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大師雅鑑：

稱呼您「大師」不但是一般對您的認定，同時也出自我的真心。回想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我雖然被迫去「牛奶島大學」進修，但也相當關心。當時鄉土文學被國民黨及其御用文人定性為「工農兵文學」、「狹隘的地方主義文學」，有被中共利用或走向台獨的危險。我們在「牛奶島大學」進修的同窗，不論統獨都是支持鄉土文學，並且把鄉土文學作家當成英雄崇拜的。您也曾經是我們崇拜的作家之一。可是曾幾何時，鄉土文學取得了正統，主流的文學史地位，被排斥者卻變成了排斥人的，不免令人婉惜。

踢館失禮，國罵失格

五月廿四日您在台南台灣文學館演講，遭蔣為文副教授踢館、嗆聲，您盛怒之下，大罵「教授，會叫的野獸」、飆華語五字經，並且脫衣要打人。種種言行，完全出人意表，有失「大師」風範。

事發當時，來聽您演講的粉絲們用把蔣副教授趕出去的方式來挺您，事後某些媒體一面倒地臭罵蔣副教授。您是否感到一點溫暖或安慰了呢？可是作為一個支持台語文學的知識人，我的心卻很難過。鄉土文學作家最鄉土的罵詞是台語「三字經」，您已經「進步」成華語「五字經」。您用最不鄉土的方式罵人，不只「大師」之名需要「商榷」，我看您是否還是「鄉土文學作家」也必須「重新評估」了。

平心而論，蔣為文這個後生小子到您的演講場去踢館、嗆聲實在是有失禮節與風度。從李登輝總統執政力唱本土化至今已經二十幾年，還需要為了台語文書寫的問題舉牌抗議也令人悲哀。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被統派作家圍剿，論戰不到十年就獲得了肯定。反觀台語文學運動至今已經二十幾年，其遭遇之坎坷，豈不堪憐?

設身處地來想，蔣副教授的嗆聲和您的盛怒都是可以理解的。四十年來，您備受台灣文學界崇拜，享受了「大師」榮銜，忽然被一個後生小子全盤否定，罵為「可恥」，當然會「盛怒」了。但是以同理心來思考，台語文學運動也有一批信仰者，蔣副教授是其中的一名狂熱份子。他從大學時代就參與了這個運動，並因此改行唸語言學，成為台灣文學運動的大將。台語文學就是他一生的志業，如今台語文書寫被全盤否定，能不出來踢館、嗆聲?

回想一九七○年代，朱西寧、彭歌、余光中等大陸人作家為文把鄉土文學比喻成中共提倡的「普羅文學」、「工農兵文藝」，引起了一場激烈的鄉土文學論戰，那時候您站在那一邊？您對余光中那篇「狼來了」能不感到「盛怒」嗎？對台語文學運動而言，您的「商榷」豈不等於余光中的「狼來了」？被您否定的台語文作家難道不「盛怒」嗎？您的演講題目「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已經充滿了挑釁的意味；在演講中用侮辱的字眼大罵台語文「不倫不類」，還把鄭良偉教授和我都扯了進去，說出「笑死人了」的話。這種情形，對於一個以台語文學為一生志業的年輕人而言，真是「斯可忍，孰不可忍？」，不出來踢館，更待何時？

寫作即翻譯？

鄉土文學能夠平反，掃除污名，回歸「文學」的基本面，成為台灣文學的正統是歷史的正義。不過鄉土文學的骨幹是中文，中文裡掺入一些台語詞，對標準中文而言是一種雜質，但從文學的角度而言，卻是台灣鄉土文學不可或缺的元素。剔除這些「雜質」，就少了鄉土味。

可是台灣鄉土文學不能取代台語文學，也不是唯一的台灣文學。因為鄉土文學在創作的時候其實已經先在腦子裡作了翻譯，並不是原汁原味的台灣文學。阿土伯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人拿了一幅複製畫，炫耀他的畫技，別人說「看起來是不錯，可是我要看原作。」這個人說「我不曾畫過原作，只有複製畫。」別人說「嘐韶，那有這種事？」這個人說「真的，我說的是實話，因為我的名字叫『台灣作家』。」〈刊『台語文摘』革新一期，1992。原文是台語文，翻譯如上〉。關於這種情形，鍾肇政大師也感同身受，曾經撰文「寫作及翻譯？」〈一九九一聯合報，轉載於上刊頁二十一至二十三〉感嘆台灣鄉土文學作家的無奈，因此在作品「怒濤」中的對白中，完全反映了語言的實際，日語、閩南語、客語同時作為作品的一部份，而不是如過去的鄉土文學作家，把鄉土語言當成是加味的香料而已。同時，東方白的「浪淘沙」也採取同樣的手段。

這些作品都是企圖排除「寫作即翻譯」的困境，用人民的語言，如實地把人民的心聲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其創作策略比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踏進了一步，再一步就是純粹的台語文學了。大師如果可以忍受全口語對話的台灣文學，有什麼理由不能忍受純口語的台語文學呢？您是否認為台語只能為華文文學加料，沒有資格作為文學語言？果然如此，那麼您的理由何在？

華文作家的誤會與杞憂

中文作家反對台語文寫作不是今天才開始的，早在八○年代就有不少奇言怪論出現（如陳若曦、廖咸浩等，我與他們的論戰，收入拙作《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前衛，一九九二），大師的反對言論不免有些後知後覺了。當時反對者反對的理由歸納起來有三，一是從溝通功能出發，認為創作「方言文學」沒有市場，浪費了文學家的精力；二是認為台語文學是走向台獨的分裂主義文學；三是誤以為「台語文學」即閩南語文學，提倡「白語文學」是「以暴易暴」〈大部份是外省作家或客籍作家〉，如彭瑞金有言：「台語的困境是受迫害而來的，豈可搖身變為迫害者自我平反呢？」。不過就我所見，還沒有聽過有人把台語文說成「不倫不類」的無禮之言。

以上的理由其實都出於一種誤會與杞憂。先談政治杞憂問題。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大陸籍作家憂心鄉土文學有走向台灣獨立的危險。不能否認鄉土文學作家有支持台獨者，但事實上有不少作家是統派，陳映真就是一位代表；報載您在演講中大談「台灣中國同文同種，不應搞一邊一國」，可見對大師而言也是一種杞憂。台語文學家中有沒有台獨支持者呢？當然也有，但是作家選擇自己的政治信仰是他的自由，作家選擇什麼語言創作也是他的自由。不能因為作者中有人如何如何，就全盤否定整個文學。鄉土文學中文作家享受了四十年的正統地位，反過來以同樣的誤會與杞憂為理由，污蔑或壓制台語文學發展，這是「狼來了」的翻版，十分諷刺的歷史循環。

至於把台語文學解釋為閩南語文學，這更是一種故意扭曲。我只聽過「台語文學才是正牌的台灣文學」的話，從來沒有聽過台語文學作家中主張「台語文學不包括客語文學、原住民文學」、「只有閩南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的言論。原民會、客委會成立之後，原住民及客家的文化與文學所得到的補助與體制支持已經大大超過閩南語文化與文學。現在談這個問題已經過時了。

如果「兒子的大玩偶」用台語文書寫

最後討論台語文學的市場。我們不否認台語文學「小眾傳播」與「非主流」的困境，但我們也反對運用主流暴力壓制台語文學作家創作台語文學的權利及將台語文學發展為「大眾傳播」與「主流文學」的可能性。

作家選擇其創作語言與文字形式是他的基本人權。溪邊的小花，即使無人理睬，仍然有開花的權利。選擇把一生的精力投注在沒有市場的母語文學，不但是他的權利，也是值得尊敬的事。當年大師在創作鄉土小說時，有沒有想到有些話如「兒子的大玩偶」裡出現的「柴頭仔」（木頭）、「應得好」（答得好）可能造成閱讀的困難？可能被罵為「不倫不類」？如果您因而改用標準華語，大作會不會有相同的藝術效果？

這篇小說後來改編為電影，極端地採用純台語對話，比原文更令人感動。電影譯成十三億人都聽得懂的華語，它的藝術性肯定會大打折扣吧？我們設想，如果當初您創作「兒子的大玩偶」時採用純台語文寫作，而不是一開始就自己譯成中文，大作是不是會有更高的藝術性？電影把您的大作再翻譯回台語，有沒有失真？會不會像鄭良偉教授把大作翻譯成台語文一樣讓您失望？您如果一開始就用台語文創作，您的作品就是原作，沒有翻譯失真的問題。

從現實的觀點，用台語寫作，「兒子的大玩偶」也許會變成無人理睬的溪邊小花吧？您很聰明，並未這麼做而採用了中文創作，因而得到「鄉土文學大師」的尊號。但是現在有些人用純正的台語文寫作，不計較名位，只為了文學表現，他寫的小說，可能有些比「兒子的大玩偶」更傑出，卻沒有人注意。大師不但不關心、不鼓勵，反而罵他們「不倫不類」，這是甚麼心態？大師！文學家的可貴在反應真實的人生，迎合主流市場的文學創作能夠算是純文學嗎？不用純母語文創作可能出於大眾傳播的考量，也可能因為缺乏母語文創作的能力，這些都是可以理解與原諒的，但是無論什麼理由都不能作為詆毀母語文學的理由。

在文學史上，用人民的口語創作，寂寞了幾百年，甚至千年以上才得到正統地位的例子所在多有，中國的白話文學、韓國的諺文、日本的假名文學，千百年來都曾經在漢文的主流統治下屈居末流，近代以來卻紛紛升格為各國的文學主流。台語文學將來的命運如何，要看台灣各族人自己的努力或時勢的推移，如果它是沒有前途的語文，為什麼不讓他像西夏文一樣，在歷史上保留一些文獻，如果它是有希望的語文，豈可粗暴地否定它們成為主流文學的可能性？污辱了作家為非主流語文奮鬥的悲劇性情感？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台灣，還有這種反民主的思想，豈不可悲嗎？

何況，漢字書寫的閩南語文學從「荔鏡記」以來已經將近五百年，至今綿延不斷；白話字文學也有一百六十年的歷史；近年來又融合成一種十分有效的漢羅夾用的文字形式。至於客語、原住民語文學也有可觀的成績。否定閩南語文學的豐富、多元，否定台語文學之美，徒然表現其文學品味的狹隘罷了。

敬愛的鄉土文學大師，在五二四台語文事件沉靜了一陣子之後，期待您能夠溫習一下各國的白話文學史，嘗試去了解一下台語文學的歷史與現況，從文學本位的立場，重新思考台語文學應有的地位。當然，我更希望您不但是鄉土文學大師，也是未來的台語文學大師。

敬頌       文祺

洪惟仁敬上2011/6/18

黃蔣事件个風雨卡huê了後，台語文運動个老先覺洪惟仁(Ang Uijin)教授發表即篇理性、感性十足兼顧个大文章。伊个理性來自伊對台灣文學史、世界文學史个洞察反省，伊个感性來自伊看著老母个話語致癌欲死个毋甘佮哀疼。..潘科元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