人在瀕臨死亡時，「社會面皮」會一層一層地剝落，社會功能隨著身體狀況逐漸退化，被迫順應身體與心靈需求，其實才是最真誠的生命態度。健康者常常違反身體需求、違背內心呼喚，有時被迫病態地活著，因此我有時候會分不清楚到底誰才是健康而誰卻是有病。我一向被認為是「社會化不完全」，被當成「安寧界的鬼才」，卻因此反而更能貼近臨終者的狀態。 台灣安寧界有個迷思：「安寧病房最重要的工作是讓病人面對與接受死亡。」其實沒有任何人必須被迫面對與接受死亡，正常人到死之前一直都是要轉身、背對、逃離死亡。末期病人的狀態其實都只是「帶病生活」，他們帶著嚴重的疾病希望可以一直活到明天。另一個迷思是：「有一種標準完美的死法叫作善終。」我在十幾年間經歷兩、三千位病人死亡，發現真相是：每個人自成一種死法，其實都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並沒有一種標準而且完美的善終死法是我們努力追求就必然可達成的。 我在安寧療護裡面判斷事物的標準是：「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尊重病人的個別差異」，但又發現這兩個標準可以放大適用到所有世間事物。對於末期病人會有什麼樣的死亡，我們都不能設定期望，只能全盤照收而且全然接納，陪伴他們走完生命必經的歷程，然後透過生命來學習生命。 閱讀這本法鼓文化出版的《生死習題─人生最後的必修課》，是我再一趟生命學習的旅程，更加純化了我個人的生死體驗，並因此而得到某些印證。可是正如同生命只能自己遭遇，修行只能冷暖自知，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也就只能各人了。我自己透過病人用生命教導我所學到的珍貴功課，對你而言可能只是一堆廢物，我一向認為是廢物的名利權勢，對於多數社會人士卻可能是貴重的寶物。 過去護理人員問：「明天要收哪位病人住院？」我總是回答：「明天的事明天再說。搞不好我會先死在家裡，明天不能來上班。」那我又何必煩惱明天的事呢？何況大師有言：「每天入睡就是小死一回。」死亡一向被誤以為是生命的終點，然而我一直都覺得：「從現在往後看，每個人好像都有無限寬廣與遙遠的未來；但是從死亡終點往前看，我們都只擁有短暫的現在。」 世俗曾有的快樂必隨之以痛苦，臨終過程的身心靈痛苦可能是生命之必然。如果你可以藉由這本《生死習題─人生最後的必修課》每一章後面的「省思與練習」，開始練習把死亡當作起點重新看待事物，你應該會有截然不同的生命態度。 我的人生旅程 我探索死亡的漫長旅程，最早是從在泰國深山當一位佛教僧侶開始的。我先在西方的居士修道院修行，接著，前往泰國的叢林寺院。經過多年的離群索居，我對靜坐修行的生活開始覺得有點枯燥。這種枯燥的感受，似乎來自於部分的我，這個部分的我無法從離群索居的僧侶生活中獲得滋養。我無法完全了解，為什麼自己的心會從孤寂之中退縮。單獨一個人生活，讓我對於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以及生命的本質為何有了深刻理解。現在，有些東西又把我從遠離紅塵拉回來，走向一個未知的方向。 幾乎在同一時間，我拜讀了史提芬．雷文（Stephen Levine）的著作《是誰死去？》（Who Dies？），這本書很清楚地指出有意識的生活與有意識的死亡之間的關聯性。於是，我立刻就想到把照顧瀕死者的工作，當作今後個人修行的可能性。這種照護的工作，也是解決我心靈枯竭的方法。照顧瀕死者的工作，與當年正式修習靜坐禪修的歲月一樣，都必須十分專注。 我於1983年還俗回到美國，開始成為一位全職的安寧照護人員。我在安寧病房擔任過各種不同的職務，包括社工人員、殯葬工作協調人員、志工訓練老師、社會服務主任、診療主任與執行長等，每一份職務都為我帶來了死亡過程中的不同見解。我不只從病患和家屬身上學習，也從安寧病房的同事中學習，他們那慈悲而充滿關愛的心，已在健康照護領域樹立了典範。所有我們這些與瀕死者一起工作的人，都像小孩子一樣聚集在一起，互相慰藉取暖，試圖解開生命的密碼。 死亡，一直是一位非常特別的老師，經歷過幾年的安寧照護工作，至今我仍然像當年在泰國叢林寺院一樣，對死亡感到十分神祕。這個問題沒有結局，也沒有解決方案。我對於人如何死去已經十分熟悉，瀕死者所傳授給我的教誨也相當豐富，但是，關於死亡是什麼，我還是覺得神祕而奧妙。我在這方面所要接受的訓練，永遠不會結束。 探索死亡時，不斷會有新發現：它曾經將我逼進陰影的黑暗角落，使我看不到自己的全貌。同樣地，探索死亡，也讓我的生命充滿喜悅和感恩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完全自在地面對自己的死亡過程，但是，我知道自己已經較不畏懼真實的自己，而這要歸功於自己吸收了亡者所帶來的教誨，了解這些教誨，讓我的人生旅程能夠繼續朝著生命的神聖境界邁進。 雖然本書各章節的內容充滿安寧病房的故事，但是，這些故事都與你我有關，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安寧病房的一員。這些故事，也使我們注意到自己的習性、恐懼和智慧。如果我們將自己當成病人，就能設身處地了解自我設限、阻擋自己的方式，以及犧牲獲得更大自由的可能，讓自己停留在安全地帶的方式。我們沒有必要等到生病才想要去獲取瀕死的資訊，並回顧自己的脆弱。我們的恐懼，從一出生開始就不停地在人生的長廊上回響著。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曾經說過，真正的追求不是為了生命的意義，而是真正「活著」（being alive）的體驗。諷刺的是，死亡的教訓正是指向這個目的。許多末期病患在瀕死期間變成了一個真正「活著」的人。他們了解時間是珍貴而神聖的，生命不能再拖延下去；生命的多元面向與表情，過去被他們視為理所當然，但現在他們頭一次清醒地看見了。 身體的死亡是一種象徵，象徵所有經驗的死亡。身體死亡不只是身體的結束，也是所有生命經驗的結束。小型死亡每天都發生在我們身上，每當我們的期待無法實現，理想就幻滅了；每當我們想抓住時間中的某一個片刻時，就要面對自己對這件事失去掌控能力，也毫無影響力的事實；每當我們自認把握了生活中的某個面向時，它卻起了新的變化，於是我們只好帶著失望離開。由於我們的許多心理困境，都和自己如何處理過渡階段的問題有關，因此死亡讓我們了解自己如何受苦，以及為何受苦。我們深入了解並覺察死亡之後，就能直接洞察自己的許多問題。因此，探索死亡，就是要了悟我們對生命的困惑與無知。 我在本書所提到的那些面對死亡的病患，以及他們的臨終體驗，都是我的生命與這本書的英雄。儘管他們的故事也許很吸引人、很不尋常，但我們在心理上可能會覺得離自己很遙遠，這時我們就知道，自己已經離題，好像只是在讀一些發生在「其他人」身上，而不是我們自己身上的故事。書中所講的，其實是「正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每一章後面，都會附上「省思與練習」，目的是要再度強調該章的重點。這些是讓你親身體驗的練習，能夠深化你的了解。 死亡就在眼前，它是一道很少人願意跨越的邊界。這本書提供我們一次探索死亡的機會，可能也是一次讓我們以最大的勇氣來面對這個沉寂已久的問題─死亡問題的機會。書中的重點，是為死亡所傳達的課題，提供獨特的近距離接觸。我們都會死，所以現在討論這個議題，並不會有什麼損失。或許，對那些有足夠勇氣敞開心胸接納死亡教誨的人，會有一個新生命在等待著他。 直覺心 置身於一個人的出生或死亡現場，時常帶給我們一種奇妙和驚訝的感覺。面對出生，我們會問生命從哪裡來？面對死亡，我們會問生命將往何處去？站在瀕死病人的床邊，或站在新生兒的床邊，我們會像小孩子一樣，身處於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世界。我們的心警覺地看著、傾聽著，我們專心一致、處處留意，不是用既定的方式在思考，也沒有塞滿各種定義或日常待辦事項。我們的心徹底開放，頭腦也不會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思想，這就是直覺心的領域。 我曾是協助珍的社工人員，當時，她接受安寧病房服務，與女兒蘇珊相依為命。有一次，我拜訪她們母女，跟女兒蘇珊說話時，眼光越過她的肩膀，看到她的母親臥病在床。我的眼睛看著珍的時候，有一種感覺讓我警覺到她即將斷氣了。這時，我也準備跟她的女兒說她的母親恐怕快撐不住了。同一時刻，電話鈴聲剛好響起，蘇珊便離開那個房間，到外面接聽電話。於是，我站起來，走到珍的床邊。我看到她真的撐不住了，前一刻的懷疑是正確的。因此，我轉身示意請蘇珊過來，可是她還在聽電話。這時，又有種感覺制止我不要叫蘇珊過來。當時我想著：「沒錯，這位病人想趁著女兒不在場時過世。」不久，珍過世了，蘇珊的電話也打完了，回到我站著的地方。當我告訴蘇珊媽媽剛剛過世了，她不經意脫口而出：「感謝上帝，我剛好不在房間內看到媽媽過世！我無法忍受那種場面。而且，我媽媽也不想死在我面前。」 當我們以直覺行動時，就成為神祕世界的一部分。我們通常說不出，為什麼自己會有某些特別的言行舉止。我們會這麼做，是因為當下情境中的種種細節，匯整為一個整合性的經驗，而那是我們對那經驗最適當的反應。這種直覺回應，反映了我們的整體感知。我們的領悟力就像整個環境那樣廣大無邊，當所有的片段細節都被清晰地看見，我們的心便會驅使我們前往適當的方向。 依據心的直覺來行動，很可能會令人感到困惑。所以，需要多多練習區別這兩者的不同。真的是我們的心在說話？還是我們的頭腦在告訴我們：這是我們的心在說話？這兩者是不同的，我們必須弄清楚。譬如，做為一位安寧病房的社工人員，曾有許多次，我在路過病人的家時，突然有股衝動想停下腳步探望病人，而不是直接趕赴目的地。我以往都不太理會這種衝動，以為那是分心，並說服自己那只是一種胡思亂想。可是，一回到安寧病房，竟然常常發現那位病患斷氣的時間，剛好正是我閃過念頭想進門探病的那個當下。有一次，我記得剛回到安寧病房時，就聽說那個家庭正好有狀況，而且，就在那個當下，他們正好也想聯絡我。 發生幾次這種情形之後，我決定每次當直覺性的衝動出現時，就停下腳步。於是，我開始尋找直覺性的感受，而且，可能下意識也產生那種想法。但是，當我決定停下腳步時，我總是發現病人或那個家庭都一切無恙。因此，似乎當我企圖控制直覺或迫使直覺就範時，它便消失了。我也發現，直覺是神祕存在的一部分，最好別去管它。 我有一位好朋友，同時也是安寧病房的同事，在遇到即將往生的病人時，預測能力奇準無比。她似乎總會知道病人將在哪一天或哪一個時辰往生。我對她預測的準確性相當好奇，便請她密切觀察那些瀕死病人的徵兆。她照我的話做了一陣子，卻發現挫折連連。她表示，當她試著仔細去了解發生什麼事情時，便會失去預知病人何時死亡的直覺力。她一直想解開直覺密碼的企圖心，干擾了自己的預知能力。她預測的準確性嚴重失靈，而且，當她想重獲預知能力時，也發現愈來愈不靈光。 顯然，有一種「知」的方法，並非存在於逐步推理中，但是當我們想追根究柢或找出神祕的源頭時，這份神祕便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份神祕不會出現在我們已知或想得到的範疇中，接觸這份神祕，是用我們的心，而不是頭腦。這可能會帶來一些不安，因為我們的心無法詮釋神祕事物，心也不是奠基於言語的安全保證之上。如果我們想伸手去抓住心，會發現只有空間而已；如果我們想要將它定位，會發現心處處皆有，也處處皆無。 ◎表達恐懼 瀕臨死亡時，我們的自我形象會一片片地瓦解。我們的工作、性別認同、父母、配偶、情人、朋友等各種角色，都將受到質疑。死亡將我們剝光，只剩下赤裸的人性本質，不過，我們的人性仍然是完整的。我們生前所扮演的各種角色，都只是掩蓋人性的最巧妙裝飾。我們習慣於當一個妻子、一個專業人員，或一個母親；而每一個新的角色，都將我們的行為局限在適合該角色的框框中。一旦我們對某個角色強烈認同，就會缺乏空間與那未知接觸。隨著歲月增長，我們的角色愈來愈多，可運作的空間變小了，自由也減少了。當我們築起圍起自己的藩籬時，牧地也日漸縮小了，我們被狹隘的自我定義逼退到局促的角落中。 要做一個完整的人，就要了解恐懼的影響力。恐懼會累積在我們生命中無知而不清明之處。有時候，它會指出我們需要療癒的地方。譬如如果我們害怕孤獨或承諾，恐懼會引導我們朝這方面發展。假設我們過去一向無法擁有良好的親密關係，那麼當我們開始涉入其中，感覺到對承諾的習慣性恐懼感好像要叫我們逃出來似的，在這個當下，我們可以不去順應舊有的模式從親密關係中逃離，而是將恐懼感當作一種訊號。恐懼感暗示我們保持警覺，因為自己正位於成長的邊緣。如果能夠如此，恐懼感就不再是限制，反而成了自我成長的工具。 下面將提到的故事告訴我們，制約著我們生命的恐懼感，也可能跟隨我們進入死亡。沒有任何保證顯示：只因為我們心跳停止，就能突然了解恐懼或完全停止恐懼，反而更有可能的是，我們死後將面對與生前同樣的恐懼。我們有時候認為，死亡是生命重擔的緩解，但其實可能只是一種換了外衣而內在過程卻持續進行的情形而已。可能，死亡是從「沒有肉體的意識」這個新的角度，拆穿我們的自我形象。 有一位居家安寧健康照護助理，負責照顧一位很難相處的臨終病人愛德娜。愛德娜罹患精神分裂症，整天雙膝蜷曲地躺在床上，一有人接近就生氣地抱怨。安寧病房的其他工作人員對她經常踢腳，要將人推開的動作感到有些不耐。不用說，她並不是位受歡迎的病人，所以，一般的工作人員探訪她的時間總是比較短暫，而且也不像探視其他病人那樣頻繁。不過，這位助理人員卻很有耐心地花了較長的時間陪伴她。她幫愛德娜洗完澡後，就會屈身在她床邊，用安慰的口吻和她說話，而且道別時一定會親一下她的臉頰。慢慢地，她們的關係改善了，之後這位助理探訪她時，她都不會再掙扎抗拒。 愛德娜突然在某一天的深夜過世了，同一個時間，這位助理正在家裡睡覺，卻突然在睡夢中大叫：「我迷路了，我是誰？我在哪裡？我要回家！」助理的先生被吵醒，於是把燈打開。燈光亮了之後，助理清醒過來，並表示她知道愛德娜已經死了。愛德娜的意識似乎和助理的意識混在了一起，而且這位助理知道，愛德娜甚至直到死時仍迷失在恐懼中。 這個故事是否清楚地指出我們的困境何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自己仍活著的時候就必須處理恐懼，讓死亡照顧它自己。我從許多安寧病房的工作經驗中得知，生與死之間是沒有絲毫間斷的。如果我們好好利用生命不斷提出的挑戰，也許能建立一種死後會更加成長的態度。生與死兩者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因素，就是提供處理恐懼的機會，讓我們的潛能得以提昇。 生與死的真正神祕，是人心之謎。死亡向我們揭露，如何透過一生的恐懼和執著逐漸找回自己。所有的自我觀念、自我形象與自我認同等，都是一種暫時的模式，妨礙我們面對挑戰，做一個完全恢復本來面目的人。一旦我們了解這一點，就能開始處理對自己的傷害，並找出原諒自己和他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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