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4月15日住進榮總，5月5日出院。

我4月10日去日本，4月17返台。17日以後的十多天，我只有醫院、辦公室兩處移動，連家都很少回。

病床上的父親，有一晚跟我說：「妳在這邊多久啦？」我沒答應。

「我在這邊睡了十晚，妳睡了八晚。」他自己接著說。

直到五月初，我才發現：我有嚴重時差，時間一直停留在清明連假。一則5月3日當天的新聞，我順手寫成4月3日。

3月時，好友要我騰個空，去台大校園看看盛開的流蘇。我說好，想到要看時，已經過了一個多月。

我也沒看到台北的杜鵑。還好在日本看到繽紛怒放的花海，也算沒有錯過春天。

年年一定要仰望的木棉，今年遠遠看到稀疏殘影，在榮總的門口。

春天盛產的桂竹筍、綠竹筍，我還沒吃上幾口。

一個月的時間壓扁成了一天。飛也似的形容，貼切又不貼切。時間流逝之快，如飛速；但我卻怎麼也沒有飛的感覺，而是原地停格。

停格裡的事件，多得讓人眼花撩亂。

住院第一周原本可以跟我一起吃晚餐的爸爸，一個小手術切片後，竟然完全無法進食，得依賴鼻胃管。鼻胃管插上一周後，試著喝一口豆漿還會嗆，隔日竟又神奇地可以吞下半碗麵而安然無事。

一連串的檢查下來，搞得精疲力盡，如果我是病人，也許就會放棄治療。爸爸在連眼皮重的都爭不開的時候，還不時用虛弱的口吻說：

「治療，是一定要試試的。以前沒這種技術，想治療也沒辦法，現在有了進步的醫療，當然要試試看。」

「只是我不知道時間要這麼長，要麻煩你們很多。」

不只選擇繼續治療，爸爸的生活作息還一如往常：白天看報、晚上看新聞和政論節目。換成我，可能早被病痛以及有限可期的生命給亂了套。

賓拉登被美國擊斃消息傳出時當天，我下班後去醫院，爸爸和我熱切討論這則新聞。他說：「賓拉登死，怎麼這一次人權團體不出來反對了？人家死刑犯還有三審耶，都說要維護人權了，賓拉登連審都沒審，他怎麼不出來說話？」

我笑笑，沒有花更多力氣跟他討論。心頭只覺得，老傢伙到這種節骨眼上，腦袋瓜還清楚得很，而且臨危不亂，沒有因為病痛而把自己的世界縮小，面對這些時政問題，他還是那樣積極關注思考。

我問過他好幾次，「你會不會害怕？」

他說，沒什麼好怕的，只是擔心耽誤你們的時間。

戰場上死裡來去，十幾歲的命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倖存下來的，這幾十年來的人生，對他來說，不管感受好壞，都是多出的意外收穫。他說不怕，我是徹底相信的。

住院三周，讓我最難受的是週末午後。尤其是天氣晴朗有斜陽的時刻。

在榮總這種大醫院裡，平時人來人往相當熱鬧，晚間雖然人潮褪去，但白天溫熱的空氣，還在夜裡留有餘溫。唯獨週末，整天都是稀稀落落的，會留在院區的，當然都是病人與家屬。

午後陽光斜映病房的每個角落，寂寥的空氣瀰漫，病患家屬有的愁容，有的則因為化療之故待上數月、漸漸地彼此熟稔起來，三不五十在走廊上話家常。哪一床發生什麼狀況，他們都像報馬仔一樣，快速更新。聊著自己（家人）的病情，也分享著病友的變化。

即使如此，病房猶如小家庭，病友與家屬們互相打氣，但我仍在週末這種金黃色調裡，無法自拔地，暗沉下去。或許是因為陽光太過絢爛，而我和爸爸卻得像命運之神的禁臠，由不得自己向外奔逃的意念作祟，終究得乖乖交出雙手，聽任安排。

三周時間壓縮成一個面，濃得像是梵谷油畫那一坨陀顏料，直接用力丟在畫布上，凹凹凸凸。看得我莫名悚然，竟有人如此作畫？而我也不知不覺用同樣力道，刻在此刻的生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