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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希特勒的靈魂
2010/08/06 10:11:15瀏覽2999|回應0|推薦9

作者不詳

“最強者,既具有創造的人,必定是極惡的,因為反對別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貫徹自己的理想,並按照自己的形象來改造他們。”----尼采

       二戰“元兇”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的版稅曾使他成為了百萬富翁,他雖然不是什麼無產階級,但死前他除了留給親人和貼身侍衛少許的遺產外,剩下的全部他都獻給了國家。

  所謂“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非凡的縱橫捭闔過後,卻煥發著很多的人格魅力。
 
  2004年電影《帝國的陷落》剛上映後不久,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在以色列甚至需要全民投票表決,到底看不看這部電影。這是改編自一本回憶錄的電影,為什麼引起世人這麼大的反應呢!?

  作為希特勒的一位女秘書特勞德爾榮格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如實的寫出了歷史罪人的另一面,他和藹可親、幽默風趣、甚至在某些方面十分的高尚。
 
  這種有悖於“歷史常識”的描述當然會遭到了一些人的抨擊,但是試想一下,像他這樣的一個白手起家的梟雄,又是什麼讓其得到了無數人的追捧和認同呢?單單就是靠著張嘴閉嘴間的煽動嗎?要知道人們是要追隨著他仗劍創闖天涯的!如果其自身沒有一定的領袖風範、人格魅力,那會不會很難服眾呢?
 
  羅斯福說過一句至理名言:“你不能用‘一無所有’去打敗‘有些什麼’(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所以毫無疑問,作為一個曾經呼風喚雨的歷史人物,希特勒也必然有其獨特的人格魅力。
 
  在德國歷史上德皇腓特烈一世(巴巴羅薩)死後不久,一隊德國十字軍戰士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個宗教團體定名為“條頓武士”,為了回復古代修道士們清苦、禁欲、順從的生活,每個武士都被授予一把劍、一片面包和一套舊式服裝。兒時喜歡歷史的希特勒也受到了“條頓武士”這種節制美德的影響,其一生都是在樸素與廉潔中度過的。
 
  曾經清貧歲月的經歷,並沒有因為後來身居高位而有所減少,1923年納粹黨初見規模之時,他住的房子仍然是陰暗狹小,只不過沒有先前那麼冷了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他把侍衛林格叫來並告之:“請你註意,普通的德國人能有什麼吃的,你就給我吃什麼,我有責任作出典範。”而在戰爭期間,他堅持自己不需要擁有,任何前線戰士無法得到的生活享受。甚至有一次當愛娃要跟其討論電影時,他也會認真的說:“有那麼多德國戰士在作出犧牲之時,我不能裝作若無其事的再去看電影。”
 
  這種以身作則的節制觀念,使得他不僅避免了精神上的髀肉復生。同時這種克己的觀念,也使得他拒絕接受德國任何一種名譽學位。在與工人演講之時他會親切的稱“我們”。
 
  或許其中不免作秀之嫌,但世人卻不能否認他一系列的作為,其中包括拒絕把已受傷的外甥雷奧.拉包爾(吉莉的弟弟)從即將毀滅的斯大林格勒安全運回德國。“作為軍人,他就該跟他的部隊共存亡。”
 
  生於1924年的多麗斯.布勒茨說:“作為小孩,我們被他的人格吸引住了。”1926年出生的赫爾塔.封.貝爾格說:“我們曾經開過那些黨的大人物的玩笑,但是奇怪的是,從來沒有開過元首的玩笑。”
 
  而與演講之時咄咄逼人的樣子不同,希特勒其實在陌生人面前一向很謙虛,甚至有點兒狼狽。當時許多與希特勒有過一面之緣的人,甚至都誤認為這是軟弱的表現。其實這就是他的處事之風,並不想給人以一種頤指氣使的感覺,這也是他與墨索里尼在氣質上的不同。在接受陌生人的恭維之時,他表現出自信卻不傲慢的神態。
 
  曾出訪德國的日本使官中野誠吾在日記中寫下了對希特勒的印象:“他是個意誌堅強,有誠心的人,他從不講一句臟話。”當時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在與希特勒交談了一個半小時之後得出的結論是:“他是個很正派的人物。”

   1933年8月,經過希特勒的批準,漢夫斯坦格爾出版一本《白紙黑字》,此書是一本當時歐洲所有諷刺和反對希特勒漫畫的匯編和精選集。雖然類似的言論自由在當時的納粹德國僅僅是曇花一現,但不難看出這位奸雄也有可愛的一面。而實際上希特勒並不像後來人們觀念中那樣的死板,據特路斯特太太回憶:“希特勒喜歡大笑,很有幽默感。”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德國元首對待婦女的紳士風度甚至有點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德國當時公共場合有這麼一條標語——德國女人不吸煙。而希特勒也對愛娃說過:“要麼放棄煙,要麼放棄我。”即便他知道“最後通牒”發出之後,愛娃也從沒有遠離過這個嗜好,他也並未真正計較。德國無數的婦女或許就是因為了他的這種憐香惜玉而成了他的fans,有一位寡婦曾經願意把她的別墅以每月100帝國馬克,相當於大約27美金的低價出租給他。
 
  希特勒曾於1935年公開說:“我為我是一個德國男人而感到羞愧,假如有朝一日女人也要上前線的話。”1943年當斯佩爾打算也讓婦女進入工廠時,希特勒說:“犧牲我們最珍貴的理想,這代價太高了!”在戰爭的頭四年,英國有225萬婦女從事戰時生產,而德國只有18萬2千名婦女。在二戰時期,蘇聯共有80萬女兵,單單蘇聯婦女戰時就獻出了一百七十萬公升的鮮血,而納粹德國起初卻從無女戰士。
 
  孟子雲:“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或許希特勒在仁者與智者之間做得最好的就是“行不言之教”了,這不僅體現他能以身作則,更主要是他不會過度的表現自己的優越感,一戰時期曾擔任過希特勒上司的魏德曼回憶說:“希特勒對於自己戰爭經歷的記憶力極好,但在他講述經歷之時,我從未發現他在撒謊或者言過其實。”
 
  或許曾經的苦日子,給予了他的是日後更接近人民的資本。在納粹初出茅廬的歲月里,他吸收各種各樣的支持者,有埃卡特這樣的吸毒者,也有羅姆這種同性戀,但不管他的支持者多麼卑賤,來自多麼底層的人,他從不針砭他們。因為他認為自己也是貧民中的一員,他不需要其他政客那樣的裝腔作勢,他是實實際際草根階級。
 
  與此同時希特勒並不因此而妄自菲薄,他在信念上很早就知道“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道理。易蔔生在《國民公敵》中斯鋒曼醫生有一句臺詞:“世界上最強而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獨的人。”

  希特勒很早就立下了“驚知己於千古”的誌向。這個曾經是房東波普太太眼里迷人的奧地利人,一直保持著神秘和孑然。“他常常悶在家里看又大又厚的書。”波普太太的這段回憶證明了日後成為元首的希特勒即使不能學富五車,也不至於淪落為“弄獐宰相”的程度。
 
  史料證明在希特勒的那些不同階層、年齡、性別、身份的仰慕者中,純粹被其口才打動只占到一小部分。這些目睹過希特勒本人的民眾到底是被其什麼打動了呢?1米75左右的身高,有些畏首畏尾的舉止都不該是其吸引人的條件!

  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在1834年曾寫到:“如果和平的護身符——十字架被打破的話,古老北歐傳說中狂暴的戰士們那種充滿野性的瘋狂將怒濤般湧現出來。而這個護身符卻是如此脆弱,終有一天,它將被可悲的打破,那時,黑暗就會降臨。古老的石器神像將從歷史遺忘的廢墟中重生,擦去他們眼中附著了1000多年的塵土;最早獲得新生的雷神將用他的巨錘去砸碎中世紀哥特式的大教堂。”日耳曼人所崇拜的邪惡力量論將“使整個世界陷入恐怖與驚駭之中”。
 
  誰都沒想到這種描述在歷經九十九年後,隨著希特勒的出現竟成為了不爭的事實,而當時的人們僅僅把其當作一首華麗的詩詞而不是預言。在德國的歷史上,對納粹有著同樣預見性質的事件可謂比比皆是,大部分比海涅的詩歌還要早。
 
  歷史雖然是客觀的,可是看待歷史的後人往往顯得主觀,人們常常把某些歷史理解為預見性的警告,然而多數時候,歷史的作用僅僅是鋪陳出新。就拿德國歷史上的很多藝術作品和文化傳說為例,影響力的確流芳百世,但同時也會深入到諸如像希特勒一類——民族極端分子的內心中,這也就為日後納粹世界觀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2世紀中葉德國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一生均在征戰中度過,所以被人稱為巴巴羅薩(Barbarossa——紅胡子,既野蠻人的意思)。1190年他帶領德國人參加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不幸,落水溺死。而後來在浪漫的民間傳說中巴巴羅薩是永生的,沈睡在高山的神秘洞穴里,盡管是睡眠中,但仍然是德國的保護神,在德國向外擴張的最佳時刻,他尚武的國王將醒來援助他的子民們。
 
  19世紀90年代一尊巴巴羅薩的大理石塑像,在他可能藏身的圖林根州的基夫霍伊澤山中被豎立起來。德國學童們(其中包括希特勒)沈浸於他的傳說之中,爭相前往參觀。
 
  而幾個世紀後瓦格納在他的四幕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中,把巴巴羅薩視為北歐神話英雄齊格飛的靈魂再生。到了威廉二世時代,作家尤利烏斯.朗本在其著作《教育家倫勃朗》中呼籲新的巴巴羅薩——一個充滿激情的剛強的獨裁者,他能夠帶領德國人實現他們祖先的願望。
 
  這樣希特勒的時代也就呼之欲出了,他後來不但建立了一條“齊格飛”防線,還把入侵蘇聯的計劃由“德國人”改成了“巴巴羅薩”。如果說通過對神話的洞察可以找出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的話,德國的歷史從某個層面來講,的確是在“按圖索驥”。
 
  德意誌曾經神聖的羅馬帝國,被伏爾泰諷刺為——既不神聖,也不羅馬,又不帝國。德意誌的統一與分裂使得這個飽受滄桑和戰亂的民族在世人的指摘與自我的勉勵中延續著它內憂外患的歷史。
 
  席勒曾問:“德意誌她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塊地方?”歌德說:“沒有一個城市,甚至沒有一塊地方使我們堅定的指出——這就是德國,如果我們在維也納這樣問,答案是這里是奧地利,如果我們在柏林提出這個問題,答案是這里是普魯士。”德國幾個世紀以來的帝國統一情懷,仿佛就是一塊一直沒有落地的石頭懸在每個德國人內心深處。
 
  在拿破侖肆虐德國的時代,民族主義詩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unst Moritz Arendt)在1810年發表的一篇演講中呼籲:“具有菲雷爾性格的‘戰鬥者’不是由理性所驅使,而是充滿了世紀的黑暗力量和人們對他狂熱的愛。”“德國所需要的是一個有能力統一國家的軍事暴君。”
 
  隨著歷史鐘擺的繼續跳躍,在俾斯麥辭職,威廉二世剛剛登基後的那段日子里,保羅.安東.德.拉加德說其渴望一個新帝國,這個帝國將由一位“擁有良好直覺並按照自己的需要來行事”的菲雷爾來統治。
 
  而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也在其作品中充斥著對偉大德國發動戰爭的頌揚,並預測新的德意誌帝國將取代過去的大英帝國的地位,並將征服中歐的斯拉夫人,而身為德皇的威廉二世更是頻繁出席他的演講會,這就更印證了德意誌民族的歷史勢必要走向納粹的深淵。
 
  馬克思.韋伯(Max Weber)說:“一種普遍的社會精神或社會心態,決定著一個國家走什麼道路和實行何種社會制度。”所以回頭看來,在時代的浪潮中,當時希特勒在德國的出現,雖是以自身一種不可思議的熱忱堅持著自己的信仰,但這種信仰卻有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和基礎。如同今天的德國對待二次世界大戰所做的反省一樣,奧斯威辛是個民族性的事件,而不僅僅是希特勒自己的事。
 
  歷史資料表明,希特勒對猶太人並無什麼私仇,相反青年時代,困境中幫助他的幾乎都是猶太人,有一位猶太人甚至在其最潦倒之時送了他一件大衣。當年清苦的時候他是猶太人的慈善機構的直接受益者,當兵之時提議他得鐵十字勛章的是個猶太人。據曾與他一起販賣明信片的漢尼希回憶,那時他很少抨擊猶太人,而他喜歡的演員和歌手大部分都是猶太人。
 
  然而人是環境的產物,希特勒扭曲的世界觀,正是在歷史見聞和周遭環境耳濡目染中慢慢積累形成的。德國名垂青史的宗教改革人物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其《猶太人和他們的謊言》一書中中寫到:“首先會在猶太人的教堂和學校里放火,接著便會毀壞他們的房屋。他們的房屋將會被出售,從而使他們不再是這片土地的主人。然後猶太人的禱告書和猶太法典也將被奪走,而他們的牧師將被禁止教授生活及肢體的痛苦。因為猶太人並沒有在農村從事商業活動,所以,他們的公路通行許可證也將被剝奪。最後我建議將青壯年的猶太人套上鏈枷,給他們一把斧子、一個紡錘、一根卷線桿或一根軸,讓他們用自己的汗水來換取面包。”
 
  如果說這些文字都不足以預言了納粹日後的“水晶之夜”的話,那麼看看國家學生聯合會於1817年10月18日在沃特堡召開第一次會議。此次會議的高潮是火炬遊行,一隊身穿褐色衣服的青年將反民族主義作者的著作一部部投入篝火中,同樣的方式與方法,在一百多年後被納粹德國如法炮制。
 
  日後與希特勒惺惺相惜的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瓦格納的女婿)更是有效的推動了在1890年成立的“泛德聯合會”,此組織所信奉的思想——具有純正血統的日耳曼人是文明的創造者。他們對人類文明的進步起著推動作用,而猶太人卻一直起著消極作用。
 
  毛奇(Moltke,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曾說:“普魯士的勝利早就在小學教師的講臺上決定了。”這個註重教育的民族同樣培養了未來的獨裁者,在希特勒上小學時,大部分老師都被他侮辱性的稱為“博學的猴子”,“他們壓制與迫害像我這樣有創造力的孩子”。而唯一沒有被他這麼稱呼的是叫利奧波德.帕奇(也作波希)的博士,他在《我的奮鬥》寫到 “他講課時所帶有的熾熱感情,有時竟使我忘卻了現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將我們帶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數千年迷茫的歷史面紗,結成牢固的歷史事實,灌進活生生的現實。每當出現這些時刻,我們端坐在那里,常常熱血沸騰,有時甚至感動得流淚。”
 
  而這位能讓年少的希特勒全神貫註的博士,私底下卻是個狂熱的德國民族主義者和活躍的地方政治家。供職於林茨鎮議會,他是範德黨激進領導人格奧爾格.里特爾.馮.舍納爾(此人主張德奧合並)的支持者。範德黨人都崇拜俾斯麥,也都極端反猶。不知到深藏在這位老師背後的東西是否也影響過他,但日後的歷史軌跡證明師徒倆人的確很合拍子。
 
  在希特勒作為流浪漢的那個年代,宣傳反猶的書籍隨處可見,他曾經就看過數本反猶的小冊子,對於日後希特勒反猶鋪墊下了思想的佐證。阿道夫.蘭茨創辦“新的聖殿”出版的《奧斯塔拉》領導著一群對星座和日耳曼精神(包括春天女神奧斯塔拉)的神聖聖歌杯有無比熱情的信徒。
 
  劇蘭茨的說法,這個世界上共有兩種人,兩個極端對立的群體:英勇的雅利安人和卑劣的“黑暗種族”包括黑人,斯拉夫人,和猶太人等。這些人在《奧斯塔拉》一律描繪為多毛的類人猿,並且性情殘暴,狡猾,過於旺盛的性能力。金發女郎落入這些人猿手中,被玷汙了純正的雅利安血統。這些對性的描繪中,也摻雜著許多神秘的東西,包括數字命理學和古日耳曼符咒。到處可見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北歐文字標記與符號,其中就有卐。傳說希特勒就曾親自去過蘭茨那里獲得更多尚未發表的文章。
 
  德國作家特奧多爾.弗里奇在當時已經被翻印了26次之多的著作《猶太問題手冊》中指出猶太人正和天主教徒、共濟會會員及耶和華見證會會員一起密謀統治世界。並提出許多“非常明顯”的證據指控過去一個世紀到現如今猶太人是怎麼在思想上和公共機關以及政府部門對德國經濟文化進行迫害,並羅列出一系列的猶太人名單和歷史上反猶主義名士們。這些名士其中包括了塞內卡、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路德、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Ⅱ)、伏爾泰、歌德以及愛德華.吉布等。
 
  而吉多.馮.利斯特的宣傳冊子體現出的思想和對猶太人的迫害方面更是和當政後的納粹政見如出一轍。由此可見納粹日後崛起所受到的民眾支持程度,正是證明了那個時代普遍的反猶意識,而不是日後希特勒自己的空穴來風,只不過他是所有受到了影響的讀者中“最出類拔萃”的一個而已!
 
  希特勒在歷史上的出現,以及伴隨著他的一系列作為,如果反思就不難發現,他一直都不算是原創者,縱觀德國歷史,他仿佛更致力於蕭規曹隨,只不過這位“繼任者”落實的行動力更為徹底。

  就拿納粹的“卐”符號為例,卐字起源於中東梵文,是幸福目標的意思,期間被很多藝術品以及宗教拿來引用。而1912年德國已經有6個極端民族主義政黨和組織在他們的信箋和期刊中使用這個標記,1920被希特勒所借用了。而他的解釋是:“這是個年輕和嶄新的象征,就像這一運動本身,它必將像燃燒的火炬一樣發揮巨大的影響。”
 
  同樣法西斯主義的創始人是墨索里尼,希特勒把墨索里尼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誕生,視為一個世界新秩序的開始,並在《我的奮鬥》中評價到:“全世界最傑出的政治家,甚至沒有任何人有絲毫可能把自己同他相提並論。”但很顯然,事實上希特勒的納粹運動在世界歷史上掀起的風暴,卻是十個墨索里尼所望塵莫及的。
 
  希特勒的信仰狀態是略顯保守的,如同他的“畫風”一樣,他並不致力於獨創些新的意識形態,而是在學習後借用之,並且發揚光大,他更像是忠實的門徒。就這一點音樂家譚盾曾說:“藝術家對於結構,對於哲學意念的追求和設計,是藝術創新最重要的精髓。”而希特勒就是在借用和重組結構中,奠定了自己的價值觀。
 
  看過《君王論》後,借鑒了馬基雅維利,口述出了《我的奮鬥》;看過《集團心理及自我分析》後,借鑒了弗洛伊德,在演講中掌握群眾輕信的心里;甚至納粹(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民主工人黨)這個概念中“社會主義”的部分,還是偷了馬克思的。
 
  掌權後的希特勒計劃在易北河畔建立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日耳曼尼亞,當他把這個只有公共建築物和紀念碑的城市設計圖交給斯佩爾的時候,或許沒人料到,他是受到前輩的啟發。
 
  德國作家漢斯.馮.格里美豪森曾寫過一部建立在他自己的童年生活經歷上的描寫惡漢與盜賊的小說《辛普里希西芒斯的冒險生涯》其中有一段寫到:“辛普里希西芒斯加入了一隊強盜的士兵,支撐著他的唯一信念就是:有一天一位日耳曼的英雄將建立一個強盛的德意誌帝國。這位寬宏大量的領袖將讓具有日耳曼種族血統的英國、瑞典、丹麥的君主們保留他們的領土,當然只是作為帝國一塊封地。但是他將毀滅其他所有的歐洲國家以作為報復。這個奇異的帝國的首都將是一個新興的城市,被命名為日耳曼尼亞。到了下個世紀,這個夢想成為現實。通過霍亨索倫家族的勢力,勃蘭登堡和普魯士的各個小邦被統一成歐洲的一個主要強國——德國。”

  而從書本上獲益自己的信念,可以從希特勒小時候說起,他模仿卡爾.梅中堅忍的印德安人,學會了忍受父親的虐待。梅筆下的印第安戰士飽受折磨卻不流一滴眼淚,而他則忍受父親不停歇的鞭撻,而後驕傲地告訴母親挨打的數目。終其一生他哭泣的次數都是極為有限的,希特勒一直認為流淚是軟弱的表現。
 
  希特勒對梅小說的感情,長大後仍舊是未見減退,希特勒擁有梅的全部作品,並用羊皮紙精心包好,保存在柏林總理府圖書館的一個大書架上,他經常翻看這些書,甚至還把它們當作振作士氣的讀物推薦給他的將領們。
 
  一戰之時的希特勒,背包中就常常有幾本書,其中一本就是叔本華寫的《我從其中學到很多東西》(類似於叔本華的選集)。在一戰後期,他反反復復的鉆研叔本華,他保存著的叔本華的著作選集甚至因為翻看過多而破損。他不僅從叔本華那里懂得了“人是什麼,比人擁有什麼更有意義。”顯然他過於簡樸的生活也或多或少的是受到了叔本華禁欲主義的影響。希特勒說過:“如果上帝只是認識世界,而不是用意誌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不開。”
 
  有資料顯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赴前線的德國士兵的背包中有兩本書是最常見的,一本是聖經,另一本就是《查拉斯圖拉如是說》。尼采的“超人意誌”對於希特勒更是起到了立竿見影的影響。
 
  尼采說:“最強者,既具有創造的人,必定是極惡的,因為反對別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貫徹自己的理想,並按照自己的形象來改造他們。”“偉人為了生存必須具備比由個體組成的百萬大軍的抵抗力還要強大的攻擊力。”“信仰與絕對是非的需求恰恰是弱者的願望。”尼采在《權利意誌》中曾預言說:“二十世紀的野蠻人何在?他們顯然會在巨大的社會主義危機之後出現並發展壯大。他們是嚴於律己、意誌頑強的分子。”“生命是戰爭帶來的結果,社會本身也只是進行戰爭的工具罷了。”這些類似的觀點全被希特勒一網兜收,甚至他終生恪守的信條也出自這個哲學家:“強人的格言:別理會!讓他們去唏噓!奪取吧!我請你只管奪取!”
 
  而希特勒在政治上的榜樣是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Ⅱ),希特勒臆想著他和大帝擁有相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一樣清澈的藍眼睛,同樣大小的手,外形相同的頭顱。藝術方面腓特烈大帝是優秀的橫笛手,他是畫家。而價值觀上,他們有著對猶太人同樣的恨,同樣沒有子女。對於偶像的崇拜致使他買了一幅腓特烈大帝的畫,無論在哪里都隨身攜帶,直到生命的最後。
 
  影響希特勒最深的當屬瓦格納了,這位被尼采評論為“民主政治的群眾時代發號施令的藝術家”起初進入希特勒視野的時候,這位未來的獨裁者才年方12,當時他在林嗣劇院首次觀看瓦格納的歌劇《羅恩格林》,這位“小藝術家”就被徹底的震撼了,該劇中的對日耳曼的感情,以及歌劇本身的音樂,立刻使他入了迷。
 
  劇中激動人心的臺詞——例如亨利王對武士說的那段話——首次喚醒了他內心種族和民族主義感情的沖動:“讓帝國之敵立刻出現,我們準備好短兵相見。從東部沙漠到平原,敵不敢蠢動分毫。德國地靠德國刀,帝國威力不動搖。”他甚至牢記了《羅恩格林》的所有文本內容,並把初戀情人斯特凡尼視為里面的女主人公埃爾莎,而自己要“尋找聖杯”(報考藝術學院),成功之後便會回來娶她。
 
  尼采說過——瓦格納“喜歡激情的格律,也喜歡激情的犧牲的人”都會隨著瓦格納的音樂“登上感情的頂端”,並“在英雄的每一步劇烈的腳步聲中聽到了死亡的低沈的回聲”,然後在以“奇特的滿足心情,以自信的嶄新感情回到生活中”。蕭伯納評價說:“任何有頭腦的信徒從《尼伯龍根的指環》學到的惟一信念並不是愛,而是生命,即一股不斷向前、向上推動的無窮力量。”
 
  據他少年時代的朋友庫比切克回憶——有一次,兩人一起看瓦格納的歌劇《黎恩濟》後,希特勒的表現竟是出乎意料的反常和癲狂——先是臉色極度蒼白,然後口中念念有詞的嘟囔著,最後大聲高喊著要拯救德國、征服世界的之類的言辭。
 
  光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他就聆聽了34遍,甚至一些瓦格納的歌劇他看過100多遍,納粹革命初期他時常整段的用口哨吹出瓦格納的歌劇。1930他對一名記者說“對我來說,瓦格納就是上帝,他的作品就是我的信仰,我去聽他的音樂會就像其他人上教堂一樣。”
 
  與此同時希特勒也徹底的繼承了瓦格納的反猶信條,在維也納時,他就拜讀了所有的瓦格納作品(對猶太人的抨擊)斷言猶太人缺乏創造偉大音樂、文學和藝術形象的能力。瓦格納在《拜羅伊特記事》中寫到:“推動歷史的都是高貴的雅利安人,而一切文明的衰落都是遭到猶太人和其他種族的破壞。並期待一個救世主的領袖出現奴役和剝削那些劣等民族。”
 
  瓦格納幾乎成為日後的希特勒一切領域的權威,從日常飲食到身體鍛煉,再到思想軌跡以及閱讀和信仰。素食主義,致力保護動物等,他從生活的各個方面模仿瓦格納的言行舉止。他甚至說過“凡是想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人,必須了解瓦格納。”
 
  納粹統治初期,戈培爾所崇拜的德國導演弗里茲.朗(Fritz Lang)創作過一部電影《M》,其主要內容講的是一個完全受自己狂熱癥支配的兒童殺手為非作歹的故事。這個殺手的內心獨白是:“在我的內心里總是有種邪惡的勢力,我想逃避,但不可能,我不得不從命。”數十年後導演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電影《發條橙》譽滿全球,其主要內容講的是一個男孩在聽了貝多芬交響樂後,如同受到神的感召,以驅使其屢屢作惡的故事。
 
  庫布里克的這部改編自同名小說《發條橙》的電影與弗里茲.朗幾十年前的那部《M》的雷同之處,除了對於希特勒含沙射影的諷刺外,兩部電影的主旨更多的是隱約的道出了人們心中存在著的“原罪”——某種驅使人們作惡的力量。
 
  而這種召喚,於其解釋成“神秘的力量”,不如更準確的評定為人類在內心深處歷來就潛藏著某種作惡與破壞的沖動,音樂家把其揮灑在洋溢的音符中;文學家把其融入於跌宕的故事里。而這種振奮的音樂和激揚的文字很可能被一些人所曲解,也很可能刺激一些人。正是因為此淵源古已有之,所以不管人們願不願意承認,歷史一直在延熙著這種價值觀,傳承著這種文化。
 
  就如電影《發條橙》里面的那個男孩聽到貝多芬的交響樂後,會去作惡一樣,希特勒所作所為的動因與其說是受到了瓦格納歌劇的同樣感召,不如說是受到了德國歷史上一系列文化紐帶的牽絆使然。從希特勒的知識結構到他的成長經歷以及其自身世界觀的形成,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個徹徹底底的德意誌古典文化的捍衛者及追隨者,而並非是喪心病狂的瘋子。
 
  德意誌民族在科學與文學領域對人類卓越的貢獻是有目共睹,但德意誌的窮兵黷武在人類歷史上也早已登記在案。而這兩方面都為希特勒這位“文化捍衛者”的價值觀提供了牢固的證據,德意誌民族的優越感和納粹種族主義同樣就此應運而生,這就為接下來引發的“文化以及種族大革命”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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