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孔子生在那一年

作者: 高陽 (歷史小說家)
　　“天下第一家”寫到最後，要提出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問題；亦可能掀起一場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爭議。
　　在拙作刊出第三節以後，十月三日，接到讀者趙繼璧先生來函，說“歷代通鑒輯覽”記載：“庚戌周靈王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年為魯襄公二十有二年。”
　　何以我說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問我“根據”在那裡？趙先生復又致函孔德成先生，說明其事，又云：“孔子乃萬世師表，其誕辰都要經過審慎考證而告確定，生年自然未可差誤；而高陽先生係有名歷史小說家，其作品影響面極為深遠，如有錯誤，亟宜及時加以辨正。”但孔先生並無任何辨正的表示。我可以近乎武斷地奉告趙先生，孔德成先生心裡知道，高陽沒有錯。
　　關於孔子出生的年月日，有三種不同的記載：
　　一、《春秋·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春秋·穀梁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三、《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公羊、穀梁與《史記》的記載差一年。這也就是說，照《史記》，孔子享壽七十三歲；而照公羊、穀梁則孔子應為七十四歲。
　　《史記》作者司馬遷，名氣太大了，不必我作介紹；要介紹的是公羊高、穀梁赤。公羊高齊人；穀梁赤魯人，皆受《春秋》于子夏，各著一傳，至漢武帝時，遂有“魯學”、“齊學”兩派。
　　公羊高、穀梁赤既為子夏的弟子，則為孔子的再傳弟子，亦即所謂“小門生”，去時未遠，甚至亦可能見過孔子，而司馬遷後於孔子約三百五十年。試問趙先生，你應該相信司馬遷的話，還是公、穀的話？
　　至於公羊高說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此“十有一月”係後人傳抄之誤，早有辨解，因為照董作賓先生由他的名作“殷曆譜”擴充開來的“中國年曆簡譜”來看，是年十一月並無庚子，月日應以穀梁傳為準。這一層，前人亦早有考證，十月朔庚辰日食，經有明文，則庚子應為二十一日；須至十二月始再有庚子。
　　那麼，一直相傳孔子的生日為陰曆八月二十七日，又是怎麼回事呢？這個問題要分月與日兩部分來談。
　　中國古代，為了要讓人民獲得一個改朝換代的深刻印象，特別規定某一個月為正月，名為“建正”。主要的建正共十一次，亥、子、丑、寅即現在陰曆的十、十一、十二、正月等四個月，而以建子、建寅為最多，夏朝建寅、周朝建子，即以建寅的前一年十一月為正月，因此，孔子所生的周朝的十月，即為漢武帝太初二年恢復建寅以後的八月。至唐朝武則天載初元年，復又建子，但僅歷時十年，後又建寅，以迄於今，所以我們的陰曆，稱為“夏曆”。
　　至於公羊傳中的“十有一月”，就情理分析，可以肯定“有一”二字是傳抄時的衍文，非公羊的原文。道理很簡單，是年十一月既無庚子，公羊高就不可能這麼寫；猶之乎，任何一個正常的人，不可能在非閏的年分，開出二月“二十九”日交換的支票一樣。而況公羊高是傳述歷史，豈能不慎；更何況是小門生記述太老師的生日，豈能不慎之又慎？
　　總而言之，孔子出生的月分，可確定為周曆的十月，即夏曆的八月。至於若干辨解，或則不合邏輯；或則有如鄉愿，不值一提。但談到孔子出生的日子，問題就大了，因為所差的不是數天，而是一歲。
　　提出孔子生於八月二十七日這個日子的，是兩宋之間的一位學者羅泌，此人字長源，是歐陽修的小同鄉，他著有一部上古史，名為《路史》；爾雅訓路為大，所以《路史》即為“大史”。紀曉嵐撰《四庫提要》對此君頗致推崇，評《路史》為“引據浩博，文采瑰麗”，其“發揮”六卷，“餘論”十卷，“考證辨難、語多精核，亦頗有祛惑持正之論”。我手頭無此書，但有趙繼璧所提到的“歷代通鑒輯覽”，其中關於孔子生日，注解即引羅泌之論，轉引如下：
　　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孔子家譜》、“祖庭記”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今定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孔子生日。
　　為甚麼呢？因為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朔為甲戌，則十一甲申；二十一甲午、數至庚子為二十七日，照干支推算，固無錯誤；問題是基本上站不住，亦即他的根據不可靠。
　　羅泌的根據是甚麼？是司馬遷的《孔子世家》。司馬遷古今史家第一，但聖人尚有失誤，他的《史記》不可能每一個字都是正確的，孔繼汾的《闕里文獻考》，便指出司馬遷傳述孔子生平，頗多誣罔之處，我認其說甚是，如“世家”謂“（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雖後世學者想出種種理由，為司馬遷辨解；但事實上司馬遷自己就是矛盾的，他說：“禱於尼丘得孔子。”世間只有懷了私孩子，千方百計遮隱、或設法流產、唯恐人知；豈有“野合”而祈求生子之理？
　　即此一端，可以證明史遷所述，未足全以為據；但司馬遷亦非故意誣罔，孔繼汾有一段平情之論，說得很好：
　　司馬遷作《史記》，列孔子於世家，其尊聖也，至矣！故後世言孔子者，多本《史記》；顧遷去春秋既遠，戰國秦漢之間，百家並起，卮言稗說，人各異辭，而遷據群書述往跡，擇焉不精，遂不免有舛錯誣謬之處。
　　“盡信書不如無書”；況盡信一書，盡廢他書，更為不可。孔子生年，至今將錯就錯而不改，為後世學者之失。《天下第一家》雖亦近乎“卮言稗說”，但談到考證，我不是能讓人牽著鼻子走的人；中外漢學家皆無視于研究孔家權威之作的《闕里文獻志》，而我認為孔繼汾考定：“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亦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周正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是絕對無法推翻的。

　　現在要談孔子的陽曆生日。於民國四十一年定為九月二十八日，事實上還是根據羅泌之說的換算。關於此事，教育部暨有關機關，頗為慎重，邀請董作賓、高平子、程發軔三位專家學者，開會兩次而決定；董、高兩位，曆法權威，只負責換算問題的正確；至於孔子到底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還是二十二年，則由程教授作考證；因此由程教授提出一篇書面“說明”。

　　程發軔全文絕大部分在說明“推算”，而“依據”只有兩三句話：“依據宋元豐八年，孔子四十六世孫孔宗翰所撰‘孔氏家譜’，為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周正十月二十七日，即夏正八月二十七日庚子。”

　　事實上，說根據孔宗翰之書，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孔宗翰所撰的《孔子家譜》，不是首創，而是擴充，《闕里文獻考》說他：“嘗以孔氏宗譜，止載大宗，而遺支庶為缺憾，乃合而修之。”于此可知，孔宗翰對於孔子生日仍沿舊說，並無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