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數位教授或發言、或撰文表達對台灣大學生競爭力的憂心，並以大學生無法準時上第一堂課為例，痛心於學生消極冷漠的學習態度。

對台灣大學生的學習態度及生活方式，我個人的觀察和大部份的老師並無不同。事實上，在初任教職的前十年，個人對大學生的指責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看過廿年來我們所栽培的同學在產業界的遭遇，及陪完我兩個兒子進入大學後，我的想法完全改觀了。

許多台灣的孩子自幼就在家長們的帶領下，穿梭於補習班、雙語學校及才藝教室間。等到年紀稍長，生活更是全面與升學結合。在這種制度及氛圍下，除非天資特別優秀，否則要升學就得把自己淹沒在填鴨教育的洪流中。

完成學業之後呢？另一場苦難卻又開始了。在過去廿年，筆者實驗室畢業的研究生大多進入上市上櫃的電子公司，這些所謂的電子新貴在景氣好的時候，面對的是超長的無加班費工時；景氣不好時，遭遇的卻是不知何時才會結束的無薪假；就算是僥倖不被裁員或停薪，也要面對老闆的「高度期許」。

如果，在考上大學前，生活的重點就是升學，青春幾乎留白。離開大學後，生活就是工作加工作，天天晚上九、十點才能回到家，怎麼可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如此下去，生命還有甚麼可歡喜期待的？

身為大學教授的我，實在應感到慚愧，慚愧自己無法激勵大學生奮發求學，更慚愧於無力改變國人不可救藥的升學觀念，它讓這些原本該活潑亮眼的年輕人飽受折磨，我也慚愧沒有替我的學生向大老闆們請命，告訴這些企業家，歐美先進國家的工程師都能正常上下班，生產力與國民所得還比我們高出許多。勤奮誠然是美德，但當無報酬的加班變成日復一日的常態時，大多數人的身心是無法負荷的，工作也就不會有效率可言。

我的學生能準時上第一堂的人也和其他老師一樣的少，但我在他們年輕的臉上更看到疲倦與厭倦，這些不應存在的負面心緒大多是來自於過去十數年間的過勞教育過程，然而這樣偏差的教育制度卻不是他們自找的，而是我們這些老師與家長們在有意無意中所共同創建的。

人才是台灣競爭力的核心，人才的培育有其多元化的環節要考量，台灣的大學生不能準時上第一堂課，要檢討的哪裡只是大學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