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殖的棋子

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日本政府在國內貧困地區動員工人和農民組成“開拓團”，到中國種地。他們說：“中國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糞。但因地多，開墾不過來，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著。我們開拓團的任務，就是幫助中國開發土地，實現日滿協和，大東亞共榮。”

生於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是一個貧苦人家的孩子。她13歲輟學做雜工，結婚後，丈夫水野六七在紡織廠當工人，她在外面做零活，日子很是困難。百合子回憶說：“因為連年戰爭，國內沒有糧食，當時每人每天配給的糧食只夠吃兩頓的。生活已經到了維持不住的地步，常常是一天要挨一頓餓。”1942年4月，生計越來越艱難的他們，帶著兩個女兒，同20多家農戶一起來到了黑龍江省依蘭縣天田“開拓團”。

然而，很快到了1945年，局勢大變。6月份時水野百合子所在的“開拓團”，男人們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下兩個年齡過高的團長。由於日本政府的虛妄宣傳，直到戰爭的最後關頭，很多“開拓村”裏的日本人對戰爭的局勢還毫不知情。

突然有一天，傳來日本投降的消息，水野百合子和大家都膽顫心驚，慌作一團。8月下旬，團長告訴她們說：“依蘭以東，大八浪、小八浪的開拓團的人員，都集中到方正縣伊漢通碼頭，等日本軍艦接我們回國。”於是，她們在團長的帶領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許坐車，也不準乘船，更不能和中國人接觸。水野百合子帶的孩子多，影響了大夥趕路，團長威嚇她必須拋棄一個孩子。

那時局勢十分混亂。戰敗後，有的“開拓團”聲稱接到了奉命回國的指示，有的則認為關東軍的命令是要求他們集體自殺，大批日本平民及軍人家屬“自殺”或“被自殺”。8月9日，東寧勾玉山要塞，日軍將藏匿在彈藥庫中的64名日軍家屬用手雷炸死，未死者用軍刀刺死，然後澆上汽油焚燒；北山陣地，日軍投降前有近30名日本官員家屬服毒“自殺”；8月17日，虎頭要塞陣地，戰鬥司令官大木正大尉下令炸毀無線電，全員“玉碎”，陣地內近200名傷病員及140名官兵引爆炸藥自殺身亡……

去往伊漢通碼頭的途中，山野百合子失去了四歲的女兒。天氣越來越冷,沒有食物,沒有藥品，但她依然是幸運的：路上沒有遇上蘇聯紅軍，更沒有碰上自己人的軍隊。10月初，他們終於到達了方正縣。然而，“根本就沒有誰來接我們，聽說船是來過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軍隊，沒人管我們這些平民百姓。”

棄民

所有人都盼望早點回國。然而，8月20日，日本外務省發布的訓電說：“現在還談不到遣送駐外僑民，應盡可能使駐外僑民停留在現地。”

長春最大的百貨商場三井百貨店（今長春百貨大樓），被臨時辟作“滿洲日本人居留民救濟總會”。日本僑民每天都聚在這裏，焦躁不安地打聽什麽時候能夠回國，他們的生活將被怎樣安排。

“救濟會”就日僑撤退問題與蘇軍交涉，蘇軍答應向莫斯科請示，但很久沒有結果。此後“救濟會”派出一支5人“敢死隊”聯絡到曾任“滿洲”重工業株式會社社長的高崎達之助。高崎達之助回日本專程拜會了日本政府要員，並帶來了秘密信件。兩名活著回到長春的“敢死隊”隊員帶回的密信中卻依然是“停留現地，等待下一步指示”。

當時，已有中國香港、臺灣及朝鮮、東南亞地區的日僑和被繳械的日軍，由政府接運回國。唯獨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僑，遲遲得不到歸期。很多人眼看回國無望，且又無計維生，便紛紛采用集體自殺的辦法了斷生命。

難道他們真的被祖國拋棄了嗎？根據前蘇聯國家檔案館的資料記載，其實早在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就已決定了讓“遺留中國民間的日本人定居在當地”的政策。8月19日，關東軍根據該政策，制定戰敗計劃：“為了帝國的復興，讓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國大陸”。當時，日本陸軍大本營對蘇作戰參謀朝枝繁春大佐，親筆起草了一份《關於關東軍方面停戰的實施報告》，送給蘇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報告》中說：“目前在滿日本人總數為135萬人，他們基本都是從事文化教育、工商企業等方面事業的骨幹。……所有在滿人員，包括解除武裝的軍人，均應在蘇軍的庇護下，在滿洲繼續生活。在滿生活習慣的日本人，可以放棄日本國籍。”

為了卷土重來，日本政府將100多萬僑民拋棄在寒冷的東北。關東軍敗了，不甘心的日本還不想撤回他們的“第四大軍”。

然而，蘇軍統帥華西列夫斯基對朝枝的報告根本不予理睬，“我們決不允許，在我們臨界的國土上，生活著一群與我們有著宿仇，而且像狼一樣險惡的人。”至於美國，“他們既擔心中國利用日僑打內戰，又擔心將來中國和日本兩大民族，因由日僑聯絡而團結合作，影響和動搖美國在遠東的地位”，也竭力反對日本人留居中國。中國國民政府也很快做出回應：完全贊同美、蘇兩國關於遣返日僑的決議。

1946年1月，中美雙方在上海會晤，決定自4月份起，全面遣返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本僑俘。最初設想是同時利用大連、營口、葫蘆島三個港口，蘇軍以大連、營口為商港不能參與帶有政治色彩的國際活動為由予以拒絕，承諾其管理區內旅順、大連一帶的日僑由蘇聯負責遣返。

就這樣，滯留在東北的日本僑俘，終於等來了回國的消息。他們奔向葫蘆島，經由那裏開始他們返鄉之路。時任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處長的李修業中將在回憶錄中寫道，“日僑中婦女占70%左右，兒童占10%，老人占5%”。“年輕婦女擔心途中遭遇蘇聯人，都把腦袋剃成禿子，臉上抹了鍋底灰，把胸脯緊緊束起，想方設法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模樣。運送日僑俘的列車多是敞篷的貨車廂，日曬雨淋，人又擁擠，車速又慢，種種艱難苦處自然不少。”此外，還不得不提防土匪及傳染病的威脅，而預想中的中國人大規模的報復行為卻很少發生。

勞工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回到祖國。盡管之前《波茨坦公告》明白無誤地宣稱“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

“直到1946年末，美國扣留了將近70000名投降的日本兵做勞工，用於逐步淘汰在菲律賓群島、沖繩島和太平洋海域的戰時設施。英軍方面，負責遣返南亞和東南亞大約75萬日軍。在這些已驅逐了日本侵略者的區域，歐洲列強扣留大量日本戰俘，毫不掩飾重建自己殖民權威的意圖。”（約翰·W·道爾：《擁抱戰敗》）

對日俘扣留時間最長的是蘇聯。據估計，加上被俘的平民，大約有160萬到170萬日本人落入蘇軍之手，很多被運往了西伯利亞。

一篇題為《日本武士的俄羅斯墳墓》的文章，記載了當年日本僑俘到達俄羅斯的情形：“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關東軍戰俘被蘇軍專列押送至潭波夫州坦波夫市，”作者卡捷琳娜·薩日涅娃援引一位市民的回憶說，“我們在車站等了好多天，日本人剛下火車，我們所有的人立刻就向他們撲去，搶奪他們的東西。一會兒，他們就窮得連褲子都穿不上了。”

原俄羅斯《消息報》副總編，著名政治評論家列昂尼德·姆列欽在其《歷屆克格勃主席命運揭秘》一書中則指出：“從1945年開始，在蘇聯國民經濟中大規模使用戰俘從事勞動，大量的戰俘被安排到蘇聯煤炭工業工作，開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礦井，還被安排興建新的重工業企業——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機制造廠，車裏雅賓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聯合企業、阿穆爾鋼鐵廠。戰俘參與修建了貝加爾-阿穆爾大鐵路，參加了改造和重建蘇聯各地區公路的工作，參與興建了一批水電站，……戰俘占這些工程工人總數的40%-90%。”

由於蘇聯的人力資源在二戰中喪失殆盡，而“日本戰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蘇聯工人和蘇聯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長時間裏，蘇聯都不太願意釋放這些日本戰俘回國。”卡捷琳娜·薩日涅娃說。列昂尼德·姆列欽則推測：“斯大林可能認為戰俘是特殊的人質——是同日本締結和約時的一張王牌，抑或是他害怕美國人將其重新武裝起來對付蘇聯？”這一觀點得到了加列夫·馬赫穆特·艾哈邁托維奇的呼應，這位當年參與了蘇聯出兵東北戰役與接管日本戰俘工作，而今是俄羅斯軍事科學院院長的俄軍大將分析道：“蘇聯為徹底殲滅敵人作出了最大貢獻，但是戰後在對日安排中卻被排擠到了一邊，蘇聯未能參與對日本領土的占領。……日本的親美反蘇政策，……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戰俘問題的解決。”

十幾年前，日本的對外侵略使數百萬人背井離鄉；戰後，交戰雙方在日僑遣返問題上各懷鬼胎精於算計，無數生命在政治的“精明”考慮中受盡折磨。

歸國

與滯留在外的同胞相比，能夠返回國內的也不見得更好。在每一個海港，到岸的船只上擠滿了失去孩子的母親和失去父母的兒童。他們少得可憐的行李中，最為常見的是親人或戰友的骨灰盒。“許多成年人，數年後從海外歸來，發現自己的家已經無跡可尋。城市中的街區整個被夷為平地。父母妻子在空襲中被炸死或疏散到了鄉下。”當時，日本有近900萬人無家可歸，從海外歸來的人們又不斷加入難民的行列。

一些老兵回到家鄉後，竟見到了自己的墓碑或是傷心地發現妻子已經改嫁他人。而“對於絕大多數原陸海軍士兵來說，最大的遺憾，莫過於發現自己歷經千難萬險，卻被當作賤民對待。”約翰·W·道爾在《擁抱戰敗》一書中說，“到1946年歸國潮蜂擁而至之時，國內的民眾已經持續了解到帝國部隊在中國、東南亞、菲律賓，乃至對盟軍戰俘令人發指的暴行。結果，許多退役軍人發現，他們不僅被看作是沒能完成使命的失敗的群體，而且被假定為參與了不可告人的壞事的個體。”

從1945年10月到1946年底，大約510萬日本人回到了祖國，1947年，又有100萬人重新踏上日本的土地。至此，仍有大約40萬人留在海外。這是一個永遠也湊不齊的數字——大量人員下落不明或詭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