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大陸好友  北京人民大學教授 詩人 翻譯家 王家新  在一篇訪談中

論及生命的沉重 及翻譯策蘭時所思考到的文學與生命/ 國族與個人/

等議題 此文旁及多位國際詩人與王家新的詩觀

對於追尋策蘭 跟生命哲思/詩的讀者  不妨一讀     ----- 艾琳 2.14

美國俄克拉何馬大學《今日中國文學》

訪  大陸學者詩人王家新
訪談者：江克平（Prof.Dr.John A.Crespi）

You travel quite a bit, and I know from your poems and prose that when you go abroad, visiting the residence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ets of the past is important to you. Can you explain your desire for this kind of poetic pilgrimage? For instance, when you visited Emily Dickinson's home in Amherst, Massachusetts several years ago, what did that mean to you?

（你去過很多國家，通過你的詩歌和文章我瞭解到，每當你身在歐洲或者美國，訪問一些已故詩人的故居總是必不可少的。能否請你解釋一下，是什麼驅使你朝向這種詩歌的朝聖？譬如，前幾年在麻塞諸塞州的阿默斯特，你就造訪了艾米莉·狄金森的故居，這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希望有時能出國，借用保罗·策兰的一個说法，是為了“换氣”（Breathturn）。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种“换气”，为了我们的写作，也为了“呼吸”。在国外时，我訪問過一些我所热爱的诗人、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故居，但这和一般的游覽、甚至和人們所說的“朝圣”都不大一样。这里面有一种深刻的自我辨认、自我对话的性质。如艾米莉·狄金森，为什么我要去访问她在阿默斯特的故居？因为她的写作，扎根于她个人的存在，高度简炼、独特而又有深度。在她的诗中，是我们自己心灵的“密碼”,也是我自己作為一個詩人的命運。因此我一定要去看她的故居。我甚至认为她在等着我去。我一去就看到了花园里那棵古老的橡树，它在诗人死后多年仍在生长，我想，它也在等着我。在纽约，我还去寻访過奥顿在《1939年9月1日》中写到的“第五十二街一家下等酒吧”。1939年9月1日是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日子。就是在那裡，奥顿写下了这首名诗。當然，是否找到了这家酒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寻访本身會激发我自己对“诗与时代”這些問題的感受和思考。我想我們到了今天，可能仍在寫他們沒有完成的那首詩。

隨著閱歷的增多，我愈來愈感到天下的詩人其實都出自同一個心靈。如果葉芝生在中國晚唐，他很可能就是李商隱；如果我自己生在十九世紀美國的新英格地區，而且恰好是一位孤獨的女性，那麼我就很可能是另一位艾米莉·狄金森。的確，我不成為“艾米莉·狄金森”，誰會去成為她呢？“艾米莉·狄金森”，這就是我要成為的人！我以這些偉大詩人為例，並沒有抬高自己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一生，雖然會分屬於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但又都是進入這“同一個心靈”的過程。這就如同我這些年對策蘭的翻譯，我最初是從英譯中翻譯策蘭，後來更多地參照了德文，現在我明白了——也許從一開始就知道了，我既不是從英文也不是從德文，而是從我自身中來翻譯策蘭。如果在我們自身中沒有這樣一個策蘭，那就最好趁早放棄這種翻譯。順帶說一下，策蘭恰好也翻譯過艾米莉·狄金森的詩。那麼多英語詩人，為什麼選中了她呢？這就是心靈的奧秘。這些忠實于自己心靈認知的詩人，就這樣創造了他們自己的“精神家族”。

I’m curious: What precisely do you mean when you say that you translate Celan’s poetry not from either English or German, but from yourself? I imagine that this kind of very personal translation is not possible with just any foreign poet. What is it about Celan’s poetry, or other poetry you’ve translated, that speaks to you in this way? And, are Chinese readers still reading Celan when they read your translations?

（我很好奇，你說你對策蘭的翻譯既不是從英語也不是從德語，而是從你自身來翻譯，這具體指的是什麼？我猜想這種非常個人的翻譯並不簡單發生於任何一位外國詩人身上，一定是策蘭或其他你所翻譯的詩人以這種方式在對你說話，是這樣嗎？另外，當中國讀者閱讀你所翻譯的策蘭時，他們還是在閱讀策蘭嗎？）

我那樣講，只是一個說法。翻譯，不同于創作，當然要依據于原文，不可能脫離原文。但這種翻譯同樣有賴於我們對自身的發掘和認知。我舉一個例子，前不久，有一位長期遭受磨難和迫害的詩人離開了我們，他的離去使我深感悲痛。為悼念這位亡友，我特意翻譯了策蘭的一首詩《HAVDALAH》。我們知道，策蘭是猶太民族苦難的見證者和哀悼者，他的這首詩，就是哀悼、紀念那些大屠殺的受難者的。以下是美國John Felstiner的英譯：

On the one，the
Only
Thread，on that
You spin___by that
Spun round into
Freeness，out
Into boundness.

The spindles stand
Huge
Into untilled land，the trees：from
Underneath a
Light is braided into the airy
Matting where you set your table for the empty
Chairs and their
Sabbath radiance in___

In honor.

對策蘭的翻譯,我其實一直是很嚴謹的,我要求自己儘量做到忠實。但對這首詩尤其是它的結尾,我翻譯得很大膽。這首詩的結尾一句（德文原詩為“zu Ehren”），在漢語中本來應譯為“在尊敬之中”或“在榮耀之中”。我琢磨再三,最後，幾乎是在突然間，把它譯成了“在屈身之中”。這樣來“改寫”,連我自己當時也很驚異，但又感到再好不過。我甚至這樣想：策蘭會同意這樣來譯嗎？他會的。因為這是另一種忠實。這樣來譯，不僅是為了一種語言的質地和張力, 為了漢語的表達效果，也為了更深刻地表達原詩中的和我自己的那種哀悼之情。的確，我們只有“在屈身之中”，才對得起那些受難者的在天之靈。並且，我們只有“屈身”，才能進入到策蘭所說的“我們自身存在的傾斜度”中（策蘭的原話是：“they speak from an angle of reflection which is their own existence”）。

說來也是，這首詩好像一直在等待著我似的。我已譯過策蘭兩、三百首詩（策蘭一生寫有七百首詩），但以前我並未留意到這首詩，在我想到要為亡友的“頭七”（按照中國的習慣，死難者的第七天被稱為“頭七”，要舉行悼念）做點什麼時，它出現了。它就這樣出現了。博爾赫斯在談論英國詩人菲茨吉羅德（Edward Fitzgerald）對《魯拜集》（“roba’i”）的翻譯時曾這樣感歎：“一切合作都帶有神秘性。英國人和波斯人的合作更加如此，因為兩人截然不同，如生在同一個時代也許會視同陌路，但是死亡、變遷和時間促使一個瞭解另一個，使兩人合成一個詩人”。

詩的翻譯，我想，在根本上，正是為了“使兩人合成一個詩人”。而翻譯之所以有可能達到這種“契合”，是因為這樣一個策蘭就存在於我們自身之中。翻譯的過程 ，就是這樣一種發掘和顯露的過程。這裡借用詩人布羅茨基的一個比喻：照片的底片沖洗出來了，你發現“他”就具有你自己的眼睛！

這是人們所能想像的“翻譯”嗎？還是用策蘭本人的詩句來說，這是：“一條弓弦/把它的苦痛張在你們之中”（“the one string /tenses its pain below you”）。

至於中文讀者讀到的策蘭，肯定不是“德語中的策蘭”，而是“漢語中的策蘭”。在我看來，一個稱職的策蘭譯者不是什麼“翻譯機器”，他的譯文必得帶著他的創造力，帶著他自己的精神氣息和獨特印記，帶著原著與譯文之間的那種“必要的張力”。我永遠不會滿足於一般的語言轉換，而是要求自己從自身艱辛的語言勞作中“分娩”出一首詩，或者說，要求自己不僅忠實於原作，還要無愧於原作，甚至還要用漢語來“照亮”原作。

我想，這就是這些年來我所做的工作：不僅要使策蘭在漢語中存在，還要把他變成一個“我們這個時代”的詩人。是的，使這樣一個詩歌的靈魂在漢語中“復活”，並開口對中國讀者講話，這就是我要做的一切。

Of course, you know that you’ve now left me with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ng your translation of qushen back into English! Perhaps it’s just me, but what you say about translating Paul Celan seems to resonate at some level with the poems you wrote while visiting the U.S. in 2007. There’s an intimation of tragedy buried, denied, or largely forgotten, but still very much present. There’s a subtle recognition of some inchoate force that the poet must wrestle with. When I read those 2007 poems, I feel that you are writing in the U.S., but not about the U.S., that your abiding concerns as a poet are elsewhere. Does that make sense?

（現在你給我出了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把你漢譯裡面的“屈身”再回譯到英文之中！那就是我的事了。而在我看來，你所談到的對策蘭的翻譯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你2007年訪美期間寫下的詩。一種暗示性的悲劇的埋葬，拒絕，或者廣大的遺忘，卻依然存在於當下。其中還有那種對某種原初力量的敏銳辨認，詩人必須與之角力。每當我閱讀你2007年間的那些詩，我會覺得那是你身在美國的寫作，而不是關於美國的寫作，它們體現了那種你作為一個詩人無論身在何處的持久的關注。是這樣嗎？）

你的感覺很對，在我的翻譯和創作之間的確有一種共鳴。我也在一個地方講過了，我不是一個文類意義上的寫作者，而是存在意義上的寫作者。我全部的寫作，無論寫詩、寫文章、或從事翻譯，都是立足於我自身的存在的，或者說，都是圍繞著同一個“內核”的。我全部的寫作就是這樣一個整體。說到1997年冬我在美國漢米爾頓、也就是在你們柯蓋特大學做駐校詩人期間寫的詩，我在中國的朋友、大學同事余虹教授的自殺（他是從他家的樓頂上跳下來的），對我起了很強烈很深的作用。借用策蘭的隱喻，“牛奶”就在那一刻為我變黑了！我記得那是12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帶著家人從紐約坐長途大巴冒雪回到漢米爾頓，回到家裡一打開電腦收信，便是那令人震動的消息……一連好幾天，我都悲痛地說不出話來，於是我寫了《悼亡友》那首詩，在那首詩的結尾，不是我拖著行李箱，而是“我的行李箱拖著我/轟隆隆地走在異國十二月結冰的路上”了。

在我這一生我已經歷了太多的死亡和磨難。孔子說他“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想我們不可能擁有那樣明智的、線性演進的人生。不管怎麼說，我這種“飽經滄桑”和困惑的人生在要求著一種與之相稱的詩。許多讀者和詩人朋友對我那首《和兒子一起喝酒》的結尾“然後，什麼也不說/當兒子起身去要另一杯/父親，則呆呆地看著杯沿的泡沫/流下杯底”印象很深刻，問我是怎麼寫出來的。我回答說就那樣寫出來的。甚至可以說不是我寫的，而是我所經歷的時間和歲月本身在通過一個詩人講話。你知道我以及我在美國讀書的兒子的經歷，似乎一個人的全部生活，都在啤酒杯的泡沫沿著杯沿“流下杯底”的那一瞬間，對不對？請想想那樣一種呆呆的凝視，那樣一個緩緩流下的瞬間！我想，也許這就是你在我的那些詩中感到了某種“在場”的原因。你的感覺是對的，盡力確定出一種“現場感”，這也正是我寫作的目標。我那首《晚來的獻詩：給艾米莉·狄金森》，在書寫一個詩人永恆的孤獨後，結尾一句是“黑暗的某處，傳來搖滾的咚咚聲”，這不僅與艾米莉·狄金森的世界形成一種反諷性對照，也想傳達出一種當下的現場感。詩歌經由想像，經由詞語的探測和引導，又回到哲學家們所說的“我們未曾在場的當下”。這個“當下”，正是我們存在的立足點。我的那首《在紐約州上部》也是這樣：

在紐約州上部，

在一個叫漢密爾頓的小鎮，

在門前這條雪泥迸濺、堆積的街上，

在下午四點，雪落下時帶來的那一陣光，

一刹那間，隱身於黑暗。

這首只有五行的短詩，就是對“當下”的一步步確立，就像攝影的聚焦一樣，但我想這比攝影的聚焦要困難得多，我想寫出冰雪的力量（雪泥在門前“迸濺、堆積”，就像刀鋒一樣！），寫出對雪落下時帶來的那一陣光的艱辛辨認，寫出我們自己究竟身在何處，因此這會是一種對自身全部感受力的聚焦。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的最後一章這樣宣稱：“在一個冬日的下午，在天色變暗之時，在一座僻靜的教堂，歷史就是現在和英格蘭”。我寫《在紐約州上部》時並沒有想到艾略特的詩，但現在我也可以說：我自己的全部歷史、全部存在也就在詩最後的那樣一個瞬間——而那正是一個“永恆的當下”。

我想講這些，也就回答了你最後的問題，那就是我在美國寫的詩似乎並不是關於美國的，而是體現了我的另外一些持續的關注。似乎很多中國詩人都是這樣，比如歐陽江河說一場成都的雨等他到了威尼斯才下。我想，詩歌並不是報導（我寫的長篇隨筆《駐校詩人劄記》，你知道，很多就寫到美國，包括在你們柯蓋特大學的感受）。詩歌總是關切到個人最受困擾的內在現實。它可能會帶上美國背景（比如說那一場場在中國很罕見的雪，古老的橡樹，坐“灰狗”旅行，等等），也可能會帶上中國背景，但它們仍不是關於美國或中國的，而是關於我們自身的存在的。詩在那一刻找到我們，我們就為她而工作，如果幸運，我們還會因此進入到我們自身存在的深處，如此而已。現在，我在精神上也更自由了。我沒有那種民族或國家的觀念。我不想給自己掛上“中國詩人”之類的標籤，正像我不想給自己掛上任何別的標籤一樣。我當然關心世界上和中國發生的很多事情，但作為一個詩人，一些別人沒想到的事物或細節，似乎更能觸發我的詩興。比如離開漢米爾頓回國的前夜，我收拾我們的房間，在那燃燒過後的壁爐前，我停了下來（那爐膛裡還燃燒過你給我們送來的劈柴呢）。在那清涼的壁爐前，我又一個人坐了好一會兒。這就是我對“美國”、對我們在這裡度過的一段生命時光的告別嗎？不管怎麼說，只要生起火，就總有面對餘燼的時候。正是這樣的時刻，讓我進入了一種“存在之詩”。

 2011，1—2，

(注：這個訪談做出後，為便於中文讀者閱讀，江克平的英文提問由史春波女士譯成中文)

附錄：

安息日    /保羅·策蘭   *王家新 譯

在一條線上，在

那唯一的

線上，在那上面

你紡著——被它

繞著紡進

自由，繞著

紡進束縛。

巨碩的

紡錘站立

進入荒地，樹林：來自於

地下，一道光

編入空氣的

墊席，而你擺出餐具，為那些

空椅子，和它們

安息日的光輝——

在屈身之中。

(2011年1月6日，為力虹的“頭七”而譯)

和兒子一起喝酒

一個年過五十的人還有什麼雄心壯志

他的夢想不過是和久別的

已長大的兒子坐在一起喝上一杯

兩隻杯子碰在一起

這就是他們擁抱的方式

也是他們和解的方式

然後，什麼也不說

當兒子起身去要另一杯

父親，則呆呆地看著杯沿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