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看歷史
天地會：一個江湖中國的形成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皇帝接到了一份奏折。
福建陸路提督任承恩奏請，他要親自赴臺灣鎮壓新近發生的民變。之前，閩浙總督已經調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率三千人馬渡海平亂。此時，乾隆已經平定大小金川、準噶爾和回部等內亂，這位皇帝正處於一個帝王所能達到的“頂峰”，對臺灣小小的叛亂，他頗不以為然，“豈有兩提督往辦一匪類之理！若不誠是巧詐，若誠是至愚！”因此，當福建巡撫徐嗣曾未同閩浙總督咨商，便命令閔安協副將徐鼎士率兵度臺，這種“越制”行為受到乾隆嚴厲斥訓。
然而，他未曾想到，水陸兩路提督同時抵臺平亂，竟然持續經年，任承恩和黃仕簡因貽誤軍機被革職拿問。最終，他不得不調陜甘總督福康安以“欽差協辦大學士”身份，統領湖廣、四川、廣西、貴州等省號稱十萬（實際上為六萬）大軍，登臺作戰。這場耗費了一千萬兩白銀軍餉的戰爭方告終結。只是，乾隆更不曾想到的是，在平亂過程中，官員們從被擒獲的民變首領楊振國、林爽文和莊大田等人的供狀里，第一次發現了“天地會”──如此這般的鍍金時代，居然存在著一個不為官府所知的秘密社會，且已有二十多年之久！
■ 案情初現
臺灣林爽文事變發生在乾隆五十一年的十一月，副元帥楊振國十二月便被俘獲。他的交待讓天地會浮出水面。“聽得嚴煙說及天地會的根源，是廣東有個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個姓朱的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後溪風花亭，不知何府何縣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歲，不知叫什麼名字，也不知住在那里。”（《天地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官員們不敢怠慢，趕緊上報，於是，清政府拉開了全國範圍內持續數年的追捕天地會行動。
此時，離滿清剛剛入主中原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經遠了，懷抱亡國之痛的士大夫早已雕謝，大一統帝國看起來平靜和諧。鐘情漢族文化的滿族統治者認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早已毫無異議，難到他們不是憑藉優秀的儒家德性贏得了上天的護佑了嗎？然而征服者對於任何反對聲音和謀叛力量仍然極為敏感。就在1768年，乾隆王朝才處理了發軔於江南的妖術大恐慌。二十年前龐大帝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曾被一股剪辮風波攪得天昏地暗。對於盛行於民間、異性結拜這種漢族文化習俗，征服者更是一直嚴加防範，“國初定凡異姓人結拜弟兄者，鞭一百”，此後懲罰更進一步，“凡歃血盟誓，焚表結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大清會典》）
如今發覺天地會這民間秘密結社的存在，乾隆自然非常重視，嚴諭兩廣總督查辦。在嘉應州海陽縣，還真查到有洪和尚和姓朱之人，只不過，經過審訊，發現這兩人並非天地會眾，也無不法行跡，而那個“鳳花亭”也毫無下落。但誰讓他們生在大清國，而且倒黴地姓洪和朱呢，終究還是被發送伊犁為奴。
不過，案子很快有了轉機。
1787 年正月，兩廣總督孫士毅奏報，在饒平縣拿獲了許阿協、賴阿思、林阿俊等天地會會犯。許阿協供認自己是被賴阿邊勾引入會，賴告訴他頭人姓名為“洪李桃”，還傳了他兩首詩，其中有兩句“木立鬥世知天下，順天行道合和同”。據許阿協說，“木立鬥世”是隱語，木字系指順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鬥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系因天地會起於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孫士毅再次奏報，拿獲了一名新會犯林功裕，供出賴阿德，洪李桃、朱洪德等七人，這些人都是福建天地會會眾。
■ 嚴煙被抓
於是，乾隆和官員們的辦案方向轉向了福建。可能，福建才是天地會的老巢，乾隆甚至大膽猜測，之前楊振國所供的後溪鳳花亭洪二和尚和朱姓之人，會不會便是洪李桃和朱洪德二犯？
閩浙總督李侍堯於次年一月奏報，漳浦縣天地會起事，焚搶鹽場，燒毀營房，被拿獲的首領張媽求供認：“天地會流傳已久，漳州各地均有結會之事，小的張媽求父親叔子在日，原是會內之人。”這再次證明福建是天地會源發之地。
在臺灣平亂的福康安適時奏報，重要人犯、楊振國提到的嚴煙在臺灣被抓獲。這可是一個重大收獲。嚴煙是把天地會從福建傳到臺灣的始作俑者。他是福建平和縣人，在乾隆四十八年渡海到臺灣謀生，其公開職業是彰化布鋪老板。正在臺灣和清軍開戰的叛軍首領林爽文和莊大田也是福建平和縣人。只不過他們兩人的父親比嚴煙更早移民臺灣。
從康熙年間收復臺灣之後，大陸移民不斷踏上這塊濕潤的寶島。臺灣的田業水利設施在乾隆時已經基本完成，旱地改作水田，稻田產量大幅提高。臺灣稻米不僅在島內消費，還運輸至漳州泉州一代。鄰省福建則山巖崎嶇，人口稠密。盡管政府不鼓勵甚至禁止大陸人移民到臺灣，還是有很多福建農民渡海討生活。“只要有福建農工前往的地方，通常會有一些福建貿易商跟進前往，以提供同鄉農工零售商品（包括和他們口味的米、辛辣調味品、乃至鴉片）、信貸，協助他們匯款回家” （彭慕蘭、史蒂夫·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臺灣如果出版社）
嚴煙大概便是這樣一位小貿易商人。他在供詞里首次交待出“塗喜和尚”：“這天地會聞說是朱姓，李姓起的，傳自川內，年分已遠。有馬九龍糾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驅遣陰兵法術，分投傳教。後來，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處起會，那在廣東起會的是萬和尚，俗名塗喜。如今在那里，實不知道。”（《嚴煙供詞》，出自《欽定平定臺灣紀略》）他還供認出三個天地會高層，“有趙明德、陳丕、陳彪三人，從廣東惠州至漳州府雲霄地方傳會，住在張姓綽號破臉狗家內。其取煙吃茶，俱用三指，及木立鬥世等暗號。”
被作為“欽犯”押送到北京後，嚴煙在刑部吐露了更多天地會秘密。他自己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被陳彪勸入會內，天地會的根由、暗號都是陳彪所告知。他聽陳彪說，此教年代久遠，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實不知名字。陳彪曾教他兩句口語：“三姓結萬李桃紅，九龍生天李朱洪。”據他說，朱姓李姓在四川，萬和尚在廣東。而之前被抓的同會眾人所供的洪二房和尚，或許是出於保護會內秘密，嚴煙供認並未實有其人，不過是朱、李二姓和萬和尚的總稱。
作為要犯，嚴煙的供詞很受重視，他為追查案件提供了兩條線索。乾隆一面讓閩粵追查陳彪、陳丕和張破臉狗等要犯，一面嚴令四川總督在省內嚴密查辦。
盡管福康安等人奏說並未聽聞四川有天地會名目，乾隆對此並不掉以輕心。四川本為天府之國，經過明清之際持續數十年的戰亂，人口劇減。在他的祖父康熙當政之際，四川人口從明末的六十八萬余丁降到一萬八千五百丁。而東南八省，從康熙二十年到鹹豐初年，人口卻增加了一億八千萬。為了尋求生存空間，外省人口湧入四川盆地，是為長達一個半個世紀多的西遷移民潮。官方亦以“開墾耕種，永準為業”、“四川荒地，官給牛種，聽兵民開墾”，起科年限延長為五年等優惠政策招民墾荒。於是，閩粵、江西、湖廣等地之人，紛紛前往川陜楚雲貴等地謀生。至乾隆八年，四川已無地可耕，朝廷不得不勸阻外省人口入川。
東來的移民們重新恢復了四川的活力，在雍正年間，四川已然是全國最大的余糧產區。然而持續湧入的移民很快發現已經無地可耕，於是只有繼續深入川、陜、楚、雲、貴的深山高嶺。移民們遷移不定，生活顛沛流離。白蓮教、啯嚕（即哥老會前身）這些秘密教門和秘密會黨既能給困苦中的移民們物質上的互助，也能提供精神慰籍。
對這樣一個動蕩不已的地區，乾隆怎能不抱有警惕之心。在他統治晚年，直至鹹豐初年，湘黔苗民起義、川楚白蓮教起義與太平天國，都將先後起於東經110度附近的中南山區。
■ 閩粵查案
案情進展得很快。
李侍堯報告，張破臉狗被抓獲，供認來自廣東的趙明德、陳丕、陳棟在他家賭博，被趙勸入天地會。突破性進展是廣東巡撫圖薩布抓到了陳丕，查明此人“籍隸福建漳浦縣，三十三年與張破臉狗同入天地會，俱拜從提喜和尚為師”。據陳丕說，師父提喜住在漳浦高溪鄉觀音亭，他還供出同會的陳彪，住在平和縣，趙明德亦在漳浦雲霄城北門內倉邊巷。
此時，起事失敗被俘的林爽文亦在審訊中供認，“時常聽見漳泉兩府設有天地會，邀集多人，立誓結盟，患難相救” （張葳：《林爽文案諸犯供詞》，《臺灣人文》第3期），故此，當嚴煙赴臺一年後，他們相熟之後，便提出入會。入會之後，其他林氏子弟和彰化等幾處地方之人亦隨之相繼加入，天地會在臺灣聲勢大振。此次舉事，便因諸羅縣天地會楊姓首領兄弟，為爭家產欲行械鬥，引致官府大行搜捕所致。
提喜 ——陳彪——嚴煙——林爽文，這樣一條傳會線索便完整了。提喜成了天地會最重要的會犯。乾隆下旨嚴令大學士福康安務必拿獲傳會僧人提喜。福康安很快抓獲了陳彪和僧人行義。在福建漳浦被抓獲的行義供認，他的師父提喜也是他的親生父親；提喜“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稱洪二和尚，已於四十四年身故。”父親在日，也曾經教給他三指訣。不過，行義說，那只是用來誆騙銀錢。陳彪則堅稱，並不曉得天地會是洪二和尚傳自何人。
乾隆則保持著他一貫的精明和謹慎。他提醒他的大臣們：“即或實系病故，亦須得有實據，不可因行義有業有病故之供，邇不行深究，以致要犯得以漏網。”負責的官員們嚴刑審問行義，最終找到了提喜墓地，開棺驗了骨殖，這樁持續數年的案子才算了結。
在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以前，閩浙總督伍拉納與福建巡撫徐嗣曾多次提審行義和陳彪，最終，這秘密會黨才得以顯露大致輪廓。
查明天地會是起源於提喜，該犯俗家名字是鄭開，僧名提喜，又名塗喜，又號洪二和尚，在給乾隆的奏折里，伍拉納這樣寫道。而這個洪二和尚便是天地會犯口中的萬和尚。他繼續匯報說，當初陳彪傳給嚴煙的詩句，據說是傳承自提喜之口，實際上“結萬”，便是指結交萬和尚。因為在漳浦土話里，“萬”和“洪”是同音。至於天地會的創會元老們，“朱、李、桃實只見過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馬九龍和尚，提喜傳法時只說他們都是遠省有法術的人”。
乾隆五十三年被捕的天地會骨幹張破臉狗，原是提喜初期的弟子之一，早在乾隆三十二年便已入會，但在受審時，卻堅供乾隆四十六年方入會。或許是為了故意迷亂主審官員的視線，他偽供會內骨幹趙明德乃廣東潮州府大埔縣人，在東門外下寮鄉居住。但伍拉納在奏折中指出，趙明德其實是福建雲霄人，住雲霄城北門內倉邊巷，死後葬於烏石坑。
■ 洪二和尚
於是，伍拉納的奏折、洪門秘笈和清廷檔案，共同勾勒出了天地會往事。出生於福建漳浦的僧人提喜，最初在本村（高塘)寅錢寺出家，後來才到高溪觀音亭為僧。乾隆二十六年，他以結拜弟兄的方式，在高溪觀音亭創立秘密組織，並以“人生以天地為本”之義，取名天地會。他創造了三指訣，大指指天，小指指地，直伸中指按於心口，接煙遞茶都用三指這個暗號，會內之人一見便知是“自己人”，又用五點二十一隱指洪字。他的首批弟子有盧茂、方勸、陳彪、趙明德、陳丕、張破臉狗等人。
至此，乾隆和他官員們方知乾隆三十三年福建漳浦盧茂舉事、三十五年李少敏、蔡烏強舉事，亦是提喜和尚的手筆。
這個神秘的僧人到底有何能耐？他所開創的一個秘密組織，在二十多年里神不知鬼不覺地網羅了眾多的農民、傭工、小差役、小商人、算命人和乞丐，形成地跨閩、浙、粵等省一股巨大的社會潛流。
天地會本身是秘密組織，傳徒結會都有所保留，對於叛徒的懲罰也很嚴厲。被拿獲的會眾們或作偽供，或也只知一二。是以關於提喜此人生平，稱得上是查無所據。據雲霄縣人方群達考證，雲霄縣高塘村鄭氏正是提喜家族。高塘村如今尚有鄭氏的私塾。1988年，當方群達前往高塘村之際，“這座坍廢已久的庭院殘基，座落於高塘村北門內（北城門已於1959年被拆毀）東北隅，坐西南向東北。雖然此前曾有一些村民在此廢基址上雜建了幾個簡陋的豬舍並挖了幾個小糞坑，以及種有數棵果樹，但是還保留著原來遺存下來的幾道石砌墙基和三合土夯築的殘墙斷壁，盡管漫布苔痕，甚至有的已湮沒……”（方群達：《天地會創始人提喜和尚身世考》）
據說，鄭開就出生在這私塾里。
他生長的年代，正是帝制晚期的回光返照。漢學家孔復禮如是評價：“在一個生活在二十世紀的西方人看來，不受約束的勞工市場，以及個人依賴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都是極富號召力的現象，並與‘自由’與‘進步’聯系在一起”，他接著說道，“但它們對於一個生活於十八世紀的中國人的心態所發生的影響，卻可能不盡相同。”
如今，重修的高溪廟觀音亭依山面海，酷似天地會切口“地鎮高崗，一派江山千古秀；門朝大海，三河合水萬年流”中描繪的景象。那麼，當年的鄭開是否就經常面朝大海，等候一個勃發的時機呢？這個高塘村鄭家的次子，又為何選擇出家這樣一條道路呢？
■ 遊民社會
在鄭開的青少年時期，中國的社會經濟已經從明朝的崩潰與滿清的征服中恢復過來，隨著白銀的輸入，物價緩慢而持續地上升，商業重新繁榮昌盛起來，尤其是閩粵一帶發展速度更快。商品經濟密集的商業網絡連接起了村莊和市鎮。商業的發展不止意味著可以致富，反而可能意味著在充滿競爭的世界里，生存空間更小了。尤其是人口大爆炸的壓力（康熙後期不過一億多，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猛增加到三億一千萬），大量的勞動人口流入市井，無所歸依。
到了帝制晚期，農民階層的特點是“小”、“少”、“散”。小，指耕種規模小；少，指財產少,也就是農民的普遍貧困化；散，指分散的勞動、居住條件, 使農民與外界隔絕。“小、少、散相互作用的結果,則是我國農民狀況的日益惡化。其最重要的表現就在農民的遊民化”（孫達人：《中國農民變遷論》，中央編譯出版社）。遊民們在帝國的通衢大道、市鎮鄉村、水陸碼頭四處遊蕩。
鄭開選擇出家當和尚，正是當時無業遊民們的出路之一。他應該未曾在官府註冊在案，可能只是一位邊緣僧侶。估計他像十八世紀常見的遊方僧一樣，到處化緣乞討。有學者考證洪二和尚是在四川創辦了天地會，不是沒有這種可能，他完全有可能隨西遷的移民們到四川討生活。在那里和那些傳統的自然經濟容納不了的遊民階層廝混，結成幫夥，患難與共，斂財分用。
於是，獨立於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組織和工商業為基礎的行會組織之外，第三種社會組織“會黨”產生了，“它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整體中已自成體系，可以說是社會中的社會”。 （陳旭麓：《秘密會黨與中國社會》）
於是，販夫走卒、散兵遊勇、星相醫蔔，那些謀求不正當生活來源的盜匪和家業衰敗了地主，都投入山堂，藉此呼朋引類，互援互助。因林爽文舉事被捕的許阿協加入天地會的經歷，就很能說明這種經濟上的連接。他是廣東饒平人，常到鄰近的閩南平和縣小溪地方販賣酒曲。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攜帶銀兩到平和小溪賴阿邊處購買酒曲，途中銀兩被人搶走。他向賴阿邊傾訴。賴阿邊告訴他說：“你若入天地會，將來行走便可免了搶奪，此時被搶銀子，亦可代你要回。”許阿協便與他一同“焚香拜會”，賴果然把被奪銀兩討回還給許阿協。許阿協的同鄉賴阿恩，兒子在福建漳州唱戲。他去探望兒子時，途中也被會內之人將衣物搶去。他將此事告知漳州戲館的梁阿步後，梁對他說：“你只要入了會，就可以討回衣包。”賴阿恩遂與他一同結拜，梁阿步不但為他討回被搶之衣物，還傳授他今後“如遇有人攔路搶劫，只用手指三個，按住自己心坎，就不搶了”。
那些頭腦靈活富於想象力之人，便乘勢而出，做了領袖。福建雲霄高塘村鄭氏宗族里一直流傳洪二和尚“每次要做事以前，都要在廟埕中的一根通天柱旁作法，開始時把自己的身體緊靠著通天柱，將嘴緊貼著柱子念念有詞，然後又把耳朵緊貼著柱子，像是在凝神細聽，說是在聽天地公復降給他諭旨，批準他替天行道做大事，救苦救難救百姓”。極有可能，洪二和尚為了增強在徒眾中的威信，偽托身有異術。看來，他不但熟悉民間文化中結拜聚義等江湖義氣，也深諳如何營聚吸納下層民眾之術。
在表面的盛世之下，我們所見是一個被人口過度增長、個人所得資源比例惡化和道德墮落的社會。生存、安全這樣的基本問題，已經無法經由個人努力來改善，這種情況由於官員的腐敗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既然社會無法提供公平，人們便尋求一種補償機制。“忠義堂前無大小，不貪富貴不欺貧”，天地會的信念，吸引著那些生存無著流離失所之人，吸引著那些無權無勢備受不公之人，也吸引著那些四方浪蕩打劫偷盜之人。
身處十八世紀中葉的洪二和尚無從想象，他正處於中華農業帝國的艱難轉型之際。許多人和他一樣，不再依存於祖祖輩輩耕種著的土地之上，他們遊蕩於帝國的繁華市鎮，遠及荒僻鄉野。於是，在移民五方雜處的市鎮，在商品和交通發達的地域，一個遊民社會誕生了。
這個秘密社會分解著傳統的封建帝制和自然經濟。在洪二和尚身後，歷經嘉慶、道光兩朝，天地會組織激增，披上了“反清復明”政治訴求的外衣，兩百年來，雖是秘密組織，卻擁有廣闊天地。以此為肇端，哥老會、袍哥、青紅幫等秘密會黨和白蓮教、天理教、拜上帝會等秘密教門最終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天地會（洪門）更是為推翻清朝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會黨長於破舊，卻不能立新，此時西方早已風行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政黨，中國這一股無所不在的社會勢力卻始終只能作為武裝力量，被利用、被消滅，中西社會由此拉開差距。
■鄭成功：天地會的祖師爺？
天地會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秘密會黨，關於它的起源，據學者們考證，已可歸納為十二種之多，即：鄭成功創立天地會說；天地會始於康熙十三年甲寅說；天地會始於雍正十二年甲寅說；福建藤牌兵創立天地會說；天地會始於明季說；天地會始於乾隆二十六年說；天地會始於乾隆三十二年說；天地會始於雍正年間說；天地會始於雍正初年說；以“萬”為姓集團余黨創立天地會說；廣義天地會始於雍正年間，狹義天地會始於乾隆年間說；天地會始於明末清初說等。
自從十九世紀初葉以來，陸續發現了各種天地會秘密文件，除各種圖像外，其文字部分，依照其性質，可以分為結會緣起、誓詞、祝文、口白、歌訣、詩詞、對聯、隱語、雜錄等項。各項文字經過輾轉傳抄，既多訛脫，又有異文。其中西魯犯境，僧兵退敵，清帝火燒少林寺，劫余五僧結拜天地會的故事，是學者們討論天地會起源問題時所引用的主要資料。但是天地會秘密文件所述結會緣起，或詳或略，神話成分居多。其所述人物、時間、地點，亦互相抵牾。所以天地會的起源問題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後世流傳的各種天地會秘密文件，多敘述少林寺被清帝焚燒後、劫余五僧拜長林寺僧長萬雲龍為大哥，以陳近南為香主，在高溪廟起義，萬雲龍失機陣亡，五僧分往各省傳會，成為天地會的五祖。於是有學者根據這些傳說加以考證後，多認為萬雲龍大哥就是影射鄭成功，陳近南就是影射陳永華，於是得出結論天地會就是起源於臺灣。最早提出鄭成功創立天地會的說法，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歐榘甲、陶成章、章太炎等人。這是革命黨人出於革命目的所造的“英雄譜系”，藉此激發民族大義。
武俠小說家金庸在《鹿鼎記》里糅合歷史與虛構。蔡德忠向新入會的韋小寶如是介紹天地會歷史：“本會的創始祖師便是國姓爺，原姓鄭，大名上成下功……我和方兄弟、馬兄弟、胡兄弟、李兄弟……都是國姓爺軍中的校尉士卒”。隨著金庸小說風靡華人世界，鄭成功、陳近南的名字、“地鎮高岡，一脈溪水千古秀；門朝大海，三合河水萬年流”這樣的天地會暗語，便廣為流傳。
“茶陣”
茶陣是天地會（洪門）隱語文化的重要內容，因會內聯絡地點多設於茶鋪酒肆，既避免官府的註意，又用以連絡同誌、傳遞訊息。 茶陣的構成要素相當簡單，一只茶壺、數只茶杯，便能幻化出不同的陣形。
“茶陣”的主要功能有四種：試探、求援、訪友、鬥法。“試探”乃是以茶陣考驗對方是否為洪門同誌；“求援”則是以茶陣暗示己身有危難，需要同誌相助；“訪友”是在登門拜訪朋友同誌時，藉茶陣的擺設以探知對方在家與否；“鬥法”則有互相較勁之意。
“茶陣”分成三階段：布陣、破陣、吟詩。第一階段“布陣”，將茶陣擺出。第二階段“破陣”，由對方破解，通常經由茶杯的移動、茶水的傾倒以達到破陣的效果；如果對方能夠破陣，就可能是洪門同誌。第三階段的 “吟詩”，則是在破陣以後，由破陣一方吟出所破茶陣的對應詩句，達到雙重確認身份的效果。
一個完整的“茶陣”應包括圖像、陣勢定制（又可分為“布陣”、“破陣”）及飲茶詩（又稱“謠訣”）。
單鞭陣
陣式為求救於兄弟的意思。對方能救者，可徑飲其茶。不能救者，棄其茶，再傾茶飲之。
木楊陣
陣式為茶杯兩只，一只在盤內，一在盤外以試探是否兄弟。要飲，應先將盤外茶杯移入盤內後，再捧起相請。
患難相扶陣
取盤外一茶碗，放在盤內四碗的中央，然後飲下。
爭奪陣
陣式為將壺口對準茶碗，即獻茶人請對方與他爭鬥。破陣時如不應所請，可取中間那一碗茶飲下。
四大忠賢陣（天地會用此式，哥老會無。三合會有與此相近的“四忠臣陣”但要少一個茶壺）
天地會對此陣的定制是，此陣只在請求弟兄援助時應用。若為寄托妻子而允諾者，即取左邊一杯茶飲下。若為借錢而答應其請求，則取次一杯茶飲下。若為援救兄弟之生命，則取第三杯飲下。若為救免兄弟之危難，則取第四杯茶飲下。若不能應其請求，或不願應其請求，則變更茶杯位置。再飲下。
五祖茶（天地會稱此名，三合會名為“五虎將軍陣”，哥老會無此陣）
陣式為左邊五只茶杯擺直後，不能飲用，須將杯中的茶還入壺中，再於中央一只茶杯內註茶，才能飲用。
絕清茶（天地會有、三合會、哥老會均無此陣）
陣式為兩杯茶上先承住煙筒一只，先將煙筒執起，然後拈茶誦詩雲：“兩塘有水養清龍，手執清龍兩頭通。清龍無水清龍絕，調轉乾坤扶明龍。”
梅花陣（又名“梅花郎”天地會有，三合會無，哥老會有與此同名者，但內涵和形制均不同）
陣式為中心一杯萬不可飲，從外順手拈來一杯，誦詩後即可飲。詩雲：“梅花吐蕊在桌中，五虎大將會英雄，三姓桃園還有號，要會常山趙子龍。”
從會黨到會匪：被遮蔽的革命史
辛亥革命成功，會黨多有功焉。但身為洪門中人的孫中山大總統，卻斷然拒絕了洪門立案“改堂為黨”的要求。所謂“革命元祖”反而成為新政府打擊的“會匪”。甚至在歷史記錄中，其曾有的貢獻也被抹掉。
1912年1月，孫中山剛就任臨時大總統，就接連不斷地收到海外華僑熱情的賀電，紛紛表達了對新政權建立的支持與喜悅。其中表現最為積極的，可能要算海外的洪門組織了。
當時，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在電函中，就首先表達了他們對革命一如既往的支持：“同人等願犧牲公產為軍民國用，求大總統早日北伐，直搗幽燕。”而這份信函最核心的目的，卻是他們提出的請求：為洪門立案，回國合法參政。信中說：“故特命謝君秋、梁翼漢君回國見大總統，辦理政黨事宜。”這也是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那段時間內的第二次向大總統提出“洪門立案”的請求了。他們不無殷切地談道：“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況且大總統是洪門總領，正宜成政黨以慰陳近南、鄭成功之靈，慰同仁仰望之心。”
當然，洪門立案也是此時美國致公堂首領黃三德最為迫切的願望。據其自述，在剛剛過去的幾個月內，他“連日籌劃發電報，用各埠致公堂名義，各華僑團體名義，一日而發三數十封，電報之費逾千”，為孫中山張大聲勢，可謂慘淡經營。“果然南京諸代表皆震驚孫文之虛聲，謂臨時總統非孫君莫屬。”
於是，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後不久，黃三德也回到國內，準備商討洪門立案的事宜。
■ 革命功勛
1912年初，還是寒冷的冬天，而在從美國到中國漫長而痛苦的航程中，黃三德卻自信滿滿，在他看來，孫中山之能夠被選為臨時總統，是他一手造成，也是洪門人士合力造就的結果。他曾說：“若使當日不發此數百十封電報公舉之，其聲勢不大，各省代表未必重視之。”
這雖不免有自矜功伐的嫌疑，但坦白而言，洪門及其他會黨力量對於革命確實卓有貢獻。正如莊政所說：“若謂洪門為革命之元祖，殆非誇飾之詞，至少這種推論可用於革命發軔時期。”
1894 年6月，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提出了一個年輕人對這個國家各項的改革建議，然而圓熟事務的李鴻章拒絕了這個有些書生意氣的廣東人。失望之余，28歲的孫中山決意革命，並在該年秋天遠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當地華僑的協助下，孫中山召集華僑革命誌士25人，成立興中會，大會上全體與會者同舉右手，向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
這一年，被視為國父煊赫的革命生涯的開始。不可否認的是，國父的革命事業自一開始，就在尋求著會黨力量的襄助。
最先與孫中山結識的革命同誌鄭士良、尤列等人，本身便為會黨人物。正是這些會黨朋友們的聯系幫助，使得他的組織迅速建立並發展起來。而興中會成立之時，參與者多數也是有會黨身份的。1895年2月，孫中山和鄭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其會員中有案可查的，會黨分子就占了三分之一。早年便已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的馬超俊曾說：“國父當年創組興中會，系賴檀香山洪門前輩之支持。”
而孫中山所面臨的革命情形，則略可解釋他選擇與會黨聯姻之原因。當時，盡管人們對滿清的統治已是日益不滿，但事實上，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四處倡言革命的時候，各類的反清活動，大多還僅僅是會黨組織的作為。
回想革命之初，孫中山曾不無感慨地說道：“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他說：至於中流社會以上的人物，“應而和之者”， “實為寥寥”。當時，士大夫們還依然醉心於功名利祿，孫中山所堅持的革命主義，只不過親友數人理解而已。倒是被稱為“下流社會”的人群中，反而有三合會這樣的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茍與之言，尤較縉紳為易入”。因而，他便首先從聯合會黨入手，開始他的革命活動。莊政說：“國父創始國民革命，即以運動會黨作為起點的，審度當時的環境，可以說除此之外，別無它途。”
為“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孫中山曾三次赴美，向華僑宣傳革命。1896年，當孫中山首次赴美時，雖“勸者諄諄”，而“聽者藐藐”，終究無功而返。但這次失意的美國之行，卻讓他發現，華僑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門，故欲收革命宣傳之實效，必須借洪門之幫助。
1904年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並受“洪棍”之職。接著便前往美國本土，受到致公堂首領黃三德的熱情接待。在黃三德的陪同下，孫中山前往各城市對洪門會眾進行革命宣傳。同時還為致公堂重新制定章程，從而將美國的洪門組織，也納入革命的旗幟之下。
1911 年5月，當孫中山第三次赴美時，作出了將致公堂與同盟會合並的決定，要求致公堂未曾參加同盟會的成員，一律加入同盟會，而所有同盟會成員也一律加入洪門致公堂。隨即孫中山提議組織洪門籌餉局，為國內武裝起義籌集軍餉。經過致公堂與洪門籌餉局的努力，僅僅數月之間，便在華僑中集款144130元。而與此同時，海外其他地方，“捐資者異常踴躍”，如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竟不惜抵押公產，借款籌餉，而消息傳出，各地紛紛效仿……
而國內會黨組織，同樣也是孫中山積極聯絡的對象。1899年，孫中山派畢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帶聯系哥老會，同時指令鄭士良、陳少白等在香港設立會黨聯絡的機關，建議將湖南、湖北廣東等地的三合會、哥老會與興中會聯合起來。同年，兩湖哥老會著名頭目十數人先後到港，共同商定設立興漢會，統一三省會黨，並決議推舉孫中山為會長。此後，黃興聯絡哥老會、三合會、青幫、白幫等組建華興會；陶成章則聯絡浙江、福建、江蘇、江西、安徽五省會黨頭目，在杭州成立龍華會。有人稱，“三合會化為革命黨，哥老會也復為革命黨，於是全國各省之諸會黨，悉統一為革命黨焉”。
孫中山在海外聯絡的會黨，為支持革命而 “慷慨助餉”；他在國內聯絡的會黨，則在武裝起義時“沖鋒破敵”。他們“各盡所能”，為辛亥革命成功立下了功勛。
■ 從功臣到“會匪”
與黃三德一樣，國內會黨也普遍期望著革命勝利後，自己能作為建國的功臣而受到優遇。
那段時期里，在長沙，起義成功後，會黨兄弟們過著優遊快樂、隨心所欲的生活。“進出都督府的人，車水馬龍，熙熙攘攘”，他們一起“吃大鍋飯”，紛紛要求得到妥善的安置，以至於都督焦達峰忙於接應，都無暇辦理公事。而衡陽以南各屬會黨也是意氣風發、“得意洋洋”，一些會黨兄弟們無比喜悅地認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們洪家的天下了”。
不僅僅是湖南，有些地方的會黨還明目張膽地占領民房衙署做起公口、設立山堂，有的幹脆在軍政府公署門前掛起“大漢公”、“大陸公”、“光漢公”等公口招牌。比如貴州，公口開進了軍政府各部門，“上自都督，下至微職，以及軍隊大小職官”，無一不是會黨中人。比如四川，此前一直在暗地里才能活動的哥老會，突然光明正大起來，他們將公口向社會完全公開出來，而市民也爭相“參加袍哥”。仿佛歷史依然要沿襲著過往的傳統，會黨作為開國的元勛，而理所當然要在此後備受尊崇優待，這是一次獲得合法身份的契機麼？
1912 年3月，黃三德與孫中山約在廣州相見，談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孫中山“滿口應承”，但要黃三德具呈胡漢民，請其批準，因為孫中山已卸任臨時總統職務，而當日籌集軍餉多由胡漢民負責接收。此時胡漢民正任廣東都督，黃三德很快便將呈文遞上都督署，然而不料一月之久，“渺無聲息”。
黃三德也許還不清楚，孫中山這位1904年加入洪門，並曾說“革命與洪門，誌同道合，聲應氣求，非同利用”的領袖，剛剛回國兩月之後，便改變了之前的態度。 1912年1月29日，他在致江西馬毓寶暨南昌各界的電文中說：“近聞省垣有呼群聚嘯，擾亂地方之事，倘不嚴申禁令，殊與本總統建立共和國宗旨有違，即各界保民起義，初心亦當不願有此。建設之事較諸破壞之事尤難，所有朋比異同，易於誤會之舉，尤宜痛行戒絕，民國前途實有賴焉。”
一時間，鎮壓會黨成為全國的潮流。在江西，軍政府首先發布了《解散洪江、三點、哥老會之公告》。在雲南，蔡鍔的“懲治律”規定：“凡群眾合立公口，開山堂，歃血定盟，結拜兄弟，圖謀不軌者，從左之區別處斷：首魁處死刑……”而廣東、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對會黨活動通行禁止。
與此同時，全國的報紙也無一例外地表達著對會黨的蔑視與敵意，批駁並譴責他們對於社會的危害。當時，不論是全國知名的大報，如《申報》、《神州日報》、《時報》、《民立報》等等，還是那些街頭描繪街頭巷談、茶余瑣事的小報都充斥著控訴“會匪”鬧事，或是各軍政府鎮壓會黨及幫會頭目被正法等這類大快人心的消息。
於是，好多會黨兄弟，在改朝換代後，對於新的生活還未來得及憧憬，他們卻突然發現，在他們曾出力打下的天下里，依然被稱作“會匪”而遭到排斥。
■ 遊離在秩序之外
不久，孫中山便離粵北上。但在廣州，黃三德依然為洪門立案的事情奔勞。孫中山虛與委蛇，而胡漢民則置此事於腦後不理。一次黃三德見到胡漢民，說：“洪門幫助革命，不能不謂有功，今區區一紙立案批詞而拒絕之，試問良心何在？若果不準洪門立案，應償還洪門人士所捐之革命軍餉，各埠洪門為幫助革命而變賣抵押之實業，應當一一為之贖回。”胡漢民聽後，又“將責任推歸孫文”……
革命黨認為，洪門向來以恢復漢族統治為宗旨，如今目的已達，歷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沒有在國內立案活動的必要。
1912 年5月，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說：“洪門所以設會之故，系復國仇，……惟先下漢族已復，則當改其立會之方針。”已掌政權的革命者，對於曾經並肩作戰過的會黨兄弟，無一例外地采取了這樣的立場：“滿清已踣，即為目的已達，亦應立時解散。”江西都督李烈鈞說：“各會起源，雖因對待滿清而設，茲既復我漢家疆土，還我漢人主權，備會目的已達，自應取消會名……”雲南都督蔡鍔則聲明會黨“失去了原來的宗旨，不能算為良民。”
其實，幫會的存在，並非因為“反清”的使命。“反清”完成之後，它依然存在而又無法融進新的社會體制，說明幫會的存在不是政治的問題，而是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根源。
從源頭上看，會黨參加者多數為在外謀生的底層民眾，有的為人傭工耕作，有的是經營小本生意，還有遊鄉的小手工業者、江湖醫生或無業遊民等。他們結拜的目的在於希望遇事有人幫助，“免受別人欺辱”，正是因為幫會滿足了這類長期漂泊在外、艱難謀生的窮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傳播。
而究其根源，人口的惡性膨脹和土地兼並的加劇，排擠出大批無地可耕的遊民，始終都是清朝政府一直無法根治的，也是導致秘密會黨興起的最初源頭。而外洋侵入以來，這種局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鄉一集，遊惰無業者不過數人，今則數百之聚，遊惰即至數十”，他們迫於生計，集結流入會黨。
正因此，多數情況下，他們是合法秩序的挑戰者與破壞者。比如太平天國時期，南方的天地會組織或是直接加入太平軍，或是借著太平軍的聲勢，不斷起事，與之遙相呼應，對抗滿清朝廷。但我們也發現，與此同時，曾國藩招納湘軍時，也有大量的哥老會弟兄紛紛湧入軍營，似乎並未顧及“反清”的 “大義”。
因此，一直以來，幫會便遊離於秩序之外，會員以兄弟相交，以江湖義氣為重，大都是生存上的逼迫，而較少政治上的自覺。
■ 何去何從？
在多數革命黨人看來，當初聯絡會黨只是權宜之計，因而革命成功後，他們態度急轉直下，對幫會活動也一味鎮壓，但這並不能解決問題。
當然，也有個別和會黨關系很深的革命黨人，認真思考過處理會黨問題的方法。比如譚人鳳就草擬過一些會黨改造的方案 ——《社團改進意見書》、《章程》、《社員守則》等。他說：辛亥革命後會黨所表現出的種種令人不滿的行為，除了會黨自身缺陷外，也與革命成功後受到冷遇，心中因而憤懣不無關系。他說：“夫大功克奏，事外虛弱之輩反握重權，對於紳商學界優禮寵遇與滿運相始終，堅忍痛苦，百折不撓之洪門兄弟，則無人齒及，而且加以嫉視，揆諸情理，豈可謂平？”
他雖然也認為會黨在民國已無存在理由，但是主張成立“社團改進會”，對會黨“施以改進之教育，滌其舊染，鹹與維新”，使之轉化成現代民主國家新型的政黨組織。譚人鳳還制定出一系列教育會員、職業培訓，興辦社會生計事業以安置無業的會黨成員的具體辦法，希望在湖南首先實行。但是，剛剛在街上掛出一塊籌備會的牌子，革命黨人柳聘農家中便被恐嚇，扔了一顆炸彈，然後立憲派和權紳大起其哄，說：“會匪鬧進城來了！”準備大舉清鄉，實行屠殺。譚人鳳只好宣布作罷。
如果說譚人鳳改造會黨的願望，還只是一些想法的話，那麼“中華國民共進會”的從成立到解體，則顯示了會黨改造之路的艱難。
民國初年，時代巨變。舊式的會黨為了自身的發展，更適應新的社會，避免被歷史淘汰，不得不采取一些自救措施。因此，民初部分會黨為融入現代新型的社會，采取了用近代政黨模式來改組幫會內部組織的辦法，企圖使會黨轉變為政黨，以期在社會中獲得生存。
這種背景下，1912年7月1日，在上海，由紅幫、青幫和哥老會公口三家幫會聯合成立了“中華國民共進會”，由應夔丞任會長。成立大會上，著名的哥老會首領張堯卿說，“今既三家合而為一，成一大團體”，“深望同胞痛改前非，從茲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然而，事實並非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四下的會眾依然沒有停止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因而輿論聲討、譴責的聲音從未中斷。
面對洶洶輿情，會黨中人多無可奈何。當年 9月，共進會頭目汪旦庵以上海總部的名義，在《神州日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言語中盡顯可憐。
他說：“當滿清之時，三會之人屈服於專制魔王之下，政府之對於三會也，以匪目之；即同胞之對於三會也，亦以匪目之。含汙忍辱不敢表白其心跡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他又說，一因著手之初，未能完全規劃，而又會員眾多，良莠不齊，難免差池，但共進會絕無“恐怖黨之性質”。況且如此龐大的團體，短促之間，“即無外界妨礙，欲盡汰舊時各種闕點”，已屬大難，何況輿論如此逼迫呢？
最後，他幾乎是哀求輿論，給會黨一點生存空間，他說：“故特敬告大記者，請諒吾人之苦心，雖不表同情，亦請為社會計，稍留余地，弗因莫須有之事即加苛責。”
但是盡管這樣，局勢並沒有被扭轉，上海總部已沒有能力來阻止各地會黨滋事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各地共進會分子依舊我行我素，初具政黨性質的共進會只是徒有其表，在政黨的幌子下依舊做著會黨的不法勾當。當年10月，浙江便已嚴令解散共進會。不久，江蘇都督程德全也發布訓令，“勒令解散”。而不久後，因共進會會長應夔丞卷入宋教仁案，而使得共進會的形象被徹底破壞，一次由舊會黨向新型政黨轉變的嘗試以失敗而告終。
不久，二次革命爆發，又迅速失敗，歷史進入了軍閥統治的時代，所謂的會黨改良也無從談起。此後的幫會，漸漸從一個民間封建性的，遊民為主的秘密結社，逐步演變為職業犯罪集團和黑社會組織，日益墮入下流。
隨著政治上的退化和自身的癌變，幫會在這病態的社會里迅速墮落為江湖流氓勢力。其突出的表現便是不擇手段地追逐利益，諸如販運鴉片、拐賣人口、開賭場、設妓院、占地為霸，綁架勒索、包辦殺人……早期那種“取之有道，行之有義”的人生信條，已蕩然無存。
更甚者，民國後許多軍閥、官僚、洋人，甚至執政當局開始把利用幫會作為達到其政治目的或經濟利益的手段，從此，幫會的命運日益與軍閥、權力糾纏在一起，這些之前屢遭取締鎮壓的幫會組織，就成了公開的、合法的黑社會勢力，對正常的社會秩序施加了極大的威脅。
■ 反目
1912 年8月，孫中山就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不久，黃三德來到上海見到孫中山，告以胡漢民不肯批準洪門立案的事情，孫中山“權作答覆，亦無切實之言”。其實，黃三德這時已明白：“兩人扯貓尾，有意壓迫洪門，不準其正式立案，蓋為其自己組織政黨起見，欲消滅洪門而吸收之，不願意洪門再成勢力。”無奈，黃三德決意回美，請代籌船費，“孫文靳而不予”。
回到美後，黃三德又一次收到孫中山寄來的書信。當時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孫中山逃亡日本，準備組建中華革命黨，動員洪門人士一律加入，將致公堂改為中華革命黨，印出傳單，遍寄加美，隨即準備開始向洪門的第三次革命籌款。
當時有洪門人士在給孫中山的復函中寫到：“先生衰時則倚庇於洪門，盛時則鄙屑洪門，避之若浼。今盛而復衰，又欲與洪門親密。先生休矣。”洪門對孫中山已憤恨如此，第三次籌餉，終未成功。
1918年，孫中山居住上海期間，北大校長蔡孑民與張蔚西曾經聯名上書給孫中山，擬從清朝的秘密會黨活動開始，至南京臨時政府取消之日止，仿照《通鑒外紀》的寫法，編寫一本名叫《國史前編》的書，征求孫中山的意見。
孫中山在復函中說： “以清世秘密諸會黨，皆緣起於明末遺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故於共和革命，關系實淺，似宜令編為秘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
會黨，不僅不能進入正統的歷史，而且曾有的貢獻也被抹掉。歷史的冷漠一至於此。
■ 蔣介石與上海青幫
20 世紀20年代初，陳獨秀曾撰文寫道：“上海社會是哪一種人最有勢力？從表面上看開，政治的、經濟的大權不用說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會底下卻不盡然。大部分工廠勞動者，全部搬運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聽，這一批活動力很強的市民都在青幫支配之下。”“他們的組織上海沒有別的團體能比他大，他們老頭子的命令效力強過工部局。他們所作的罪惡實在不少，上海的秩序安寧可以說操在他們的手里。”
近代上海幫會是從鴉片戰爭以後逐步興起的，而進入 20世紀後，青幫已逐步成為近代上海幫會中的主流勢力。成員上，它不僅大量吸收城市遊民和流氓無產者，而且接納了近代產業工人、知識分子、以及中小民族資本家等階層。它的組織膨脹到了幾乎無孔不入的程度：以普通勞動群眾為主的幫會群眾層來看，30年代上海紗廠中男工70-80%加入了青紅幫，拜有老頭子。上海人力車夫90%加入了青幫。上海碼頭工人加入幫會的比例也高達70-80%。在郵電系統中，加入幫會的也高達20%左右。有人估計，30年代上海幫會分子至少有50-60萬之眾。而30年代上海市人口不過300萬。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蔣介石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憑借早年與幫會的淵源關系，開始長期利用上海幫會。1927年，在“四·一二”事變中，上海幫會充當了蔣介石的急先鋒，幫助蔣介石順利實現了“清黨”、反共的目的。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後，蔣介石對幫會頭目“論功行賞”，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分別被任命為“總司令部”顧問、“軍委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等職銜。
南京政府成立後，龐大的財政開支，特別是軍費開支始終是最為緊要的問題。在此，上海的幫會多有協助，他們強迫江浙財閥們紛紛捐款。由於上海有“租界”，他駕馭不了上海資本家，就依靠幫會對上海資本家施加壓力，“運用強硬手段促使上海銀行家和商人認購新的國庫券”，甚至不惜“綁架富戶”，進行勒索。而依靠幫會人物，進行各種走私、販毒活動，從中謀取暴利也是蔣介石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除此之外，在鎮壓工人運動、破壞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對付反蔣的地方實力派人物上，幫會也會不時大顯身手。
而由於得到了蔣介石的扶植、縱容與利用，上海幫會在南京國民黨政府所在的十年間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它已不再是民間下層社會的秘密結社，而是依附於國民黨政權的一支具有政治性的，取得合法地位的黑社會勢力。這樣“政幫合一”的結果，非但使近代上海幫會公開化、社會化、合法化，而且使幫會勢力如虎添翼，走向惡性膨脹。
天地會與太平天國
1851－1864 年，太平天國運動導致滿清王朝迅速走向衰亡，而在此之前，各種秘密會黨此起彼伏的發難就已在不斷地騷擾著中央朝廷與地方官府的統治。天地會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19世紀中葉，正是天地會的起義，客觀上為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與迅速發展北上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首先，當日廣西的天地會起事，無論聲勢與力量都比太平軍搶眼，分散了清軍的註意力，客觀上掩護了太平天國的活動。不僅如此，原“三合會”首領羅大綱還將所率領的2000多人直接加入太平軍，與之並肩作戰，是對早期太平軍隊伍的一次壯大。在廣西各縣就地堅持反清鬥爭的會黨也為太平軍的勝利進軍做出了貢獻，一些奉命從外省趕來廣西鎮壓太平軍的清軍，未及與太平軍交手，就已受到天地會堂會武裝的截擊。
太平軍金田起義後經蓑衣渡之戰進入湖南，湖南會黨的反清潮流乘勢而起， “動輒糾集滋事”，與洪秀全的隊伍遙相呼應，或者直接加入太平軍。據羅爾綱估計，太平軍僅在湖南便吸引天地會五萬多人，相當於之前的10倍。
洪秀全豎起反清旗幟之後，由於有著共同的敵人，各地會黨在軍事上協同太平軍作戰乃至直接加入太平軍，成了此後屢見不鮮的事情。邵雍在《論太平天國時期會黨運動的特點》一文中寫道：此時，各地會黨看到太平天國的強大聲威，紛紛主動與太平軍取得聯系乃至接受其領導。
除了在組織上力爭與太平軍取得聯絡外，各地會黨還紛紛打起了太平天國的旗號。與此同時，在浙江、江蘇、安徽等地，天地會也紛紛假借洪楊名義發出布告，他們的文告中一再出現“太平國”、“大明太平天國”等年號，這種強大的政治宣傳不僅擴大了會黨起義的影響，也對太平天國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864 年，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天京的火光與血泊中歸於沈寂，朝廷在這次曠日持久的鏖戰中看似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然而，清廷的另一些敵人——秘密生存的幫會組織，卻也在此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場戰爭後，清朝中央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逐漸喪失，傳統的保甲制度名存實亡，這都為秩序化之外生存提供了空間。長期的戰爭造就了運河、長江沿岸大量失業的水手、纖夫、搬運工、竈丁等破產者。所有這些，加上原有混跡於社會中的形形色色的流氓無產者，即構成了清末不斷壯大的流民隊伍，他們再不斷地邁入秘密幫會組織的行列。毫無意外，客民與散兵遊勇帶來了哥老會的蔓延，而運河、長江沿岸的失業者則構成了後來青幫的主要來源。
我所看見的袍哥覆滅
四十年代初，父親也許是因為失業，經濟拮據，借口抗戰躲飛機之名，從成都搬遷到離汶川縣城三十華里的三江鎮居住，以減少開支。三江不大不小，四縣交界，是各種勢力爭奪的地盤，用一個數字就能說明當時當地的局勢：每月，我最少要看見一個被槍殺的。
國民黨的基層政權，與地方勢力緊緊聯系。三江的徐姓、朱姓、周姓是大族。歷任鄉長都姓徐。舵把子（袍哥頭子）則為朱氏歷任。地方上一切實權，實際是舵把子說了算，鄉政府也只是出面辦理而已。
袍哥又分清水與渾水兩種。所謂清水，不去明目張膽殺人越貨，但實際上操縱地方實權。渾水袍哥，則是提槍耍炮，搶劫殺人，無惡不作。
三江的清水舵把子朱海環，就是依靠其在某軍閥處任軍參謀長的哥哥朱吉生而稱霸三江。渾水舵把子李澤儒，綽號李麻子（臉上有幾顆白麻子），平時戴頂禮帽，穿著合體高雅的長衫，文質彬彬的樣子。可他曾在縣城公開搶劫最大的劉澤山綢緞莊，也在新津縣渡口搶劫過官銀。
無論是清水渾水袍哥，都視自已的地盤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地，決不允許外來者進入，否則格殺勿論。
一些跑江湖的社團組織，如戲班子、商販等，都要先送禮拜望清渾兩幫舵把子，把言語拿順（說好），就是趕鴨棚子（秋收時有的農戶專門養幾百上千只鴨子，從南向北，趕著鴨子在秋收過的稻田里撿食昆蟲和遺留的稻谷，晚間將鴨子圍在棚子里，一個月後鴨便長肥）的農民，也要逮兩只鴨子去孝敬舵把子，才可免去麻煩。
除向無權的士紳商賈派點保護費外，袍哥不輕易擾民。按他們行話：就是兔子不吃窩邊草。當然，也有不服管教的兄弟夥，凡不落教（不聽招呼，違犯幫規者），輕則當眾責罰或趕出家門，重則處決。
■ 爭鬥
渾水舵把子李麻子，由於帶過（做壞事）太多，用他們黑話講，就是提起腦殼耍的人，心頭虛得很，疑心也重，因此保衛措施十分嚴密。他出門上街，總少不了三四十個兄弟夥前呼後擁跟著，而且提前就有人到他要經過的路口查看站崗。來回出入路線和穿戴也多變。晚上，在他住宿地幾里路外就放了崗哨。
有一次他老婆請我母親搓麻將，我跟隨去了他家，那是一個很大的林盤（川西鄉下住戶均種許多有竹子，故名竹林盤）。生人進去還弄不清東南西北。在他房間（宿舍）床後便是一個暗道。
鎮上駐有一個保安中隊，相互井水不犯河水。保安隊在大廟壩子里出操。李麻子就在大廟棚子里擺場火（賭場），門口就架著機槍，看誰敢肇事（鬧事）。
有一年，鄰鎮一個周家大戶婚嫁，吃喜酒的一批“顫翎子”（出風頭顯示自已）的青疙瘩娃娃，仗勢周家也是有錢有勢，不打招呼就到三江街上耍，而且在區公所隔壁吃茶時，故意翹起二郎腿亮出腰插的手槍。李麻子得知情報後，立即派人去當場把那幾個丟翻（打死）在茶鋪內。
1948 年的初夏的一天中午，放學回家，看見滿街上許多荷槍實彈士兵，大橋河邊上還槍斃了一個人。問其原因，原來是一個押“肥豬”（綁票）的兄弟夥，與“肥豬”各坐一輛嘰咕車（獨輪手推車，由於沒有軸承，推起來嘰咕嘰咕響）準備前往交錢贖人地點，在半路途，“肥豬”見了一撥兵，而且滑竿上還躺著一個官，便大聲喊救命。雖說兵匪一家，但光天化日之下，不得不管。於是乎官兵就將“肥豬”解脫，就地槍決了懷揣手槍的趕豬手。
這下臉面可丟大了，在自已的地盤上居然讓人公開打死自已的兄弟夥，袍哥們圍住不讓官兵走。誰知遇到了硬火，路經此地不是別人，乃堂堂四川省保安司令。但一個保全省平安的司令，居然也走不脫，最後還是清水舵把子朱海環出來撿腳子（收拾局面），把司令請到家中招待一番，把言語拿順，雙方才轍兵。
司令回到省城，心中越想鬼火越起，遂令崇慶縣保安隊前去進剿。一天上午，一個中隊的士兵扛著機槍步槍，由三十里外的縣城跑向三江鎮。李麻子正在水果市的丁字口茶鋪喝茶，他開溜了，可憐的是在那兒喝茶的老中醫王澤儒，滿身被打了許多窟窿。
在我們上學的口子上，有個鄭家兄弟二人鍋魁（燒餅）店，老大打鍋魁，鄭老二就端著鍋魁盤盤走街串巷，拿到煙館茶房賭場去賣，以此為生。
那個鄭老二不到二十歲，天天在煙館賭場混，接觸的全是袍哥里的老二老幺。臨解放前，鄭老二也嗨上（參加）了袍哥，當了個小老幺。從此也不端盤子賣鍋魁了，一天到晚蹬上一雙一朵花的絲耳子草鞋，穿著黑府綢燈籠褲，對門襟短衫，掛著一只德國造二十響手槍，給李麻子貼起，見人就打個招呼：“哥子好！”其實他心里頭在說：你看我鄭老二今天多港（神氣）。
■ 解放
1949年秋，國民黨四處網羅地方勢力、袍哥大爺，辦起了啥子遊擊幹部訓練班。當然，像李麻子這樣的人物是首選人才。經過短期重點培養後，這個過去的通緝犯居然成了團長。
12月中旬，蔣介石開倉“放糧”，打開成都北較場的軍械庫讓李麻子等各地“諸候”隨便拿。李麻子按保甲派丁，牽起線線去成都揀欺頭。背呀！扛呀！擡呀！真熱鬧！
下旬初的一天中午，放學回家，驚奇地發現鎮上突然冒出許多不是國民黨的兵，頭上戴著八一軍徽，在各家各戶派飯。我家也有七八個。我自作聰明地問，你們就是過去的八路軍吧，要不帽徽咋個是八一呢。他們笑了，說了些什麼八一南昌起義，反正稀里胡塗似懂非懂的話。我吃飽飯後，每人又在洋瓷碗里死勁按滿一碗，用碗袋裝著。然後向各家打了欠大米多斤的條子，說是將來可以頂公糧。飯後很快又悄悄走了。
聽說，李麻子那天差點挨起，他有兩個兄弟夥撞見了，被下（繳）了槍，只是部隊另有任務，沒有理抹他。後來才知道，那是解放軍二野先遣部隊，趕到新津、卭崍增援劉文輝起義部隊，阻止國民黨部隊向西康逃竄。
隨著四川將領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的通電起義，困守成都的敵人，眼看大勢已去，起義投誠。1949年12月30日，成都萬人空巷，迎接解放軍入城。成都和平解放了。
■ 叛亂
國民黨的正規軍的戲唱完了，袍哥大爺、地方武裝粉墨登場了。經過“遊幹班”訓練的那些散兵遊勇，地痞惡霸，在特務統一指揮下，於1950年2月5日發動武裝叛亂。
那天我正在離鎮五里多路的西河邊，喝同學趙朝元的結婚喜酒。突然聽到槍聲大起，又在吼“逮到！逮到！”原來是李麻子恃自已人多勢眾，圍攻堵劫路過的七八個解放軍。解放軍跑到河對面沙渠鄉鄉長徐沛然家土碉樓上，土匪燒房子，硬把那幾個彈盡的解放軍逮到，捆綁起來，全拉到河邊槍殺。其中一人，在被殺前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大邑縣的山大王慣匪郭保芝帶領兄弟夥猛攻縣城。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傷亡，解放軍暫時撤退。匪徒占領大邑後，氣焰更加囂張，裹挾一些群眾，搖旗吶喊圍攻崇慶縣。
大年三十那天，解放軍出城反擊，在西門外的西河壩打死土匪七八十個。大年初一，雖然兵荒馬亂，但母親還是按老規矩給我們煮雞蛋面。才端起碗，就聽到崇慶縣方向傳來密集的槍聲，而且愈來愈急，也越來越近。外邊也吵開了：“快跑呀！”“解放軍打來了！”“與李麻子的隊伍交火啦！”街上老老少少，牽兒帶女的，一撥又一撥，驚驚慌慌地往鄉下跑。
父親叫我出去躲一下，他們留在家里。我也正想出去看看熱鬧，便跑到離鎮三四里鄉下同學徐德明家。到響午時，槍聲已由崇慶到三江的公路上，轉到了鎮周圍，密集的響聲硬是像蓋著鍋蓋爆豆子，劈劈啪啪響個不停，據說李麻子光是機槍就一百多挺。
解放軍這個仗真不好打，哪些是土匪，哪些是群眾，穿戴一樣分不清。為了弄清情況，部隊便占據鎮東西二三里處的一個碉堡（那是紅軍長征時，為防紅軍進占成都，蔣介石叫各地修的），相互對峙起來。
我同學的一個堂兄，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那天好像遇見鬼了，撿了一支“中央軍”敗退時丟下的步槍，也跟到去湊熱鬧，剛爬在墳堆邊一擡頭看，撲哧一聲，一槍正打在腦門心，當場完蛋了。嚇得那些看稀奇、打欺頭（占便宜）的，趕快縮回烏龜腦殼跑了。
看來這兒太近，不太安全，我們幾個娃兒相約往北邊走。在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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