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有一位經濟學家的意見，永遠值得聽取的話，那就是吳敬璉。」這是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評論，對中國當代經濟學宗師吳敬璉的推崇。

吳敬璉早年投入體制，中年推動市場經濟，晚年極力主張建立法治。從一名研究人員，一步一步蛻變為公共知識分子。也因此，除了在體制工作時，吳敬璉始終是頂著流俗，逆風飛行，因此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

吳敬璉最重要的「戰役」之一，是2000年3月，他認為當時漲翻天的網路股即將泡沫化，結果不幸言中。隔年，他直指中國股市監管存在諸多弊端，股市形同不公平的賭場，政府接著宣布嚴查弊端，市場暴跌，吳敬璉萬箭穿心。

但此時，吳敬璉對著指責他的人寫道：「當看到一些生活無著的下崗職工，拿著自己的微薄積蓄，無奈地投身極不規範的股市，而沒有別的出路的時候，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嗎？」 

曾經有一位記者寫下他的情操：「他的嘴對著領袖的耳朵，但他的腳站在人民的中間。」 這就是吳敬璉。

對大陸經濟現況，他認為中國貧富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腐敗，另一個是壟斷。這兩項，事實上都和政府公權力有關。中國這裡的壟斷，不是經濟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行政權力造成的。舉一個例子，企業五百強第一名的國有企業中國石油化工，公司負責人CEO陳同海，因巨額受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執行。陳同海的受賄金額高達人民幣1億9500萬元。他平均每天揮霍公司4萬元人民幣，還大言不慚地說：作為共和國的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 

腐敗和壟斷這兩個禍根確實都和行政權有關。 

當然，和計畫經濟下普遍貧窮的情況相比，市場經濟的收入差別會大一些。對於這種差別，政府也應該透過稅收和社會福利措施，來加以調節。但這並不是造成目前中國貧富差距懸殊的主因。 

按1997年中共十五大調整所有制結構和國有經濟布局，國有企業應當從一般性競爭部門退出。但因為改革不到位，就變成現在這樣，許多行業都是國有企業。 

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對民營企業比較開放。但在21世紀初期，一度十分興盛的民營企業經營環境，沒有以往那麼好。一個原因是行政管制加強。行政管制加強的一個主要原因，是2003年出現經濟過熱。2004年以後，又出現「左」的思想回潮，這些思想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太強大，威脅到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於是1990年代中期以後，「國退民進」的大趨勢發生逆轉。 

貧富分化的加劇，還使改革前的舊體制支持者有機可乘，他們刻意轉移目標，把民眾對腐敗的憎惡和仇恨，轉移到一般富人身上，用「仇富」的極左符號取代「仇腐」的正當要求。把貧富分化，說成是因為市場經濟、鄧小平的政策造成。 

要解決中國目前貧富懸殊的問題，他認為:第一是反壟斷要從土地部門做起。第二要打腐敗，避免行政干預。

為何要反壟斷? 從經濟上說，政府不應該有太多權力，也不該掌握太多資源。例如各級政府可以用很低的價格把農民的土地收到自己手中，據估計，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靠土地，相當於從農民手裡得到20到30萬億（兆）的收入。土地原本在農民手裡，理論上是「村」集體所有，但政府用很低的價格從農民那裡收來。因為村長是政府派任，各級政府很容易取得土地。這樣的土地作價很低，但賣價很高，或者私相授受。賣出的地價，可能是付給農民補償的幾十倍，但還是遠低於市價。 

這樣一來，不但地方政府的財政變成了「土地財政」，而且發生貪汙案件最多的，就是涉及土地的部門。有的省的建設廳長，真是「前仆後繼」，一個剛被抓了，第二個又來，就是因為它的工作和土地有關。

為何要打腐敗? 打腐敗 應避免行政干預;政府不該干預微觀經濟。例如註冊成立一個企業，要經過太多行政單位核准。比較研究當註冊成立一個企業，在西方國家需要多少時間，和在中國需要多少時間。我們這裡，一般都需要蓋上百個圖章，幾乎蓋每個章都需要「打點」。(打點就是賄賂)

腐敗，在經濟學上的解釋，是一種「尋租」(rent-seeking)活動，要改變它，就是從根本挖掉尋租活動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行政權對經濟的干預，而且商品價格要放開。 

吳敬璉所言一針見血。有許多政府的作為確實違反聖經所言，上帝託付祂的子民治理全地的原則，包括第三世界國家，回教國家，北韓，以及中國。至於台灣呢?疊床架屋的利益共同體確實存在，藍與綠從高層帶頭都難避免。台灣那麼多無理頭案一擱那麼久，真的辦不下去嗎?被鬥臭的兩蔣都沒造成台灣今天的貧富懸殊!小馬哥如要在史冊上留名，必要找對題目下對藥好好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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