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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國彥“劣跡碑”考
2018/04/29 10:33:51瀏覽993|回應0|推薦15
林昭父親彭國彥“劣跡碑”考

● 朱毅
  
  【筆者按】同一脈清高,不同的跌宕,冥冥中的林昭未必會認同作者對父親這樣的歸結的,因為林昭終於以她的獄中祭父,認同、歸趨了父親的價值守護。存此一家之言。
  邳縣舊縣城(今邳州市邳城鎮)東門外,舊時有一塊高1.6米,寬0.6米的石碑。該碑不是用來表彰哪位廉吏清官、忠臣孝子、志士仁人、節婦烈女的,而是一塊被稱為“劣跡碑”的世上絕無僅有的石碑。其碑文曰:“民國二十年,縣長彭國彥,浮徵芒銀二厘五,經告鎮江高等法院,批准逮捕,撤職、判刑二年。特記此事,以彰劣跡。邳縣黨部劉銀濤書。中華民國二十一年立。”
  根據邳縣政協文史委編印的第八期《邳縣文史資料》以及邳州有關資料稱: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年)十一月,彭國彥從江陰縣長的位置上來邳縣任縣長。彭上任後不顧百姓疾苦,橫徵暴斂,中飽私囊。每畝浮徵(額外增加)芒銀(農業稅)二厘五。大大加重農民負擔,以致怨聲載道。彭到來之前,國民黨邳縣縣黨部的派別鬥爭就非常激烈。彭來後作為縣長又不能一視同仁,親近一派疏遠一派。再加上他經常以縣太爺自居,根本不把國民黨縣黨部放在眼裡,引起縣黨部一部分人的反對,現在他浮徵芒銀,必然招致人民的強烈反感。正好給反對者有機可乘。他們四處活動,奔走號召,鼓動百姓上告。一時上告呈文就用車拉。當時,經江蘇省司法機關調查彈劾,給彭國彥以撤職、判刑的處分。
  彭國彥何許人也?在邳州這塊地方當官的,有認賊作父的漢奸縣長齊吾身;有盤踞多年作惡多端的頑縣長王化雲,先後被民國政府、人民政府鎮壓而未“享受”如此待遇。而彭國彥甫一上任,僅在邳縣任職幾個月即遭撤職、判刑並勒石揚惡,必有其深層次的原因。1993年,筆者調來統戰部工作,結識了已逾九十高齡的原國民黨邳縣黨部宣傳委員王仙舟,聽王老先生介紹,知道一點彭國彥這個蘇州人在邳縣被判刑的蹊蹺。一個偶然機會,遇到與彭國彥一家都有密切關係的老人——中國著名的新聞工作者、雜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馮英子先生。通過馮老先生瞭解聯繫到現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研究院做技術員、因病長住美國巴爾的摩寓所的、已經七十多歲的“彭二小姐”,即彭國彥的二女兒彭令範。對彭國彥在邳縣落馬之事有了初步瞭解,並發現彭國彥來自一個令人震撼的家庭。
  彭國彥原籍吉安,1904年生於揚州,1926年畢業于東南大學政治經濟系。他抗戰前曾去英國遊學,傾向工黨的政治主張。1928年獲國民黨江蘇省政府舉辦的縣長考試第一名。當時省民政廳長就是後來在汪偽時期風雲一時的漢奸繆斌。這時繆斌已開賣官之風,一等縣縣長價六千元,彭拒不出錢,繆因其是榜首乃不得已派充吳縣(一等縣)縣長。人稱“狀元縣長”。
  那彭國彥身穿藍布學生裝,腳蹬黃皮鞋,蘇州市民對新來的彭國彥則充滿好感,多有報導。彭國彥上任之後,一改縣長坐大轎、坐包車的舊例,常騎自行車或步行到民間私訪,隨員都不帶一個,不受招待。還開始建設路政,安裝城鄉間的電話,說得少,做得多,非常平民化,一點官架子也沒有。正因為沒有官架子,所以也不琢磨做官的門道,不合理的就抗,對蘇州勢力極大的士紳也不理不睬,得罪了不少人,當時的縣公安局長鄭誠元也與他勢成水火。最令繆斌和地方紳士不滿的是他厲行禁煙禁賭,觸動了包庇煙賭的地方警官利益,又將繆斌發出的拘捕進步青年及左傾分子的密令洩露給原共青團員許憲民,致密捕未遂。彭國彥的吳縣縣長位子只坐了9個月,1929年7月中旬,彭國彥就出事了,罪名是“違抗命令,行為不檢”。鄭誠元放話說:彭縣長有某種嫌疑。派了人把彭國彥押送鎮江,期間有很多人簽名請願,為父母官彭縣長鳴不平。在省裡拘押了兩天,又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為由,把彭國彥放了出來,總算只是免職,身家無礙。
  當彭被捕解省時,許憲民恰在同一列車上,送彭到省會,返蘇後積極奔波聲援。兩人感情日深,遂于彭獲釋後結婚。此後彭又任江陰(二等縣)又因敢忤當地政棍惡霸等去職。
  根據現有資料分析,與邳縣政協文史資料有一定出入,1930年11月彭國彥來邳縣前,國民黨邳縣黨部派別鬥爭已經白熱化,以焦夢白、王藍田、王化雲為首的一派又稱東派或北派,以劉啟仁、辛玉堂、劉銀濤為首的二派又稱西派或南派。當時是一派因人事變動在邳縣趨於瓦解,二派掌握邳縣實權。彭國彥經常擺官架子又以高級知識份子自居,自然和同樣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派成員較親近,而對二派疏遠。當時二派正竭盡全力的防止一派死灰復燃,豈能容彭國彥這個外來戶唱反調。於是就竭盡全力開展倒彭運動。彭國彥這個外來戶舉目無親且又清高自傲,自然只有挨打的份。省長繆斌早就對彭懷恨在心,借機報復。再加上對他私放共產黨員有所風聞,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起來判二年。據《蘇州地方誌》介紹:此事驚動了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經宋慶齡等聲援,張一麐為首的地方土紳仗義集資始得保釋,始得釋放。
  其實,究竟是彭國彥浮徵芒銀還是民國政府加重農民負擔,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據王仙舟先生講:彭國彥來邳州以前不久,1930年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剛剛結束軍閥混戰的“中原大戰”。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不斷挑釁。 “民國政府”開始派軍隊去井岡山及中央蘇區“圍剿”紅軍,但又被打得落花流水。蔣介石為了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必然加強軍事力量,這就勢必加重人民負擔。民國政府派系林立,誰馬前三刀能耍過去誰就贏。彭國彥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替死鬼而已。就是二派頭目劉銀濤寫的彭國彥“劣跡碑”文稱其“中飽私囊”。也不符合彭國彥的性格。蘇州很多文獻表明彭“因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兩屆便賦閑在家”,“清廉耿直、潔身自好”,“耿介孤高一書生”。別人是“三年窮知縣,十萬雪花銀”,他卻是兩袖清風,依然是個四壁徒然的窮書生。
  更有資料介紹其:“日本投降後,他任上海中央銀行專員,按例可免費分得鎦金一塊,他卻認為是不義之財,堅決拒收”。抗戰中到重慶任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央銀行科長、秘書等職,勝利後回蘇,故廬已毀,他拒絕一漢奸洋房相贈,而借寓友人之屋,且不參加國民黨黨員登記。他在他夫人的影響之下,把一些共產黨員放走了。他也曾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多次為中共地下黨人開脫“罪名”。在國民黨的官場中,一個這樣的書生怎麼會受到歡迎呢?又怎麼能容許這麼一個縣長呢?所以,他很快從“狀元”變成了平頭百姓。
  彭國彥身上集中表現了舊中國知識份子的脆弱性,放不下知識份子的架子,清高自傲,“憂貧恥乞食,為吏失迎送”。到頭來,兩任縣長,一身清貧。還遭遇政敵攻訐,還落得個身敗名裂。一蹶不振。彭國彥是個悲劇性人物,早已棺蓋定論。
  然而彭國彥的家庭對中國的革命事業是有很大貢獻的。彭國彥的妻兄許金元,大革命時期曾任中共蘇州獨立支部書記,後於1927年在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1927年“四·一二”事變中遇難,屍體被沉入長江。彭國彥的弟弟彭國珩。20年代在清華大學搞學生運動,後來,他跟聶榮臻一起南下,30年代年僅20多歲就犧牲了。清華大學至今保留有他的事蹟記錄。
  彭國彥的妻子許憲民更是一位巾幗英雄,正像馮英子老先生說的那樣:“蘇州出過許多巾幗英雄,然而我認為在現代的蘇州女性中,夠得上稱為巾幗英雄的,許憲民同志應當是其中之一。在蘇州的歷史上,不可以沒有許憲民的傳記,不可以忘掉這樣一個人。
  許憲民,自16歲少女時就追隨兄長投身大革命,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蘇州最早穿上軍裝的女子,抗戰期間被中央政府任命為敵佔區專員,曾坐過日本人和汪偽的監牢,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許憲民參加國民黨偽國大競選,並當選。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護下,幫助地下黨進行活動。 許憲民對於中國人民的解放更滿腔熱情,並為之奮勇鬥爭。在接近解放的前夕,中共中央華中局江南工委,曾派陳偉斯同志到蘇州,設法建立一架電臺。陳偉斯同志找到了許憲民,她以滿腔熱情,支持了陳的工作,用積存的二百元美金,為陳配備了電臺,能同蘇北通話。有趣的是,她還向陳偉斯提供了不少情報,她通過國民黨的一個電訊局局長,竊聽國民黨的來往電訊,交陳使用;她通過因刺殺孫傳芳而名揚天下的施劍翹,打入上海警備司令部陳大慶的心臟,弄到一些情報,交陳使用。許憲民疾惡如仇、愛打抱不平,滿腔熱忱的維護、幫助弱者。蘇州有個叫常東娥的小學教師,被兩個有軍統背景的人,強姦之後殺死。常的母親奔走呼號,到處告狀,均無結果,後來落到了許憲民手中,許挺身而出,表示支援。特務們寫信恐嚇許憲民,信中還附了一顆子彈。許不為所懼,把這封信在她所辦的《大華報》上揭發了。她幫助常母訴訟,最後終於取得了勝利。許憲民解放後任蘇福長途汽車公司董事長,並擔任了民盟蘇州市委常委和蘇州市政協委員。
  最使彭家驕傲的還是彭國彥的大女兒、北大才女林昭(彭令昭),同時也給這個家庭帶來了滅頂之災。林昭,1932年生,受家庭的影響,幼年的林昭對共產黨鬧革命抱有很大的熱情, 1948年9月,接觸共產黨地下組織。臨解放的1949年初在共產黨的週邊組織大地圖書館工作,被發展為地下黨員。在景海中學高中畢業後,於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搖籃”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決心“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弔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畢業後林昭隨蘇南農村工作團參加蘇南農村土改。1952年在《常州民報》、常州文聯工作,其間林昭深入工人之中,撰寫了許多報導。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林昭被打成右派。但她堅持自己觀點,從不認錯,不斷抗爭。1960年被逮捕入獄。後來投入上海提籃橋監獄,因拒不認罪,雖不是主犯仍被重判二十年徒刑。接到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林昭不服,在起訴書背面書寫三千七百三十九字對之評注和批判。並寫《絕食書》云:“一息尚存,此生寧願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在獄中林昭曾多次絕食、自殺,並多次給當時的北大校長陸平、上海市長柯慶施、《人民日報》寫信,反映案情並表達政治見解。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在獄中用自己的髮夾蘸鮮血,書寫了幾十萬字文稿和詩歌,這在人類思想史上,乃至人類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由於林昭拒絕違心地服從,被獄卒視為表現惡劣,遭受較嚴重的虐待。1965年上海提籃橋監獄所寫的《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間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記載:“林犯關押幾年來,一貫拒不接受教育,書寫了大量的反動血書,如《靈耦絮語》(約十八萬字)、《基督還在世上》、《不是練習——也是練習》、《練習二》、《練習三》、《鮮花開放在悲壯的五月》、《囚室哀志》、《秋聲辭》、《自諫》、《血詩題衣》、《血衣題跋》等數十萬字。雖經工作人員多方教育,並採取了單獨關押,專人管教,家屬規勸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開揚言:永遠不放棄宗旨而改變立場”。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二十年有期徒刑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判決書。當即血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當天被從監獄醫院病床上(林昭在吊葡萄糖,體重已瘦至不到七十磅)拖起架走,在上海龍華被槍決,年僅36歲。
  1960年,逮捕林昭時,彭國彥恰好進來,當即變了臉色,口中喃喃道:我們家完了,我們家完了!言畢踉蹌離去。這時,彭國彥已被打為歷史反革命罪被判管制5年,以敲石子、糊火柴盒等雜工為生。林昭的被捕使他精神徹底崩潰,生的欲望徹底破滅。未及一月,彭國彥服滅鼠藥自殺身亡。
  1968年5月1日,林昭被處決的第三天,下午兩點左右,公安人員至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林昭母親家,索取五分錢子彈費。其妹彭令範(剛從農村巡迴醫療回上海休假)送上五分鎳幣,其母許憲民當場昏厥。隨即精神已瀕臨崩潰。白髮蓬亂,形容枯槁,整日喃喃自語,遊蕩於上海街頭茫茫人流,夢遊與囈語,成為瘋婆子。最後死於上海街頭。
  1979年1月,北京大學黨委發出了關於為林昭錯劃右派的改正通知。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社長穆青、郭超人、陸拂為的長篇報導《歷史的審判》。文中簡要記述了林昭的命運,“她就義的詳細經過至今無從查考”。12月30日上海高級人民法院複判宣告林昭無罪。我們的黨畢竟還有知錯就改、認真糾正自己錯誤的時候,實現了林昭的“歷史將宣告我無罪”,而舊中國的彭國彥只有帶著“劣跡碑”的恥辱走進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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