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筆者做了多年紅麴菌的研究，有多篇論文發表，連國外的師友都給筆者起了個「黃紅麴（Monascus Wong）」的外號，沒多久筆者就捨棄全部目前火紅的紅麴資源，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已經發現了其中抑制膽固醇合成的物質，筆者不願意做跟隨式的研究，不願意只做產品的開發，希望研究能為社會新增知識的質與量。及後二十多年來，集中研究腸道致病菌--腸炎弧菌，那是台灣以及許多近海國家發生率最高的食品中毒細菌，國內約六成細菌性中毒由它引起，對於國計民生的影響當然遠大於紅麴，同時這樣的研究取向更契合筆者的工作環境與所負責講授的食品微生物學。

紅麴和其他具有商業利益的研究，不難從業界獲得研究資源，但是有關食品中毒菌的研究，成果雖然間接會提升整體的食品衛生品質，可是全世界不會有廠商願意支援這些研究，各國都由政府相關的科技、衛生、農政、教育等單位支援，有些甚至是軍方機構所支持的，例如美國、大陸，這些軍方所支持的食品中毒菌研究多數和生物戰劑關係不大。早年，筆者屢屢同時獲得衛生署、衛生院和農委會的計畫支援，慶幸所選擇的研究課題和其他先進的國家一樣，能得到國家的重視，感激在這些支持下筆者的學術生涯得以發展、成熟。可惜的是近十餘年來，國家科研的政策方向丕變，比較重視產業界的需求，衛生本就不在廠商的首要要求中，而筆者所熟悉的學術領域研究者應風披靡，起而響應。之前筆者曾經嘗試去組成食品衛生微生物研究的交流團隊，不過近年從事相關研究的專業夥伴日漸流失，已經很難組成相同方向的研究團隊了。

七月初台大季瑋珠和劉仁沛發表投書《國科會劫貧濟富，教授研究中斷，碩博生須打工》一文提醒國科會政策轉變使得一般研究資源大幅降低，將影響了大學的基礎研究發展。雖然身處學術研究環境遠較國立大學艱難的私立大學中，雖然國科會以外的部會科研政策早轉變了，憑藉過去努力所獲致的成績，多年來尚能持續獲得國科會不錯的支援，尚能在實驗室中維持兩個工作小組，分別從事腸炎弧菌應用面和基礎面的研究。私立大學研究生的人力不豐，素質不夠穩定，近三十年來筆者都獲得專任助理的補助，成為穩定的核心人力，這一點人力上的特別需求國立大學和中研院的先進們是無法完全體會的。所以看到季劉二位教授鴻文時，心生警惕，但是沒有特別擔心，就是自持個人的成績以及對國家學術發展規律的信賴。

依據過去參與計畫評審的經驗，和掂量自己學術成績，本年度預期應該會是最豐收的一年，揭曉後驚訝地發現今年反倒是最慘澹的一年，所獲得的補助幾乎和初任大學教師時相同。詢問承辦人後，也無法獲得計畫的審查意見，事實上筆者和許多學界先進每年都為計畫審查寫了許多意見，每件計畫起碼有初審和複審共四位審查人的意見。承辦人只回應說你的計畫沒有排在前面，和預算有限。用白話文來說，國科會的回應就是；「你很好！很抱歉只是錢不夠！」沒想到十幾年來沒有跟上各部會政策的轉變，希望專精地耕耘著自己小小的學術園地，這時候才發現那原來是個誤會。這時候已經無法回頭了，好不容易花了二十多年功夫才養成在腸炎弧菌研究中的學術聲望，沒有時間去應風轉舵了。

八月初，周成功教授為文《學界領袖哪裡去了？》，責難學界的領袖們沒有仗義導正資源錯置對於國家學術發展的傷害。潘震澤教授為文《教授沒錢做研究 非國家之福》試圖分析為何缺少周教授所期待的領袖。兩位教授可能誤解了，如果真是學界的領袖，當然獲得諮詢，或者直接參與政策的制訂與預算的分配，可以及早因應，對於這一波痛楚又怎會有切身感受。其他有著切膚刮骨之痛者多和筆者一樣，是分散無連結的學術個體，缺乏發聲管道，又怕被標記，影響往後前途。筆者是愛發聲者之一，看著自己學術研究之途突然遭受完全逸出發展規律的重挫，本該發出不平之氣。不過，雖然參加過許多評審的活動，終究不是周教授所稱的領袖，不明確知道資源分配背後的密辛，隨意說說，那僅是發個人的牢騷罷了，這樣的牢騷缺乏道德的正當性。不過，當知道屢獲傑出獎的同道遭遇和筆者一樣，還有許多優秀的資深朋友同時遭難，情況比筆者還嚴重，絕不止季劉兩位教授所說的年輕人員受害而已。這才驚覺這不僅個人的遭遇，而是關連到學術環境崩潰的國家大事。當筆者獲知計畫核准清單時，只得解散運作多年卓有成效的研究小組，重新縮編研究內容，勢必會阻斷了近年的研究動能。同理，這一波震盪勢必拆解學界無數研究組合，阻斷了廣大的研究動能。

好比冷水煮青蛙，這時候才跳起來，只怕有些晚了，正如同前述政府各單位研究資源的轉向不是始於今日。多年前筆者常為報章和雜誌寫些有關食品衛生的文章，有些篇章還成為社論，幾乎要成為媒體教授，縱然如此，卻無法影響政府部會對於食品衛生的重視，特別是農業與衛生部會，所能提供委外的食品衛生的研究資源趨近於零。著重產業立即利益的研究早就籠罩著各部會，國科會何獨能免？向立委爭預算時，恐怕還得抬出這些產學研究的成果呢！向立委們訴說基礎學術水平的提升，只怕「莫宰羊」，白捱排頭。筆者最近還幫忙審查一件產學合作案，要的經費比個人研究案還多，如果國科會不補助，廠商會不會投資？鐵定會，因為內容並不複雜，牽涉到未來的商業利益，廠商不差這一百幾十萬元的投資。不求基礎的堅實，而追逐表面的風華、短期的利益，這種意念早就貫穿各部會，甚至貫穿著整個學界。五年五百億是為了提升百大，不就是另一個鮮明的例子，台灣有可能那麼多所受補助的大學能升為百大嗎？大家都知道有一兩所能提升就不得了。基礎研究環境好比廣大的草原，看之平平無奇，它卻永續供應著許多家畜生長所需，竭盡資源，僅去供養一兩處綠洲，反而把大片草原變成荒漠，無堅實的學界環境做為後盾，那一兩處小綠洲又怎能永續發展！又怎能應付後續的環境變遷！這也是淺顯的生物多樣性道理。近年教育部勞師動眾地實施大學評鑑，特別是第二期要評鑑各科系學生的基礎能力，不也是只看到表面的技藝，無視於背後無法量化的人才素質。

筆者不瞭解傳說中的大政策、大國家計畫對於國家學術發展有何助益，識見與地位也不足論說。大學裡的研究者多似筆者一樣，專注於一個小小的主題，經過多年辛勤方能累積了學術的聲望，對於大學的教育而言，才能豎起身教的模範。縱然有餘力兼顧其他政策性的計畫，也會主次分明，不會以自我的研究主軸為代價。筆者不知道這些大計畫由哪些英雄豪傑主持？是個人的主計畫還是次要計畫？筆者所認識的傑出與優秀的資深同道並未參與。

中研院有龐大的內部資源，可以增加研究員的報酬，提供優質的空間設備和內部計畫，可以用高出大學的津貼招聘研究人力。國立大學有相對優質的研究生人力，教授的授課鐘點相對較少，獲得五年五百億的學校更有額外的研究資源補助。私立大學的教師實際授課鐘點多，研究生的人力資源不穩定。這些公私立教育或研究單位都同時競爭國科會的研究資源，立足點本就不可能公平，對於同儕審查計畫的方式，又不可能給私立大學教師每人一雙「矮子樂」，給中研院研究員一雙平底鞋，使大家立足點公平些。

為了修補私立大學的立足點不平，政府又生出許多政策，例如：補助私立大學研究優秀教師調薪、補助私立大學研究提升案等。今年觀察，顯然地這些政策的落實又挖去獨立教師的研究資源，讓私大擔負了惡名！補助私立大學薪資部分是依照各校獲得計畫的情形而分配固定額度，交由學校給研究表現好的教師多加些津貼，筆者就是受惠者之一，不過，筆者情願不要領這些雞肋似的津貼，而恢復過去研究資源。對私大的夥伴而言，唯有教學和研究上的成就聊堪告慰，如果只重視區區的津貼，何不去當名嘴、作家、兼課或做其它的副業，又何必在弱勢的私大環境中還得持續地接受研究壓力的煎熬。國科會實行過計畫主持人分級津貼制度，要給優秀教師加薪，何不就恢復這些分級津貼的制度？起碼這些分級津貼都是經過同儕審查而敲定，反而多幾分學術的公信力。

給私立大學一兩個群體研究案又是另外一個可以商榷的例子，其目的是要協助各私大發展出研究特色，如果各校內部沒有龐大的資源投入，光依賴國科會三五個計畫案的補助，要在綜合型的私大發展研究特色談何容易。實務上這些計畫群需要由資深人員領導，而前述討論可知資深研究人員一定已經發展出主次不同的研究課題，如果這些方案不是來自額外的預算，而是挖自現有的獨立研究資源，勢必又會造成排擠效果。

身為私立大學一份子，政府為私大考量，理應感謝，不過造成私大不公平的經營環境的是教育部，不是國科會。教育部要求校地和樓板面積、生師比例、建校基金，還限制招生名額，不讓捐款如國立大學一樣全額抵稅，使得各校的預算多依賴學生學雜費的收入，卻又鎖死學雜費額度，每年補助約一成的校務預算，還得三不五時接受各種評鑑，幾乎接受教育部全盤的控管。在這樣窮迫的環境下經營好教學面已經不容易了，遑論大手筆地去改善研究的環境。教育部不思在根本上鬆解私大的經營桎俈，或擴大這些政策性的補助，反而將問題丟給比較不相關的國科會。

大計劃和政策性或政治性的需求就這樣強勢地吞噬了獨立研究計畫的資源，最終反而改變了國科會原來的面貌，貶損了原始的功能。這波基礎研究環境的崩壞，重建艱難，草原衰變為沙漠易，將沙漠重塑為草原難，這是何其淺顯的道理！

參考資料：

季瑋珠、劉仁沛。《國科會劫貧濟富，教授研究中斷，碩博生須打工》，2011-07-04，聯合報

周成功。《學界領袖哪裡去了？》，2011-08-02，中國時報

潘震澤。《教授沒錢做研究 非國家之福》，2011-08-17，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