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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04 08:24:17瀏覽742｜回應4｜推薦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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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世紀 開創與超越／李登輝憲改遺產與民主衰退 2020-08-01 23:26 聯合報 / 周陽山／文化大學國家發展暨大陸所教授 https://udn.com/news/story/7339/4748684 一九九○年七月，李登輝總統主持國是會議，商討憲改問題，達成了由國民大會負責的「一機關、兩階段」修憲共識。自此開展了長達十年的憲改工程，政府體制與民主制衡機制丕變，民主化也發生了重大轉折。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二日，第一階段修憲完成，通過修憲條文十條。根據其前言，「為因應國家統一之需要」，增修憲法條文。其中規定，國大代表三二五席、立委一六一席及監委五十二席。另外，還規定總統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得設人事行政局，使這三個原本違憲機關，取得合憲地位。 一九九一年底，第二屆國代選出後，著手第二階段憲改，並於九二年五月廿七日，完成了後續八條修憲條文。原先由監察院行使的同意權，包括司法院和考試院高層人事，均改為由總統提名，經國大同意後任命。另外，新增國大集會時「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第二階段修憲中另一項重要變革，是總統由「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任期改為四年一任，連選得連任一次。但若係罷免，則由國民大會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經過兩階段修憲，改革任務本應告一終結。但此時修憲卻如同脫韁野馬，難以扼止！由於朝野間對於憲改方向缺乏共識，到底採總統制或議會內閣制也出現分歧，許多增修條文很快即已失效。於是，國大決定乾脆將前兩階段條文全部取消，從頭起算！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公布第三階段修憲條文共十條。其中規定國大設議長、副議長；成為每年集會常設機關。另外，由總統提名、經國大或立法院同意任免命令，也無須行政院長副署，總統掌控著重要人事權。再者，立委增加至一六四席，監委則定額為廿九席。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在逾千位法政學者反對下，國民大會完成由李登輝主導的第四次修憲。原先「議會內閣制」變成「半總統制」，或稱「改良式雙首長混合制」；就此取消立法院對行政院長同意權，改為由總統直接任命。而行政院長副署權，也大幅度萎縮。立委名額又再次調整，改為二二五席，司法院大法官亦改為定額十五席，任期八年，且不得連任。 第四次修憲另一項爭議，是取消省長和省議員民選，這是民主化過程中參政權的萎縮。在省長一職取消後，省府「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席，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這正是從精省走向凍省的開端。 但是，國大修憲轉輪卻不聽使喚，也不肯停歇！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國大勉強通過第五階段修憲，將自身任期延長達兩年之久，公然違背不得自肥原則。結果被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裁定，違背憲政民主與程序正當原則，應屬無效！ 此時，李登輝的總統任期即將結束。在大選中慘敗的國民黨，深恐新成立的親民黨會在原定四月廿九日國大選舉中迅速成長，乃決定與敵對民進黨合作，盡速完成第六次修憲，立刻將國民大會虛級化！而國大任期也確定在李登輝去職當日五月十九日終止。這也就是延任未成，國大自宮，與李總統同日引退。 由此看來，李登輝的憲改工程，是運用國大修憲，為總統擴權，進而取消閣揆的同意權。自此，行政院長從權責相符的最高行政首長，降格為替總統分憂的僚屬。過去廿三年來，行政院長一共換了十六位，任職期間太短，平均還不到一年半；結果造成政府功能衰退，政策難以貫徹，老百姓同受其苦，這正是民主化的逆退和台灣人的悲哀！ ********* 難能可貴地讀到一篇有原則、真正關懷我島前途的省思文章 這位杜教授的回憶文字，我想特別值得年輕的朋友們，藉此進一步理解我們社會發展的史實。。。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杜震華 20 小時 · 李登輝 與 亞太營運中心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當時38歲，拿博士後剛從中研院轉到台大，目睹全球經濟整合方興未艾，連美國都找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諮商貿易協定來擴大腹地，更別說東南亞國協已經啟動自由貿易區，能掌握大陸腹地當然是台灣絕佳的機會，否則國際競爭力會日益減損。 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我從商品由研發設計、製造、到行銷運輸，乃至於利潤管理的四個流程 研究四類型中心所需的競爭條件，詳細比較台灣和新港的差異，提出問題所在和所需改進的項目，包括高雄港的碼頭作業落後於新加坡一倍，每年的旺季貨輪排隊進港狀況，蔚為世界奇觀，需藉由民營化來提高效率。顧及這是國家重要的發展研究和規劃，研究的壓力極大，可說是日以繼夜地進行研究，也因此染上了煙癮。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他們看了我們的第一期研究後，讚嘆那是一份用數據分析問題的經典之作，但認為可以更聚焦在幾個中心的發展上。1995年初，行政院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連在野陣營的民進黨都深感興趣，找到我去民黨中國事務部演說， 包括許信良、沈富雄、邱義仁、陳師孟等高階領導都來聆聽，會中沒人質疑這是否要出賣台灣。無論藍綠，有智慧者都知道這是台灣的關鍵計畫 ，不應輕率質疑是在賣不賣台，和今天非常不同。邱義仁秘書長還詢問我是否願意加入民黨，出任不分區立委，我則笑而未答。 但除了製造中心以外，這一切多少都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我們沒有人會認為這個計畫沒有風險，也無人認為北京對台灣沒有野心，但連以色列在中東戰爭時也會出售武器給阿拉伯國家，來增加國家資源以強化國防，只是出售的軍火是低階的，發展的武器是高階的。與虎不見得不能謀皮，需要的是智慧和謹慎，但如果不試，不是甚麼都沒有。北京要的是一中名份，台灣要的是發展，國家強了，未來不是更有餘裕應對一以小事大以智 ，不是嗎？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李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雖然，我已經戒掉了持續五年的菸癮。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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