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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19 08:31:43瀏覽2071｜回應1｜推薦5 | |
寫在前面：近期大陸民間悄然興起研究民國熱，比如孫中山著作、三民主義等等。教育界有研究民國時期的課本，有的學校還直接把民國的課本印發給學生閱讀，反響熱烈，請看［騰訊新聞］的報導文章：（原文爲簡體字） 小學生爲何喜歡民國的語文課本 [導讀]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本賣斷市了，連出版社都沒貨。同期重印的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穫好評一片。教材爲什麽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兒？
南都周刊記者_黃修毅 實習生 郜藝 攝影 劉林 由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開明國語課本》意象優美，對現在的小學生吸引力絲毫不減。 20個一線語文教師組成的“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關於現行語文教材批判的新書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學者、媒體以及更多是家長們的廣泛討論。
永兒的爸爸對永兒說：“如果有客人來，先要問他尊姓。”明天，對門的徐先生來看永兒的爸爸，永兒說：“徐先生，請問尊姓？” 這是1917年版《商務國語教科書》第117課《請問尊姓》的全文。現在上海市江灣中心小學讀二年級的蔡亮，盯著右下方一臉懵懂的永兒肖像咯咯直笑。書頁在她手中輕快地翻動，《語文》課本反被抛在了一邊。 “如果拿現今的課本與此讀本相比較，知道了什麽才是孩子喜歡的書籍課本。” “這本書孩子看了幾頁後，甚是喜歡。這更讓我們家長明白好書籍才是孩子的良師益友。” “目前海外的許多華人家庭和臺灣地區，還以此書來教育孩子。” ［當當網］讀者對這套再版書的評價頗具代表性。 這套顔體字排印，淡墨著畫，一課一圖的教材，是民國初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館長張元濟親自擔任校訂。自1917年問世後的十年裏，總發行量達到七千多萬冊。 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佈了新的教育方針“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國文課本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此後的五年裏，僅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葉聖陶、豐子愷、朱自清、呂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熱心于小學課本的編撰，負起“這擔責任的事”。 編得太用心了，小孩怎會不喜歡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務國語教科書》，原名《共和國新國文教科書》，薄薄八小冊，素色封面上乾淨的直排文字，別無他飾。 陳甯寧五年前從舊書堆裏刨出它們的時候，還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擔任編輯。她1983年從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即從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現在的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所在地，一棟法式洋樓，原是張元濟、顧廷龍等開辦的合衆圖書館。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還收藏了不少民國年間出版的“舊平裝”。 這些當年被當成“新書”搜羅的古舊書籍，還來不及細加甄別、保護和收藏，“有的亂七八糟堆得一塌糊塗”。但憑著對館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國叢書編目》，陳甯寧從“舊平裝”裏，翻尋出全套1917版《商務國語教科書》。 在這個過程中，還勾連出了開明書店1932年版國語課本，和世界書局1930年版課本。三個版本均插畫精美，陳甯寧兩隻手指掂著黃脆的書角，嘖嘖稱奇，“這種書編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麽會不喜歡。” 爲了揀選出幾部合適的老課本再版，當時，她的案頭堆滿了各種蒙學讀本和新式課堂教材。有《三字經》的民國新排本，做成了識字卡片的樣子；也有清末的欽定新式讀本，少不得講經尊孔。 最後選定再版的這三套老課本裏，“最先確定的是葉聖陶和豐子愷一起編寫的開明書局版”。爲此陳甯寧還聯繫上豐子愷的女兒，時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任職的豐一吟，“沒想到那麽多年過去，她對這套課本的記憶還很鮮活。” 陳甯甯的老同學吳遵民，現爲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這幾套老教材的價值：現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編纂小學課本，既沒有名又沒有利，也沒有人出來邀請，他們很難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師們，編了一個好教材，就滋養了一代人。 由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開明國語課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餘版次。 這套意象優美的課本，選文獨多自然與人、花鳥魚蟲、乃至貓貓狗狗的題材。《田裏的麥熟了》、《一籮麥》、《我被縛住了》……幾乎構成了一組兒童田園詩，也符合1929年《國語課程標準綱要》制定的“選文要蘊涵文學趣味”的要求，“因爲少年時期的學生，正是心性活動的時候，讀有興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勝。” 課本經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爲“第一部經部審定的小學教科書”。教育部的批語說：“插圖以墨色深淺分別繪出，在我國小學教科書中創一新例，是爲特色。” 不用教，一讀就能成誦 開明等三套老課本再版後，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學、上師大第一附屬小學引以爲課外讀本。“幾乎不用教，孩子們一讀就能成誦。”高老師舉出佐證： 《綠衣郵差上門來》，“薄薄幾張紙，紙上許多黑螞蟻。螞蟻不做聲，事事說得清。” 貼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個年代小學課本編寫的一個共識。“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著眼于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但是這還不夠。”葉聖陶在《開明課本》的“編輯要旨”裏寫到。 民國時期的語文課本洋溢著開放的精神，有些問題並不設置惟一正確答案，以引導小學生主動探討問題。1932年版的《新選國語讀本》有篇《兩個疑問的信》。 課文這樣寫：“平之：先生時常對我們說，進退要守秩序，應對要有禮貌。但是也有人說，秩序，禮貌，是束縛自由的東西。照你看來，究竟應該怎樣呢？” 這樣的問題對一年級小學生來說似乎深了些，但這種尊重小孩子，並鼓勵他們進行討論的平等思想很讓人服氣。尤爲可貴的是，有些課文不僅告訴孩子們道理，還會教給他們方法。 最能夠體現當時孩子的神采的，是這樣一篇應用文，出現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書國文讀本》第一冊： 《致某校足球會書》“某校足球會諸君公鑒：經啓者，會自組織以來，只有兩月，素乏練習，無從觀感。久仰貴會熱心體育，成績卓著，原定於本星期六午後三時，擬約貴會諸君，在公共體育場比賽足球，俾得取法大雅，並以聯絡感情；想諸君亦必樂於贊同也。如荷俯允，請先示複爲盼。此上，即頌健安。縣立第一高等小學足球會謹啓。” “這就是當時孩子們的日常應用文，這樣的溫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氣度，讓你情不自禁地讚歎。”媒體人潘采夫感慨，讀者都是明白人，這樣的課文，對於大國之中的寡民，是多麽稀缺的珍品，對培養我們的獨立思想的小國民，又有著多麽巨大的價值。
小學語文教材有“毒” 現行的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被稱爲“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學語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還有蘇教版、北師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重點對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版、江蘇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這三種使用較廣的版本進行分析找錯。這份報告詳盡列舉出了三套教材的種種“毒素”： 母愛和母親形象不健康，要麽苦大仇深要麽道德完美，很少見到有血有肉的、真實生活中的母親。比如蘇教版中的《花瓣飄香》、《沈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櫃檯前的孩子》、北師大版《母親的純淨水》等文中，母親多身體不健康，極度壓抑，或功利心太強。而人教版《日記兩則》和《看電視》、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和《媽媽的愛》等裏，母親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無邏輯。她們多數無視孩子的主體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課本裏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樂的孩子，要麽成人化了，要麽非常態，或在恐懼中成長，比如北師大版《花臉》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養，如北師大版《三個兒子》。他們被教育要“吃苦”，不斷“吃苦”，卻不知道爲什麽要“吃苦”。 落後的道德觀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場，比如“孝”、“報恩”、“服從”。種種道德陷阱，在面對尚未完全形成獨立判斷能力的小學生時，具有相當的殺傷力。 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本賣斷市了，連出版社都沒貨。同期重印的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穫好評一片。教材爲什麽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兒？ 新語文課本有多“痛” 在“二期課改”之後，普遍加長的課文，讓老師和學生們疲于應付。有23年語文教齡的王老師感歎，課堂延伸閱讀和學生自主思考的空間，幾乎被壓縮殆盡。
Ian是上海中心學校（小學部）的“高材生”，不久前還在全國小學生辯論賽上獲獎。才十一歲的他，對學了五年的課本的感覺是“被洗腦了”。 上個月，20位教育一線的語文教師共同發起和成立了“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和母愛專題研究小組”——“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發佈新書《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小學語文教材的問題又一次成爲大衆關注的焦點。 跟課堂教育較勁 二年級學生Sunny的媽媽，曾在一篇《我怎麽想就怎麽說》的課後練習裏，和課堂教育暗暗較勁。 課文講述了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時候，在客人前提反對意見，因爲“我怎麽想就怎麽說”。思考題設問：你敢於向客人指出不是嗎？“難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現你的誠實嗎？”Sunny的媽媽針鋒相對，默許女兒違逆標準答案，寫上，“不會，因爲媽媽會罵我！” 在事後與老師的交流中，Sunny媽媽坦陳，“因爲感覺課本裏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說教，有意挑戰一下。” 紹興稷山中學的語文老師蔡朝陽，與“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的其他成員，對北師大版、蘇教版和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的“母親”概念加以分析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拔高也是一種傷害，就像‘我們都是祖國的孩子，我們都愛祖國媽媽’這樣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國際學校 上海江灣中心小學，有23年語文教齡的王老師感歎，課堂延伸閱讀和學生自主思考的空間，幾乎被壓縮殆盡。王老師的一對女兒，“儘管語感不錯，但文章不太會寫。”一道世博會的命題作文，姐妹倆的筆墨潑灑在觀禮世博煙花，爭辯煙火的形狀上。“但會寫文章的同學，就能從世博煙花聯想到世界和平。” 這道同題作文，在作家葉開的家裏，則引發了一場教育倫理的討論。女兒喬喬因爲沒去過世博會，爲寫作文發愁，老師傳授，“實在寫不出可以編”。專程爲寫作文去了世博，女兒又爲“要不要寫廁所”發愁，因爲“寫作文要寫那些漂亮的東西、美好的東西。即使不好的東西，也要寫好的方面。” 徒生出這樣的無奈，父女間甚至達成了如此暗號，“語文考過九十分就是一樁醜聞”。三年前，葉開就注意到小學語文教材的嚴重問題，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應《語文教學與研究》主編曉蘇之約，寫了十二期“語文之痛”專欄。 “我們這一代已經被犧牲掉了”，爲了讓女兒能夠多少掙脫這種教育思想，葉開把喬喬送進了協和雙語尚音學校（小學部）。這所建有國際部的學校，“至少能同時奉行兩套價值觀的教育”。 就像絕大多數就讀於國際學校的孩子一樣，喬喬偏愛原版英文課本勝過語文課本，每每看到一個人偷笑。上海中心學校五年級學生Ian比較中英文教材，認爲“英文課本突出知識點，而在語文書裏總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訴你一個課文背後的什麽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課本裏的“餐廳”一課，調動起了研究菜譜的興趣，甚至自己在家裏要求配菜、做菜。“而語文課本也可以講燒菜，只是最後要加一個感悟‘我這才體會到媽媽的辛苦’。”Sunny媽媽的話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還有課外書 Ian一結束考試，向媽媽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課外書了嗎？” 喬喬在學習時，會偷偷夾塞一本《波西傑克遜》瞄上幾眼。這讓爸爸葉開感歎好書的誘惑，但仍難釋懷“抄詞、歸納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費小孩子的時間，二是讓小孩子在語文作業這個問題上學會了陽奉陰違。” 雖然，從2001年語文教材放開以來，領袖的故事有所減少，但是王老師還是對敍述陳毅年少時的《神童》等課文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其實這是‘主題先行’觀念作怪”，葉開如是說。 而另一方面，語文課本中的經典缺失到了貧瘠的地步。蔡朝陽歷數三個版本，也就是泰戈爾的《新月集選》、托爾斯泰的《窮人》和羅大裏的《不肯長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學課本裏，長年沿用著幾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舊文，經典幾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壟斷”。 但在課外又是另一番景象：喬喬讀過全套七本近千萬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遺傳”著“男讀《三國》，女讀《紅樓》”的傳統。Ian唯一一篇可稱喜歡的課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編而來，但《一千零一夜》幾乎在教材中處於完全空白狀態。王老師揣測道：“因爲那樣考點只能出一個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夠。”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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