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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研究團體的世界觀不僅可以從他們關注的事物推斷，還可以從他們關注的地方推斷出來。進步研究放在優先位置的往往是美國等富裕民主國家的技術前沿增長，而不是使窮國變得更富裕的追趕型增長。
假設你是一位普通的美國人，生活在1870年的鄉下農場：如果你是男人，可能從十幾歲就開始畢生從事的體力勞動，直到殘疾或死亡；如果你是女性，則會把時間花在勞動密集的家務上。如果你是黑人或其他少數族裔，你的生活就更艱難。
你與世隔絶，沒有電話，也沒有郵政服務，當夜幕降臨，你只能點燃蠟燭，廁所在戶外。
有一天，你睡著了，醒來發現自己身處1940年。生活完全不同。你的家是「基礎設施網絡」的一部分——有電、煤氣、電話、水和下水道。你驚嘆於新的娛樂方式，比如留聲機、收音機和電影。帝國大廈聳立在紐約天際線上，周圍是其他不可思議的高樓大廈。你可能有一輛車，即使沒有，也遇到過有車的人。你遇到的一些最富有的人甚至坐過飛機。
經濟歷史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2016年出版的《美國增長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書中記錄了這些轉變，轉變的出現要歸功於1870年至1970年間經濟異常高速增長的「特殊世紀」。
這不僅僅是美國的故事——工業化國家在20世紀初經歷了令人眼花繚亂的轉變。
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世界進步的速度都是緩慢的。文明起起落落。人們積累財富，也揮霍財富。世界上幾乎每個人都生活在我們現在所說的極度貧困中。數千年來，全球財富——至少以最佳估計值而言——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但從150-200年前開始，一切都變了。
世界經濟突然開始呈指數級增長。全球預期壽命從不足30歲上升到70多歲。識字率、極度貧困、嬰兒死亡率，甚至身高都以類似的方式顯著提高。或許並非所有人的經歷都是積極的，利益分配也並不平等，但從很多方面來看，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已經改變了數十億人的生活方式。
如何解釋相對財富和技術力量的突然激增？如果增長放緩或停滯會發生什麼？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能做些什麼嗎？
這些都是「進步研究」的關鍵問題；這門學科是一種新生的學術領域和知識運動，旨在剖析人類進步的原因，以便更好地推動人類進步。
這個領域由一位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和一位億萬富翁企業家創立，他們傾向於用科學或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來定義進步——他們的想法和信仰並非沒有受到批評。進步研究運動相信什麼？他們希望看到未來發生什麼？
「進步研究」
要理解進步研究運動，首先要理解它的恐懼。在過去的幾年裡，一些研究人員和經濟學家擔心，科技進步可能正在放緩，他們擔心這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
為了更具體地說明這一點，戈登邀請讀者反思20世紀中後期到21世紀20年代之間的進步速度。想象一下，作為前文所述的那個普通美國人，你在1940年醒來後又再小睡，第二次醒來時已經是21世紀20年代了。
現在，冰箱裡有了冰櫃，新出現的微波爐可以重新加熱剩菜，空調使你精神煥發。你現在更有可能擁有一輛車，而且車子更安全，更容易駕駛。你有電腦、電視和智能手機。
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發明，有些看起來像魔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會意識到，你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像1940年醒來時發生那麼大的變化。
戈登聲稱，1870年至1970年美國發生的驚人變化是建立在變革性的、僅此一次的創新之上，因此，美國人不能指望很快恢復類似水平的增長。他寫道，值得注意的「不是增長在放緩，而是在這麼長時間內持續迅速增長」。在戈登看來，經濟增長放緩不是任何人的錯：「1970年之後，美國經濟增長放緩，不是因為發明家失去了靈感或缺乏新想法，而是因為當時現代生活水平的基本要素已經在很多方面實現了。」
戈登的觀點建立在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2011年出版的《大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一書所說的那個恐懼之上。考恩同樣認為，美國吃掉了大部分「低垂的果實」，這些果實使美國收入中數持續增長，但美國不能指望像過去那樣增長。
那麼，所有容易到手的果實都沒了嗎？「創意」越來越難找到了嗎？一些來自史丹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在2020年一篇論文中提出了這個問題。
他們發現，研究和開發工作顯著增加，但每個研究人員的生產率下降了。換句話說，我們付出的時間和金錢換來的東西越來越少，而且，少了很多。他們估計，每一次技術進步翻倍所需投入的研究努力是之前翻倍的四倍。
為什麼？來自進步研究陣營的一些人指出，資助研發一方的僵化的官僚主義吞噬了研究人員近一半的時間，並產生了不正當的激勵。這可能部分解釋了下降的原因，但論文作者發現，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研發界的效率下降了40多倍。美國科學資助的效率下降了這麼多，這合理嗎？
兩位作者更傾向於贊同戈登和考恩的「易得果實」論點：我們找到了容易發現的事物，現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剩餘的事物上。例如，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專利局工作時的見解，或瑪麗・居里（Marie Curie）在簡陋實驗室中解鎖的見解，與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或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等數十億美元的巨型項目進行比較。
我們通過增加用於研發的人口比例，部分彌補了這種生產率下降，但這肯定不能永遠持續下去。全球人口增長可能有所幫助，但預計這一增長將放緩，並在本世紀末前逆轉。人工智能（AI）也有可能幫助扭轉這種衰退，甚至開創爆炸性增長的新時代，但一些研究人員擔心，超級智能AI可能會帶來其他風險，損害進步，甚至更糟。
有關停滯的假設並沒有被普遍接受。創意可以被組合、再組合，創造出新的創新組合，這種效果可以對抗人們對唾手可得的果實之饑渴。一些人指出，如果以不同的方式衡量研發活動的生產力和效益，情況會樂觀得多。
儘管如此，進步研究陣營中許多人的主要動機是對停滯的恐懼。但與戈登不同的是，他們對自己改變現狀的能力持樂觀態度——這讓我們看到了進步研究運動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進步研究的起源
2016年左右，考恩突然收到了一封來自愛爾蘭億萬富翁帕特里克・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的電子郵件，科里森對他的書《大停滯》很感興趣。幾年前，科里森是在線支付公司Stripe的聯合創始人，現在他想談談更大的問題。兩人在舊金山共進幾次晚餐，聊得很投緣。
考恩和科里森對諮詢的胃口都極大。科里森在他的個人網站上發布了近800冊藏書（他承認只讀過一半）。考恩無情地搜羅書籍中包含的訊息價值，隨之將它們拋棄——有時僅僅五分鐘，這種做法可能會讓一些完成主義者不寒而栗。
考恩生產的訊息幾乎和他消費的訊息一樣多。這位60歲的經濟學家撰寫了近20本書、40篇論文、六年的彭博專欄、150多集的Podcast，以及近20年來在他廣受歡迎的經濟學博客「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上發表的博客文章。在談話時考恩的聲音沙啞，因為他為宣傳自己的新書而進行了馬拉松式的採訪。2020年，考恩在100位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中排名第17位。
科里森比他年輕近30歲，經營著全球市值第四高的私營創業公司。他寫的文章較少，但仍有時間發布一些文章，涉及空氣污染、文化、增長、硅谷歷史等話題，當然還有關於進步的話題。在線支付公司Stripe估值近1000億美元（830億英鎊／950億歐元），意味著科里森的淨資產超過110億美元（90億英鎊／105億歐元）。這家公司將硅谷初創公司改變世界的豪言壯語和基礎設施公司平凡而有能力的管道建設結合在一起。
在兩人的會面中，考恩告訴我，「我們都在談論這些，我們有著共同的想法，不知何故想出了一個概念。」因此，2019年他們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合著了一篇文章，提出「一種新的進步科學」的主張。
「沒有一個基礎廣泛的知識運動專注於理解進步的動力，或針對加速進步的更深層次目標。我們認為，應該有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他們寫道。「我們建議成立『進步研究』這一學科。」
他們的文章招致批評。古典主義者艾米・皮斯頓（Amy Pistone）在推特上說，這只是硅谷重新發明輪子的又一個例子（在這個例子中，發明出來的是人文學科）。歷史學家莫妮卡・布萊克（Monica Black）在推特上表示，他們忽視了「進步」的危害，這個詞的主觀性意味著它折射了提出這個概念的人的偏見。
哲學教授香農・迪阿（Shannon Dea）和歷史學教授泰德・麥考密克（Ted McCormick）寫道：「『進步』是一種對人類努力前進的客觀而有趣的說法，而不是一種自然之善或神聖的禮物。它需要批判性的評估，而不是盲目的熱情。」
但進步研究在考恩的才智和科里森的財富之間停滯不前。他們認為，與過去的學術領域不同，進步研究應該以行動為目標。他們寫道，「它更接近醫學而不是生物學：目標是治療，而不僅僅是理解」。
進步研究相信什麼
自從考恩和科里森開創這一領域以來，人們已經詳細闡述了進步研究可能是什麼情況，以及它的核心原則。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企業家傑森・克勞福德（Jason Crawford）。他在「進步研究」這個詞出現之前就一直在寫有關進步的文章。他的博客「進步的根源」（Roots of Progress）探討了科技發展的例子，比如為什麼內燃比蒸汽更有效。他還對為什麼進步研究是一種「道德義務」，以及為什麼人們比祖先更「聰明、富有和自由」等觀點發表了看法。
克勞福德試圖將進步研究的意義系統化。他認為，該運動有三個前提是正確的。首先，這一進展是真實的。在過去200年左右時間裡，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有些事情顯然非常正確」。第二，進步帶來的好處是用人文主義的術語來定義的：「幫助我們過上更好的生活：更長壽、更健康、更快樂的生活；讓生活中有更多選擇和機會；讓我們茁壯成長的生活。」最後，社會有能力加速或減緩它：「持續的進步是可能的，但不能保證。」
被這樣描述時，進步研究的信念似乎變得廣泛，幾乎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罩在它的大傘下。畢竟，許多運動都聲稱支持改善人類福祉。
那麼，進步研究到底支持什麼，反對什麼？雖然還處於早期階段，但已經出現了一些共同的主題。
首先，進步研究並不想要一個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世界。正如克勞福德所寫的：「人文主義說，當改善人類生活需要改變環境時，人性在道德上優先於自然。」
其次，它並不一定想要一個減少不平等的世界，更願意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把餅做大」上面，而不是去談如何分配。
最後，它也不太關心那些阻礙（它所設想的）進步的社會規範——即使是所有文化都共享的社會規範。例如，研究人員阿里亞・巴布（Aria Babu）最近在《進展中的工作》（Works in Progress）雜誌上提出了一個通過人造子宮研發來結束懷孕這一繁重常態的設想。
雖然克勞福德和進步研究團體的其他領軍人物小心翼翼地在他們對進步的定義中加入了諸如道德進步這樣比較含糊的東西，但實際上，組成這個團體的成員和寫作者幾乎完全專注於物質進步，比如促進經濟增長、改善和加速科學研究、增加住房供應和移民（特別是「高技能」移民）。
進步研究團體的世界觀不僅可以從他們關注的事物推斷，還可以從他們關注的地方推斷出來。進步研究放在優先位置的往往是美國等富裕民主國家的技術前沿增長，而不是使窮國變得更富裕的追趕型增長。
這似乎與該運動對增長停滯和人類繁榮的擔憂相矛盾：畢竟，世界上大多數最貧窮的人生活在無法增長的經濟體中。到目前為止，對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巨大經濟增長該運動也相對不太感興趣，即使中國的經濟增長讓八億人擺脫了貧困（但值得讚揚的是，考恩把更好地了解中國的增長作為了一項優先任務）。
典型的進步論追隨者目前住在舊金山灣區，可能在科技行業工作（Slack在舊金山灣區的進步研討會會員數量是其他城市的三倍）。投資者彼得・蒂爾（Peter Thiel）曾有一句名言：「我們想要飛行汽車，結果卻得到了140個字符」，這些人的影響力在這些社區中非常重要。
考慮到這一點，進步研究團體對科研撥款的變革，比深入研究發展經濟學文獻中關於為什麼一些國家仍然貧窮的內容更感興趣，也許就不足為奇了。
進步研究團體的兩位主要學者，克勞福德和考恩，分別崇尚客觀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傳統。
在「安・蘭德研討會」（AynRandCon）的一個小組討論會上，克勞福德將進步研究描述為接近客觀主義的哲學體系，這是20世紀哲學家安・蘭德（Ayn Rand）在小說中概述的哲學體系。客觀主義認為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人生應有的道德目標，提倡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克勞福德還希望，進步研究將導致「以進步和增長為框架的政治辯論，而不是主要或專門以再分配為框架」。
克勞福德和考恩對於通過進步來鼓勵幸福也有特定的觀點。不是追求快樂——也不是追求可以量化的「生活滿意度」指標——相反，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提高「人均GDP」。
考恩在2018年出版的《頑固的依戀》（ Stubborn Attachments）一書中指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應該是世界文明的北極星。正如進步研究人員經常指出的那樣，人均GDP與他們認為可取的各種事物呈正相關，比如消費、休閒、長壽，甚至道德進步。
這一說法忽略了一點，即人均GDP一直是政府的目標。正如批評人士經常指出的那樣，它還與不太理想的變化有關，比如化石燃料和肉類消費量的增加。
此外，雖然人均GDP一開始確實與自我報告的幸福感有關，但在全球和國家內部，隨著國家變得更富有，平均幸福感水平一直保持不變。
總之，進步研究為進步部署了一種框架和語言，似乎是全球性的，包羅萬象的，但在實踐中，它由一套特定的社會和政治世界觀支撐。這只是進步的一個概念，也是人類繁榮的一個概念。
進步和風險
進步研究團體的另一個基本信念是，技術進步越快越好。但如果不是呢？
人類在自然滅絶的威脅下生存了數十萬年，直到1945年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之後，理論上才獲得了終結人類這個物種的能力——原子彈及核戰爭所造成的空前破壞突顯了進步的陰暗面。
霍爾頓・卡爾諾夫斯基（Holden Karnofsky）領導的開放慈善基金會（Open Philanthropy）著眼於改善長期未來的工作。他認為，總的來說，在近代歷史上，技術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好，但他「未必認為這也適用於未來」。他擔心，加速技術發展可能會增加災難發生的風險，這些災難將徹底摧毀人類或使人類永久癱瘓（存在風險）。
卡爾諾夫斯基指出，暴力致死率實際上隨著國家權力的崛起和技術的進步而上升，「可以這樣說，事情沒有好轉，我們看到的是，很多壞事正在聚集而成概率較小的、罕見的、但非常糟糕的事件。」（據他統計，20世紀是過去2500年裡第三血腥的世紀。）
卡爾諾夫斯基希望進步研究團體質疑它的一個基本前提。他說，重要的是要質問，「我們想要更多的科學和技術進步嗎？我們想要什麼樣的進步？」（他從進步團體看到了對這些問題的大量參與，這讓他感到鼓舞。）
克勞福德試圖找到進步和它帶來的風險之間的徵結。他寫道：「我的看法是，技術進步基本是好的，但我們應該警惕壞的後果，並應對特定的風險。」克勞福德將人類比作公路旅行中的乘客，「一輛汽車在進步的高速公路上行駛」，他假設存在風險研究人員認為，「汽車失去了控制，我們需要更好地把握方向盤」。
他還說：「在我們能更好地轉向之前，不應該加速，甚至為了避免撞車而減速。」另一方面，進步研究認為，「我們已經在減速了，所以希望把重點放在重新加速上」。
「當然，我們可能也需要更好的轉向系統，但這是次要的，」他說。
這種哲學上的差異具有實際意義。以生物技術為例，它或許是近期存在風險的最主要來源。
生物技術的進步，比如DNA合成成本的直線下降，使得疾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傳播和致命。許多進步陣營的研究人員傾向於通過改革資助模式和放鬆對研究人員的限制，指出我們的新知識可以治癒哪些疾病，從而全面加速生物技術研究。
但這一領域快速發展的成果也可能有利於不良行為者，或增加災難性事故的風險。
以風險為導向的生物技術方法，比如由開放慈善基金會資助的那些方法，首先關注的是發展防禦能力，比如可以檢測新病原體或更好的PPE的測試。或者考慮以進步為重點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這與環保主義運動有很大的不同。
克勞福德認為，「一些十分先進的納米技術賦予了我們一些根本性的能力，比如改造地球的能力，氣候變化將不再是問題。我們只要控制氣候就行了。」然而，直到有人提出質疑，他才承認這項技術增加的風險可能大於它減輕的風險。
這種交流揭示了一些關於直覺的重要事情，這些直覺是在進步研究社區中許多思考的基礎。企業家傾向於採取行動。一項新技術的潛在好處主導了對不良行為者潛在目的的考量。對錯過的恐懼壓倒了對失去一切的恐懼。
克勞福德認為安全是一個重要的優先事項，也是進步的核心部分。但是，他承認，有關安全和風險的想法最終是被附加到進步研究中，而不是嵌入到它的DNA中。
未來的研究進展
在《大西洋月刊》的宣言中，考恩和科里森巧妙地引用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名言：「哲學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關鍵是要改變它。」
因此，儘管已進步命名，他們並不滿足於僅僅研究進步；他們希望有行動。（考恩說，馬克思「癡迷於進步研究」。）
2022年2月，克勞福德概要描繪了他對未來10年進步運動蓬勃發展的設想。他希望進步研究被視為一個有價值的跨學科領域，納入世界上每一所高中的進步研究課程。
克勞福德認為進步研究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運動。他告訴我：「我認為需要的變革是在更深層次的哲學層面上。」
最終，進步社區希望追隨者相信他們可以做得更好。多個消息來源在我們的討論中轉述了「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這一口號。對克勞福德來說，那個世界的願景激勵著他：「我希望人類重拾自尊和野心，象徵性地、實實在在地去觸摸星星。我想讓人類夢想坐上飛行汽車、聚變能源、納米技術製造、地球化行星、探索星系。
所以這不僅僅是政策問題，而是人們對人性和我們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基本態度問題。」
再回到前文所述的那個普通美國人，如果你再睡70年，克勞福德的世界會等著你嗎？你會過上更幸福、更豐富的生活嗎？也許是，但你是否認為這是一種進步，則取決於你如何定義進步。
本文經《BBC News 中文》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