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時間：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像一道深深的刺青，永遠烙印在日本人的記憶裡。即使面臨強震、海嘯、核災，但日本人冷靜、紀律的態度，讓我們印象深刻。我們也看到日本媒體的高度與專業，更給各國媒體提供了重要的示範。 

合一紙業董事長陳金發，過去十八年，多次代表慈濟到海外賑災，地震後立刻趕到日本。陳金發觀察，日本媒體報導災難的冷靜與自制，最值得台灣學習，「報導該報導的，不加油添醋，不煽動恐慌情緒。」 

公營電視ＮＨＫ，就有一本災難新聞採訪和編輯的「手冊」，平日訓練記者。例如，拍照需先經過災民同意。採訪前先說，「遭受災難，您受苦了。」記者和播報員不能隨便使用「大」、「嚴重」、「強烈」等誇張字眼，以免觀眾消沉不安。其他民營電視台，也停播娛樂節目、廣告，只播公益廣告。（為避免轟炸式報導，電視台在震後第五天，已逐漸復播其他節目） 

民營媒體、《產經新聞》山本秀也指出，記者都想搶獨家，但不能為此妨礙救災，「這是記者的職業道德。」報導災難新聞時，哪些話該不該說、哪些地方該不該去，「日本記者彼此明白，有共識。」他認同媒體應該追究政府疏失，「但現在還不到批評的時候。」災難還持續進行，社會內部壓力，反而會批判阻礙團結救災的聲音。 

當然，這種新聞處理的方式，也不是沒有批評。韓國第一大報《朝鮮日報》就質疑，「日本人要忍耐到何時？」財經記者鮮於鉦認為，日本媒體只報導政府公布的資訊，是在袒護政府。民眾過於忍耐，會讓救災更沒有效率。

事實上，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正確資訊，也是媒體「配合」恰當與否的考量。災後，日本政府不僅有能力提供資訊，並設有統一窗口，隨時、不間斷地告訴民眾最新狀況與對策，來降低社會焦慮。 

東京大學經濟系教授、日本首相智庫首席顧問伊藤元重，從管理學角度剖析，政府表現最好的是資訊溝通，尤其是發言人、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每隔一小時開記者會，不看稿，直接回答問題，沉著冷靜，應對得體，「讓民眾覺得可以信賴政府。」 

枝野幸男每次出現在鏡頭前，總是穿著同一件淺藍色連身救難衣，雙手緊握講台邊緣，語氣堅定說明最新狀況，以及政府的處置。他成為政府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象徵，日本網友甚至在推特（Twitter）上連署，求他「nero!」（去睡吧）。 

日本政府是震後第三天核電廠出狀況後，處理太慢，才開始飽受責難。 

野嶋剛：冷靜不誇大是媒體的基本道德 

四十二歲的野嶋剛，在日本發行量第二大的《朝日新聞》跑新聞已經二十年，曾經擔任報社駐台、駐星特派，以及阿富汗戰地記者。 

東北大地震發生後三天，他到中國出差，那天，福島核電廠爆炸的消息才剛傳出來，他在電車上，看到東京人不安的臉孔。

三天後他回到東京，觀察電車上的旅客，又恢復平日的模樣，玩手機的玩手機，打電動的打電動。他在接受《天下》採訪團隊採訪時透露，扎實的訓練，是日本媒體震災表現沉穩的重要原因。

一九九二年我從上智大學新聞系畢業，期望一開始就到《朝日新聞》跑國際外交新聞。沒想到前三年被派到偏僻的佐賀縣，因為表現不錯，之後再調到福岡三年，然後又調回東京總社社會部三年。我是當了九年記者，才如願採訪國際新聞。

這是日本培訓記者的過程，讓你先從鄉下新聞開始做起，慢慢再處理複雜的新聞。 

記者不能哽咽、流淚、激動 

一開始寫稿，天天被上司罵、改稿，說不能太煽情、激動，否則就別當記者了。記者的責任是傳達事實和資訊，而不是表達自己的感情。慢慢的，我們已經習慣要客觀、冷靜的報導新聞。對日本媒體來說，冷靜、客觀、不誇大，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 

記者尤其不能在播報新聞時哽咽、流淚、激動，我在阿富汗戰地親眼看過很多屍體，也會難過的哭。但是，我可以對自己表達這種感情，卻不能在報導中流露。 

《朝日新聞》總共有三千多個記者，地震一發生，報社就召集社會部、政治部、經濟部的編輯主管開會，成立對策本部，大家互相分享情報，並且組成一百多人的採訪團隊，深入災區採訪。後方還有兩百多個各路線的記者，提供各自專業的分析稿。 

因為紙張供應不足，原本報紙每天一份四十張，地震過後，縮減為每天二十張。記者跑回來的新聞，除了報紙，還透過許多管道發表，例如推特、臉書和微博，我們每三分鐘就會發一則新聞。 

我二十六歲時跑阪神大地震新聞，每天採訪十八個小時，卻因為版面有限，只能登一百多字。現在多元化的刊登管道，讓記者有更多方式，提供資訊給讀者。這是日本媒體從來沒用過的方式，相信未來會成為重大事件的標準處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