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號》歷史真相

戰後臺灣鏟除日本遺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時，臺灣島上大約有15萬日本僑民和18萬日本官兵。在隨後的日子裏，數十萬日本人撤離臺灣。電影《海角七號》中的一段愛情故事把人們帶回了60多年前的臺灣。 
 

暗中慫恿“臺獨”
早在1945年8月15日前，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就決定了讓“遺留中國大陸、滿洲、臺灣、朝鮮和東南亞的日本人定居在當地”的政策。8月20日，日本外務省發給臺灣總督府的訓令稱，“現在還談不到遣送駐外僑民，應盡可能使駐外僑民停留在現地。”
日本末代臺灣總督兼第10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企圖利用中國收回主權前的間隙，煽動“臺獨”勢力奪權，進而為在臺日本僑民獲取一片生存空間。新披露的歷史檔案顯示，在日本內閣決定由裕仁天皇在8月15日對外宣布投降後，在14日便通過日本同盟通訊社向朝鮮、臺灣與其他所有日占地區媒體通報，第二天必須刊登天皇的降書。但安藤利吉卻擅自扣押了詔書，他通過方面軍高級軍官聯絡一些“臺獨”分子，企圖把臺灣交給“獨立派”統治，不希望中國戰區的國民黨軍前來接收，進而為在臺日僑謀得“正當公民權”。為此，一些日本軍官私下暗藏武器彈藥，準備突襲登陸接收的中國軍隊。但臺灣民眾很快從各種渠道獲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島內民眾群情激奮，很多山區和偏遠城鎮的臺灣居民自動解除日本軍警武裝，而盟軍遠東戰區總司令麥克阿瑟多次嚴厲警告駐臺日軍當局必須約束行為，等待中國軍隊前來接收臺灣。
10月17日，來自祖國大陸的中國軍隊抵達基隆港，全島600萬同胞都去迎接。在長官公署前面，日本學生、民間團體、紳士，甚至大學教授都出來，立在大馬路兩側，乖乖地排列著。臺灣作家吳濁流在書中這樣描寫：“我不由得往日本人那一邊看去，發現他們默默而寂寞地看著，這時沒有一個人吵，他們心中不知道怎麽悔恨。那秋陽仍舊噴灑著酷烈的光照射他們。日本人的心中，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向‘支那兵’投降吧。然而，這是活生生的現實，他們吞下無限的眼淚，乖乖地站在歡迎的行列中。”在臺北市的受降儀式上，安藤利吉向中方接收代表陳儀鞠躬致敬，隨後在投降書上簽字。陳儀宣布組建日僑管理委員會，開始積極遣返日僑。

暫時相安無事
在中國軍隊抵臺的第二天，當地報紙就刊登了有關大稻埕百姓痛打原日本警察的消息。當天下午，又傳出大稻埕的日本警察被打死兩人的報道。中央接收代表陳儀立刻向全島報社發出緊急通知，盡量降低這些消息的影響，因為登陸臺灣的中國軍隊只有3000人，而日本正規軍有18.3萬，加上在臺日僑中的退役軍人，合起來有20萬人，“這些沒有完全解除武裝的日本兵蠢動起來，結果會怎樣？”在臺灣省政府和日僑管理委員會的全力壓制下，這場風波總算被化解了。
經過普查，日僑管理委員會將在臺日本人大致分成四類：“（一）為深中武士道毒的狹義民族主義者，此類以軍人占最多數……戰敗的恥辱，使之憤怒、羞恨，若輩只有憤恨與不平，悻悻然以為二十年後當再卷土重來。（二）為官吏階級，彼輩因留臺生活極為舒適，且待遇優裕，直若臺灣主人，一旦返國，反形陌生，衣食住一切均成問題，於是眷戀失望之余，也憤憤不平，滿望有再來之一日。（三）為小企業主或商人，彼輩在臺經營數十年。（四）為學者。”據曾參與遣返日僑的美軍聯絡組組長柯喬治回憶，駐東京的盟軍總部擔心中國國民黨利用日僑打內戰，又擔心中國和日本兩大民族因日僑而團結合作，影響和動搖美國在遠東的地位，也不希望日本人留居中國，所以對遣返工作相當支持。
戰後第一期日俘日僑遣送集中在基隆港和臺北松山機場進行，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日僑從濁水溪南部和中央山脈徒步趕到遣散地點。他們只帶一些簡單的衣物和不多的路費，但許多日僑家庭卻不忘帶上自己家族先人的牌位和神龕。據柯喬治回憶，不少日本人用瓦
罐裝滿臺灣的泥土，試圖帶回日本，但在檢查中被中國軍人發現，幾乎都遭到沒收的命運，“在東方人眼裏，尺土不可外流，成為他們神聖的信條。”在美國第7艦隊和第20航空隊的幫助下，工作大致於1946年4月完成，共計約28萬名日僑日俘離臺。在這個過程中剩下的2.8萬名日僑選擇繼續留臺，被行政長官公署稱為“留用日僑”，他們大多是各行業的技術人才。還有部分日僑或舊日本軍人規避遣送，滯留臺灣，此類又被國民黨政府稱為“潛伏日僑”，屬於軍警緝拿的對象，一旦被抓獲，會被迅速驅逐

日僑最終撤離臺灣
當國民黨對臺灣的統治逐漸趨於穩固後，一起突發事件又在島內掀起軒然大波。二戰結束後，居留日本東京澀谷區的臺灣人租用日本某企業的空地擺攤做買賣，結果與當地日本攤販和黑社會發生沖突，日本警方出面毆打臺灣商販。1946年7月19日，臺灣同胞在澀谷警察署門前與日本警察發生沖突，日警開槍射殺，致使4名臺灣人死亡。消息傳回臺灣，輿論大嘩，都認定是日警鎮壓陰謀，臺灣報紙提出嚴正譴責。23日，日本自由黨幹事長大野伴睦在眾議院演講，公開指責臺灣人擾亂秩序，並將臺灣人比喻為“牧場中的豺狼”，無異於火上澆油。臺灣島內再度出現抗議浪潮，臺北的大稻埕、萬華一帶陸續發生日人被毆打的事件。緊接著，7月28日，臺南的國民黨憲兵隊發現日本人日高茂糾集約70名日僑秘密集會，立即到現場取締，島內輿論紛紛懷疑日本人侵臺之心不死，這些留用日僑可能成為“第五縱隊”，紛紛要求國民黨政府加速遣返日本人。在多方壓力下，8月1日，臺北日僑總世話（理事長）役堀內次雄等3人以在臺日僑總代表的身份前往臺北《新生報》報社，對“澀谷事件”表達遺憾。
如果說“澀谷事件”只是讓臺灣民眾更加厭惡日僑外，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是使國民黨政府對日僑留用政策畫上休止符的關鍵。在這次運動中，大批日本人與“臺獨”分子合流，企圖渾水摸魚。這些信息使蔣介石感到不安。此後，國民黨政府對臺灣日僑態度發生重大改變。陳儀在1947年4月8日致電蔣介石，針對留用日僑應全數遣返一事提出報告，提到：“因臺胞通日語日文，曾受日人煽動，尚存崇拜日本輕視中國之心理，此次事變，日僑中有參加者，似此情形，其為患已甚顯著……為清除日本遺毒，消滅叛國隱患計，所有留用日僑擬於4月底以前全部遣送，不留一人。”結果，在臺日僑自4月18日起集中準備遣返，至5月3日遣送完畢。同年5月15日，日僑管理委員會奉令結束撤消。
從1945年10月到1947年底，大約610萬日本人返回日本，在每一個海港，到岸的船只上擠滿了失去孩子的母親和失去父母的兒童。他們少得可憐的行李中，最為常見的是親人或戰友的骨灰盒。用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道爾的話說：“這就是戰爭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