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彌賽亞

2009年筆者讀到作者任不寐在大紀元報所撰寫——作為一個基督徒的林昭，立刻增補內容改編成，

基督徒林昭的精神價值與心靈意義，放在網路上，

共產主義的中國已經消滅了所有神話，林昭卻是例外。她的磨難，她的死，她的抗爭，不僅成為黨文化的絕對顛覆，也因超越了中國思維的精神高度產生了與儒家文化的衝突。換言之，儒家文化思想無法將林昭事件具體說明，最成功的記載也只是白描式的，而相關的評論與其說在闡揚林昭的價值，不如說在降低她的價值。事實上在中國，悲劇與悲劇記憶之間一直存在一種內在張力：這裡擁有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劇，卻一直缺乏對這些悲劇的理解能力和解釋能力。我這樣說並不想得罪那些冒著風險堅持以各種方式勇敢記憶林昭的人們，而是想說明，林昭的精神價值絕不僅僅在於抵抗政治暴政，她是在一個唯物主義力量是上帝的社會裡，徹底以上帝為真實力量的人。中國在20世紀擁有林昭是幸運的，但我們沒有能力說明這種幸運。

因此當我們看到那些關於林昭的信仰的某些評論時，內心更為悲涼。這是林昭事件的第二個悲劇，中國悲劇之後永遠的第二個悲劇。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六四”悲劇的巨大背影之下，流亡狀態的心靈在張志新和顧准身上開始尋找內在的寄託和移情。但是，張志新和顧准都是毛時代文化框架內、或者中國儒家文化框架內的心靈起義。他們的抗議和反省是唯物主義平面上的良心掙扎，這種掙扎的高度從他們留下的文字中可見一斑。張志新並沒有徹底超越“第二種忠誠”的局限，而顧准無法理解希臘和文藝復興之間那種文明連續性。當然，這種對比無意將林昭神化。林昭曾是一位“左派青年”，對毛和共產黨充滿偶像崇拜的人。她的文字也不同程度地展示出這種文學缺陷和思想局限。最近披露出來的林昭遺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也表明她從無神論者向一神論信仰轉變過程中曾經歷泛神論信仰的中間階段。但恰恰因為這種局限，她在監獄中的轉折和最後完全徹底的堅守基督，才更加充滿了神聖意義。

我當然相信，這一轉折及其堅固，與林昭的信仰歸正有密切的關系。一直想就林昭的信仰狀況寫點東西，但卻苦於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不過目前揭示出來的資訊足以證明林昭在監獄中信主的事實是無可辯駁的。最近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張敏對林昭胞妹彭令範女士的採訪，為此提供了一些新的證據。彭令範女士回憶：

一九六二年三月林昭保外就醫的時候，……當時林昭還告訴我，她在獄中遇到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俞以勒，她是因為因信仰問題而入獄的，一度她們（被）拘禁在同一室。俞以勒講：“管理人員認為一個偏激的反革命和一個入魔的基督徒是沒有共同語言的。事實恰好相反，我們成了好朋友。當時呢，還約好用密碼通消息，用敲擊和停頓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呢，當局將我們分開。幾個月以後呢，又巧遇在鄰室。密碼就用上了。”俞以勒出獄以後，那個時候姐姐已經又進監獄。俞以勒呢，到我醫院來找我看病，也特地來告訴我林昭獄中的一些情況。第二天早晨六點，我們約好在陝北菜場見面，像偵探小說一樣。俞以勒特別強調，林昭寫血書，一度紙筆都給沒收以後，她就寫更多的血書，用牙刷柄在水門汀上磨尖以後刺破血管，用血寫在白的被單上。俞以勒講：“林昭很勇敢，但是情況每況愈下。”我不知道林昭什麼時候在獄中信主的。但是她在給《人民日報》編輯部信、跟日記中都寫了“主曆”。而且我在抄寫她的信的時候，她經常提到“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還有“基督親兵”，還有“作為一個基督徒”等等……我想，她肯定是基督徒。

林昭被神呼召的時間是1962年以前，這距離她被殺害的時間足足有六年時間。“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在這六年裡，她的靈性生命的成長顯然是一個祝福，只有理解這種祝福才可能理解她如何面對地獄在中國的直接複製品——中國監獄的；也才能理解她如何面對中國的彼拉多和該亞法的親自審訊的。彭令範女士也說到：“她也曾提到說毛澤東在一所審問過她。”而我在國內溫州地區佈道時，也從林昭的一位同學那裡瞭解了相關事實。毛澤東至少希望在精神上征服林昭，這種心靈與猶太大祭司的心理頗多相似。但是， “作為基督徒”的林昭是無法被征服的，真神和假神之間的決戰早已勝負判然。與毛澤東所代表的那種暴力世界的訣別，是以耶穌的國度為信靠的。不理解這一點，不僅無法理解林昭對毛澤東主義世界的勝利，也無法分享林昭受難對中國這個災民社會的祝福。

因此，把林昭遇難僅僅視為人民正義對獨裁制度的抵抗，是一種誤讀。林昭之死凸顯出一種深刻的孤獨，政府作為兇手而人民劃分兩部分，一部分歸於看客，另一部分消失於市場和洗澡堂。這種絕對的孤獨超越了無神論世界正義觀的全部理解能力，因為林昭之死展示的是十字架的真理，她引導心靈仰望耶路撒冷城外各各他的荒涼之地。在那裡，人的存在的不道德困境達到頂點，人民和政府構成的經驗世界殺害了神。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在那裡，耶穌站在巡撫面前；他被祭司長和長老控告的時候，什麼都不回答。彼拉多就對他說：“他們作見證告你這麼多的事，你沒有聽見嗎？”耶穌仍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巡撫甚覺希奇。不久，殉道者司提反被揀選站在了世界面前。司提反在被人民用石頭打死之前對他們說：“你們這硬著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常時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也怎樣。那一個先知，不是你們祖宗逼迫呢？他們也把預先傳說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眾人聽見這話，就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眾人大聲喊叫，捂著耳朵，齊心擁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又跪下大聲喊著說，主阿，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睡了。……林昭就是這樣睡了，在中國，子彈代替了石頭。但是，人民仍然是咬牙切齒的人民，政府仍舊是捂著耳朵的政府 ——石頭，是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與形式。林昭是被中國的石頭打死的，然後又被中國式的石頭掩埋。她看見天開了，但30多年來，沒有一個中國人想起她最後“定睛望天”那種奇怪而安詳的神情……

林昭之死是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這一死亡事件一如既往的袒露了偽上帝之國的瘋狂黑暗與殘暴，但與此同時，她展示的更是作門徒的代價，一個無神論世界以最恐怖的方式殺害了上帝的羔羊。

林昭之死是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這一死亡事件是一種勝利，這種勝利只有屬靈的世界才能為之歌唱，並恰如其分地將林昭歸與天國裡的財產，而不是服務於此岸世界世俗正義的鬥爭符號。

林昭之死不僅僅顯示出共產世界的黑暗，而是見證了靈魂世界對塵土世界的那種尊嚴，是上帝形象在亞當身上重新被呼召出來，是拉撒路四天以後獲得的那種對死亡權柄的勝利。也就是說，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重新見證了人作為上帝之子的尊嚴，而這一尊嚴不是來自鬥爭，而是來自順服。這一尊嚴一直被儒家文化所遺忘和羞辱，但林昭將這種“軟弱無力”的力量驚心動魄的掛在了十字架上。面對這種勝利，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所有權勢被證實為野人和動物的榮耀。

林昭之死是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這一死亡事件也是一種穿透，它推倒了隔斷的牆，使教會的犬儒主義和世俗自由主義的自以為是面面相覷。林昭事件把政治和宗教膚淺的二元論打碎了，這個二元論是以人的驕傲和恐懼為基本特色的，他們試圖以人的力量給神的作為劃一個圈，但不明白這個圈只是人的道理，並是凱撒主義特別贊助的假道理。事實上只有粉碎這個二元論假話，神的榮耀才更為顯明——因為只有經驗在場，超驗才有意義；而只有超驗在場，經驗才懂得謙卑，並抵制政教合一及其超凡暴政。

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在儒家文化世界第一次絕對地顯示了上帝是力量，而力量不是上帝。她的死亡作為這一前所未有的勝利尚待評估。林昭之死是中國人對自身動物性的自負的唯一一次勝利。人們的悲痛和憤怒是可以理解也令人尊重的。但對林昭最大的尊重是理解她的勝利，她以超越的姿態戰勝了毛澤東主義，而毛澤東主義這種精神疾病深入每個中國人靈魂，至今仍然在中國掌權。人們可以為這種狀況找出很多理由，但我想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珍惜林昭那場精神勝利，我們卻把她視為抵抗暴政的連續失敗歷史中最悲慘的一環。太多的文字感傷中共的野蠻與林昭的慘烈，但同樣重要的是認識林昭的榮耀與勝利。什麼時候我們意識到了神使用林昭對凱撒的勝利——這種勝利是十字架意義上的勝利——什麼時候我們就真的開始告別凱撒的絕對奴役了。

毫無疑問，林昭死了，我們卻仍在奴役之中。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狀況幾乎意味著林昭白白死掉了。她的絕決是常人難以理解的，而她恰恰是希望用這種“神跡”讓後來的人們理解她的超越和勝利，並從此獲得新自由。她是解放的符號，但人們卻用之自我捆綁。林昭之死不應該再掀起傷痕文學運動或為自由主義政治學提供仇恨的靈感，而是激發神聖感和宗教感，而這一轉向，是對中國黑獄最終的克服。

我們還是得傳講聖女林昭的故事，一直說到人人都記得這個名字，人人都知道她爲何而死。林昭完全堪稱是中國人的彌賽亞。林昭復活的過程，是每一位被揀選、蒙恩典的基督徒，都應該參與並且寶愛的屬靈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