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白玫瑰行動

漢斯兄妹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基於他們的基督信仰，他們所服從的不是地上的國，乃是天上的國

 作者: 老九

 "今天陽光普照，可是我卻得走了。"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德國慕尼黑。二十五歲的漢斯索爾和他的妹妹、二十二歲的蘇菲索爾被納粹"人民法庭"判處死刑，而且以最殘暴的方式執行——斬首。

納粹當局如此急於消滅他們的肉體，可見他們的精神對納粹政權造成了何等巨大的打擊。漢斯和蘇菲兩兄妹是"白玫瑰"小組的核心成員。希特勒上臺之際曾經得意洋洋地宣稱："你們作為少男少女站在了這個新的德國一邊。你們對你們的德國忠貞不渝。當你們晚年回憶這一切時，你們將得到今天沒有人能夠給予你們的報答。"確實，"德國"是一個流光溢彩的詞彙，"元首"更是一種高不可攀的象徵，當抽象的"德國"化身為具體的"元首"的時候，整整兩代德國人都成了納粹的炮灰。然而，讓希特勒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雖然法西斯主義的宣傳教育如同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還是有一小群德國大學生具有"免疫力"，他們將"打倒希特勒"的標語寫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街道上，將"白玫瑰"傳單在大學裡四處散發。在納粹的發源地居然發生明目張膽的反納粹事件，怎能不讓獨裁者心驚肉跳呢？
 

於是，蓋世太保迅速行動起來，沒有什麼秘密是他們不能偵破的。漢斯、蘇菲兄妹以及他們的導師胡伯教授等人相繼被捕。經過"人民法庭"匆匆忙忙的審判之後，他們被以"叛國罪"處死。他們沒能制止戰爭的巨輪，也沒能改變歷史的方向。他們所進行的非暴力不抵抗活動，他們對真相的揭示與講述，仿佛牛犢頂橡樹一般，註定了是失敗的命運。但是，對於德意志民族來說，有或者沒有這樣一群公民的存在，其未來絕對是不一樣的：如果沒有這樣一群人，便表明這個民族已經完全沉淪，再也沒有復興的希望；但如果有過這樣一群人，便表明這個民族還有追求真理的成員，這個民族的再生必定以這些最優秀的公民不死的精神為土壤，正如德國文豪湯瑪斯·曼所說："正直而勇敢的人們！你們絕對沒有無謂地犧牲，你們也永遠不會被世人所遺忘。"   

"納粹雖然在德國為骯髒的暴徒和卑劣的殺手樹立了無數的紀念碑，可是一場德國革命，一場真正的革命將把它們悉數拆除，你們的名字將在它們的原址上永垂不朽。雖然這場革命還沒有降臨到德國和歐洲，可是你們已經預見了它的來臨，並且把它宣示了出來：’一個代表著自由和榮譽的新信念之曙光已經出現於天際。’"

也正像英國首相邱吉爾所讚美的那樣："在整個德國曾經存在著反抗運動，其成員可厠身於人類政治史上最高貴偉大人物之林而無愧。這些人在沒有國內外支援的情況下獨立奮鬥，而推動他們的力量僅來自於良心上的不安。"那個時代，有多少德國人因為"愛國"而關閉了他們良心的觸角？而對於漢斯兄妹來說，愛國也就意味著愛那些集中營裡的猶太人，愛那些焚屍爐中的殘疾人，愛那些被"國家"所掃除和消滅的人。

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裡，並非所有德國人都停止了思想。當許多同齡人興高采烈地為希特勒勾勒的"第三帝國"的遠景而走上前線的時候，當海德格爾等哲人紛紛臣服於納粹政權的時候，漢斯在日記中對沉睡的德國知識界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詰問和責備："’人為思想而生’，這是巴斯卡說過的話；’為思想而生’，敬愛的學者們，這是我用來指責你們的話。你會感覺驚訝，心靈的代言人！非理性就是你在此絕望時刻所服務的物件。……你的心靈已經枯槁，因為你不想聽見它的呼喚。你心裡所想的，只是如何把機關槍改造得盡善盡美。可是打從青年時代開始，你就壓抑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那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將把我們帶向何方？"是啊，雖然人人都蒙著"愛國"的遮羞布，但誰是沒有罪的人呢？誰將希特勒送上獨裁者的位置？誰不遺餘力地幫助納粹生產武器？誰將省吃儉用的儲蓄"無私"地奉獻給納粹軍隊？誰在報紙上和課堂上為元首鼓與吹？誰一邊殺人一邊聽巴赫的音樂？ 

納粹的支持者絕對不是真正的愛國者，"白玫瑰"的成員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對於他們來說，祖國"是"什麼呢？祖國是由馬丁·路德、貝多芬和歌德們的身影組成的，祖國是歷史與文化，也是自然與泥土，更是農夫與工人；那麼，祖國又"不是"什麼呢？祖國不是希特勒與戈培爾，不是法西斯主義，不是黨衛軍與集中營。獨裁者將"愛國主義"當作一味屢試不爽的催眠劑，"帝國的利益"遂成為最高的、不容置疑的價值。而漢斯兄妹從德國的歷史傳統中尋找精神資源，並嘗試以此為根基重建一個充滿愛和公義的德國。在"白玫瑰"的傳單上，他們多次引用德國詩人席勒的名言："為了國家的利益，一切都可以拿來做為犧牲品，可是那些把國家當作自己工具的人，卻不必受此待遇。國家從來就不是目的，惟有當它成為讓人類實現目標的條件時，它才具有重要性。人類的目標不外是提升所有個人的力量，來促成進步。如果有任何國家體制阻撓個人內在力量的發揮、妨礙思想的進步，即使他的思慮再細密、結構再完備，它還是無用的和有害的。"

漢斯兄妹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基於他們的基督信仰，他們所服從的不是地上的國，乃是天上的國，因為地上的國並不具備絕對的價值，倘若這國不能懲惡揚善，這國便不值得為之獻身。基督徒既是地上的公民，更是天國的公民。因此，白玫瑰小組在傳單中宣稱："國家的基礎是正義；每個人的福祉就是國家的最高法則。國家應該成為上帝所創造秩序之類比，而各烏托邦之中最崇高的’上帝之城’就是每個國家的榜樣，必須努力朝著這個方向邁進。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擁有一個有益而且正義的國家，把它用來維護個人的自由及全體國民的福祉。其原因是人類應當遵循上帝的旨意，成為共同生活中的自由獨立個體，獨立而積極地去追尋在世上的幸福。"職是之故，愛國是一種不能被納粹壟斷的情感，以愛國的名義去殺戮猶太人、去侵佔他人的家園、去消滅殘疾人、去壓制一切不同的意見，不是愛國，乃是害國。所以，反抗納粹才是真正的愛國者不容推卸的使命。 

年輕的漢斯兄妹在獄中和法庭上鎮定自若的表現，讓那些見多識廣、心如鐵石的蓋世太保也為之折服。負責此案的慕尼黑蓋世太保刑事組長羅伯特·蓋爾，在戰後回憶說："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感於他們的人格和崇高理想，也都樂意在可能範圍內儘量給予援手。"當時，蓋爾的一名同事悄悄地對他說："在漢斯身上我看見了一位真正的知識份子，他豐富的內涵在我看來是難得一見的現象。"蓋世太保們將漢斯看作是"一位我們將來需要的民族領袖"，"像他那樣的人被處決，那是多麼可怕的事情！"他們希望可以挽救這對兄妹的生命，但這對兄妹斷然拒絕了簽署悔罪書的建議。漢斯和蘇菲說："當一個偉大民族的命運懸於一髮時，再艱苦的努力都值得一試，再大的犧牲也令人甘之如飴。"

蘇菲是一位美麗的女孩，我認為，電影《白玫瑰》中的那個漂亮的演員，仍然沒有照片上的蘇菲美麗。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蘇菲與父母見了一面。母親注意到，女兒的皮膚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晶瑩剔透，嘴唇也特別紅潤，充滿了光澤。"現在你再也不會走進家門了。"母親哀傷地說。"媽媽，只不過少活了幾年而已！"女兒自信地回答說。母親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在即將失去兩個孩子的沉重打擊面前，她依然堅強地站立著，對女兒說："蘇菲，信耶穌得永生！"蘇菲以嚴肅而堅決的口吻回答說："對的，你也一樣！"然後邁著冷靜沉穩的腳步離開了。蘇菲在斷頭臺上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劊子手甚至表示："我從來就沒有看過有人是這樣去死的！"

當獄中牧師卡爾·阿爾特博士來到漢斯的牢房中的時候，特別問漢斯說，他的心中是否已不再充滿憤怒與怨恨，是否即使對告發人及法官也是如此？漢斯果決地回答說："是的，我們絕不可以暴易暴，對我而言，一切的憤恨都已經煙消雲散了。"於是，牧師為漢斯朗讀了聖經《詩篇》第九十篇和《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

"愛 是 恆 久 忍 耐 、 又有 恩 慈、愛 是 不 嫉 妒、愛 是 不 自 誇 ． 不 張 狂 ．不 作 害 羞 的 事、不 求 自 己 的 益 處、不 輕 易 發 怒、不 計 算 人 的 惡、不 喜 歡 不 義、只 喜 歡 真 理、凡 事 包 容、凡 事 相 信、凡 事 盼 望、凡 事 忍 耐 、愛是永不止息。"

這些句子讓臨刑前的囚室化為上帝神聖的殿堂。阿爾特博士回憶說："我們仿佛聽見了上帝派來之天使拍動翅膀的聲音，準備把這位上帝之子已經平息怒氣的靈魂，向上引導至永恆的聖殿。"

對漢斯和蘇菲來說，死亡即意味著永生，那一瞬間並不是悲慘的結束，乃是榮耀的開端。

對德國來說，戰後在廢墟中的道德與倫理的重建，便是由白玫瑰小組的成員們奠定了第一塊堅實的基石。    

既然是先知，就得孤軍奮戰。當漢斯、蘇菲兄妹遇難的時候，德國的教會並沒有支持和肯定他們，他們像神學家朋霍費爾一樣，宛如幾顆孤獨的星辰，寂寥地劃過天幕。多年之後，漢斯和蘇菲的姐姐英格女士在她編寫《白玫瑰：一九四三》一書中指出，漢斯和蘇菲之所以選擇抗爭之路，"基督教義的重新發掘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他們在發展自己的政治自主性的時候，同時也完成了對基督教義的認知。在那些年代，教會的主導地位正因當初與國家社會主義的結盟而陷入困境；但不可勝數的基督徒已經走入地下，其中有些人甚至參加了反抗運動。他們的屹立不倒、堅定不移和自我意識都發揮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與之相似，林昭殉道的時候也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安慰，那個時代很少有人意識到"紅太陽"原來是"毒太陽"。而死後林昭則繼續成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直到今天，在中國教會內部以及在知識份子群體之中，林昭仍然被"故意"地遺忘，林昭仍然需要被"普及"。

是的，他們不是背後帶著神光圈的英雄。漢斯、蘇菲和林昭，他們知道，愛國必須服從於愛真理，若能讓祖國成為真理之國，他們願意付出生命的代價。他們不是思想家，他們只不過是站出來維護最基本的事物，維護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自由施展抱負的權利和生活上的自由。英格女士平靜如水地寫道："他們想要的，只不過是像你我這樣的人們，能夠生活在一個人性化的世界之中。……他們的偉大之處，或許正在於不顧自己的安危，為簡單的事物挺身而出；或許這正在於他們有力量和勇氣，至死不渝地維護最基本的人權。而其中最困難之處，或許就在於沒有群眾的熱烈反應、沒有偉大的理想、沒有崇高的目標、沒有掩護的組織、沒有必須履行的義務等情況下，為正確的志業奮鬥不懈，孤單寂寞地奉獻出自己的生命。而真正的英雄行為或許就是，當別人夸夸其辭地談論了許多豐功偉業之後，他們卻能不屈不撓地捍衛日常生活中伸手可及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