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5 刊登於聯合報)

　　暫且不談獵雷艦有無弊案，也不追究是馬政府還是蔡政府的責任，該檢討的是政府最高決策的客觀性與正確性。筆者過去擔任中華開發投資主管，曾參與多項政策投資案，如：

　　1995年李登輝前總統當年喊出要蓋六萬一坪的國宅。結果廠商張雁昆與不肖黨官勾結花十餘億元(相當市價四倍)買下新竹新埔一片山坡農牧用地要蓋廉價國宅，至今地目變更不了。

　　又如李前總統任內推動航太工業，先後有英國航太、華揚史威靈、Kistler太空艙回收等國外投資案，為了迎合台灣政府發展航太政策，外商一再來台吸收台灣政府及民間資金共1～2百億元，結果都是有去無回，航太工業也毫無成績。所幸英國航太案由前交銀董事長梁國樹出面勸阻，否則那是一個更大的錢坑。

　　其他如巴拿馬的大衛堡工業區開發；菲律賓的蘇比克灣開發，對台灣的外交與經貿發展也都是枉然。陳水扁前總統訪問中南美，三勝製帽配合經貿外交在海地投資設廠，結果血本無歸。　

　　這些政治、外交、軍事目的的政策性投資都不符商業決策標準，欠缺市場可行性與財務可行性的專業分析。應編列財政預算專案撥款。不應由民間金融機構(含官股銀行)承擔風險。

　　此次獵雷艦案也是在國艦國造的最高意旨下有意或無意的疏忽了專業分析：

1.      軍艦的武器系統台灣無法自製，任何一艘船艦完成，完全受制於國外軍備廠商。國艦國造的意義何在？

2.      慶富有意願，但財力不足，資本只有30億要聯貸205億元，財務槓桿太大完全是買空賣空。銀行如何通過聯貸？且為了取得聯貸資本額自5億元增至30億元，目前證實也是虛的。

3.      造艦期間，慶富又同時投資基隆海生館，及福建水上樂園，海峽光電園區；還要到南海造船；49億元匯往國外作其他用途。銀行團為何不作資金管控？主管機關還違法挪用預算為慶富救急。

　　這些政策投資融資如此荒腔走板，是因為：

一、中國人傳統服從權威的習性，讓多數決策官員不敢挑戰最高領導者的意旨。筆者當年就聽到一位黨政高官訓斥：「主席要作的事，誰敢反對？」

二、封閉的官僚系統，讓決策官員沒有抗逆的抉擇出路。特別是軍事將領不配合除了退伍要往哪裡去？

三、不肖賄客乘虛而入，藉人情關係攏絡決策官僚，不肖官員揣摩上意，假公濟私。 

四、不肖廠商先放小餌，政府上鈎後怕半途而廢，只能順廠商意旨予取予求，如此次海軍違法挪用24億預算付款。史威靈投資從數十億元一再增資100多億元，政府就是這樣給套牢。

　　今天處分執行面的官員，更應該檢討的是政府政策的可行性。

張忠本

(金融業退休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