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民生報四版）

自十月上旬，美方將中美著作權保護協定草案送達我方以來，該草案的內容一直是各界談論的焦點。文化界普遍認為該草案內容過苛，簡直在漫天喊價。美方却振振有詞地認為：這是根據伯恩公約及世界著作權公約的規定草擬的，臺灣的經濟發展已達一定水準，故在著作權方面也必須達到一定國際標準云云。雙方各說各話，在認知上有相當差距，癥結問題，究竟在那裏？

細看美方送來的協定草案，確實是依伯恩公約及世界著作權公約草擬的；不過，在此二規定有出入時，草案則捨世界著作權公約而採伯恩公約規定。在我方所指責的「溯及既往」不合理、「保護期間」過長，及「強制授權」條件過苛等問題，伯恩公約第七條、第十八條及附屬書上確有類似的規定。當然，協定草案在採用伯恩公約規定時，也有斷章取義的情形，例如在溯及既往問題上，規避締約國聲明保留之規定；在保護期間問題上，不提特殊著作（如照片、應用美術等）之短期保護情形；在強制授權問題上，規避了複製權的強制授權等。但事實上，雙方認知差距的最大癥結點，在美方為什麼在草案上採伯恩公約標準，而不採世界著作權公約標準？伯恩公約是採高標準主義，世界著作權公約則採低標準主義。伯恩公約在一八八六年締結時，就以出版先進國家為主，美俄兩國即嫌標準太高，而不願加入，迄今美俄兩國亦仍非伯恩公約的締約國。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拉攏美國參加國際著作權組織，在聯合國國際文教處的極力促成下，才於一九五二年制定世界著作權公約，參加國大部份是開發中國家。美國是世界著作權公約的主要締約國，美國現行著作權法與伯恩公約有不少差異之處（如不承認著作人格權、採著作物固定要件主義、及不保護建築物本身等）。如今，在中美著作權談判上，美國却以伯恩公約的高標準主義來作為談判的法理基礎，實在有失立場。

伯恩公約與世界著作權公約在規定標準上，差距甚大。最近美國與韓國、新加坡談判，美國要求韓國及新加坡加入世界著作權公約，韓國已經加入。由於美國對韓國及新加坡是採世界著作權公約標準，而不是伯恩公約標準，所以情況比目前對我的協定草案好得多。因此，在談判上，如果不能改變美國的雙重標準，在法理上我們能夠爭取的，恐怕相當有限。於是，如何說服美國放棄這種雙重標準，才是我方必須力求突破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