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淚“二·二八事件”（转贴）

 
　　1947年發生在臺灣的“二二八事件”在中國現代史上寫下了沈重的一頁。在紀念“二二八事件”周年的時候，本文通過解讀有關檔案，力圖還其本來面目。大量的事實證明，“二二八”起義，是臺灣同胞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民主運動，是臺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的真實寫照。近幾年來，李登輝、陳水扁之流妄圖篡改歷史，把“二二八”起義中臺胞要求政治改革及民主自治的主張說成是謀求“臺灣獨立”，把當時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國家認同”與“省籍矛盾”強加於起義者身上，這種顛倒黑白的行徑是對“二二八”起義死難烈士和參與者的極大侮辱，是具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臺灣同胞所不能容忍的。臺灣是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臺灣局勢發生怎樣的變化，都改變不了這一事實。

　　戰後重建步履艱難

　　1945年10月25日，備受異族欺淩蹂躪之苦的600萬臺胞終於回到魂牽夢縈的祖國，不禁喜極而泣。在日據50年裏，廣大臺胞胼手胝足，用血汗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臺灣生產力的整體水平遠高於大陸各省。二次大戰後期，美軍對臺灣展開大規模轟炸，光復初期的經濟已是千瘡百孔，工業廠礦、港口毀壞大半，生產多處於停頓狀態，生活物資奇缺。

　　國民政府雖成立“臺灣資源調查委員會”，擬定接收計劃，培訓專業人才，委派有“臺灣通”之稱的陳儀主其事，但準備工作十分倉促，心有余而力不足。為保持“行政不中斷”，陳儀除將原有的臺灣總督府改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外，其他基本上沿襲舊有的行政制度。維持臺幣及臺灣金融自成體系，不致“使臺灣像大陸各省那樣法幣泛濫成災，物價暴漲”。接收日寇資產，初步建立起龐大的公營經濟。設專賣局和貿易局，對生活必需品實行專賣，控制全部進出口貿易，避免奸商操縱。行政長官制度賦予陳儀至高無上的權力，甚至超過原來的臺灣總督。各級機構中的官員，居肥缺要津者幾乎全是陳儀的親朋故交，其中一些人利用職權貪汙腐化。經濟上的統制措施，使生產者和消費者均遭到盤剝，並使某些產業受到損害。交通、工礦等方面的重建，需大量經費，長官公署只好“藉運用發行資金予以墊借”，以致臺幣發行數額持續攀高，終失去安定人心、平抑物價的作用。

　　陳儀在遣返20萬日本陸海空軍及30多萬日本移民的過程中，設法留用了8000日籍技術人員，使臺灣行政、經濟部門得以保持最低限度的運轉。廣大臺胞無法理解：“政府接管各級機關後，又用日警日官治臺，實出臺胞意料之處，此令臺胞痛心疾首。臺胞與日人沖突從此日甚，社會秩序亦漸混亂。”

　　二戰期間，約30萬臺胞被日軍強征赴大陸、東南亞參戰，近10萬人戰死或病死。日本投降後，至1946年底，20萬臺胞歷經千辛萬苦返回臺灣，其中一些人不願回鄉務農，可又很難在失業率頗高的城市覓得工作，無業待濟，而行政長官公署卻對他們不聞不問。

　　臺灣光復後，日據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臺籍精英以為從此可以當家做主了，但行政長官公署的集權體制及低劣的人事政策使得他們參政無門，參加公務員考試又不通國語。“幸運地在機關得到的職位，也不過是個閑職，別說幹部，就是課長職位都很難獲得。因此，好不容易期待著光復的結果，卻落得與殖民地無異的日子，不由得感到心灰意冷了”。臺籍精英轉而積極參選各級民意代表，僅有象征意義上的議政權，難以發揮他們建設家鄉的能力。

　　1946年春，閩臺建設協進會向國民政府建言：“……行政長官之制度不廢則臺民實未解殖民地之倒懸，幾疑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也。”陳儀雖為官清廉，決心在臺灣實現平生抱負，卻無法阻止部屬貪汙腐化、任人唯親。臺胞創辦的報刊經常揭露某些官僚的醜惡行徑，重大貪汙案件有：省專賣局局長任維鈞貪汙500萬元臺幣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臺灣省紙業印刷公司總經理時，把幾部大機器(當時值千萬元臺幣)廉值標賣，暗中自己以40萬元臺幣買下來；轟動全國的臺北縣長陸桂祥貪汙5億元臺幣案，等等。當然這些報道多有誇張失實之處，但不可否認貪汙現象確實存在。

　　臺灣當時危機四伏

　　事實上，自日本侵占臺灣後，海峽兩岸的發展道路漸行漸遠。光復初期，廣大臺胞對大陸的認知非常貧乏，不知道災難深重的祖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對腐朽獨裁的國民黨政權抱有過高的期望。然而，“貪汙的盛行，經濟的統制，生活的困苦，和種種現實的教訓，使得許多本來對於祖國具有非常深刻懷念的臺灣人，也慢慢地由失望而沮喪……而那些少數深中日本奴化教育的臺胞，更乘機大肆宣傳，說中國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趕不上臺灣”。

　　1947年初，到臺灣參加接收與重建的大陸軍公教人員近2萬人。他們之中的多數人是真心實意為臺胞服務的。“外省來臺的公務人員，決不是為掘金而來的，大都是抱著服務精神，要想在臺灣的重建復興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對於臺灣同胞被日本帝國主義者50余年的奴役壓迫，有十二萬分的同情，願意幫助臺胞解除桎梏，認識祖國，認識世界。”

　　“愛之適足以害之”。國民政府調派了3萬軍隊收復臺灣。鑒於臺灣財政拮據，為減輕臺胞的負擔，陳儀將駐防的70軍及62軍調回大陸，可接防的21師實際派到臺灣的只有一個團和一個營，僅5000官兵，分散在臺北、基隆、高雄、鳳山、岡山及臺中各地。日軍遺留下的武器足可裝備20個師，還有大量槍械散落民間，一旦風吹草動，後果不堪設想。

　　由於戰爭的創傷及社會的急遽轉型，臺灣戰後重建面臨著巨大困難。“蓋現代化之民而施國內落後之政，久離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習之風，自多枘鑿搖惑”。政治腐敗，貪汙成風，通貨膨脹劇烈，失業問題嚴重。又遇大規模自然災害，以產米著稱的臺灣竟發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觀察周刊》驚呼：“今日臺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緝私引發沖突

　　1947年2月27日中午，臺北專賣局獲報走私消息，派葉得根、傅學通等6人前往查緝，得悉走私貨已移至臺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附近出售。晚7時30分，查緝員趕到，私販早已逃散，僅查獲老婦林江邁的私煙，沒收其錢物。林江邁苦苦哀求，查緝員卻蠻不講理，還打傷老婦。圍觀的群眾強烈憤慨，高呼“阿山不講理”、“豬仔太可惡”。查緝員見勢不妙，狼狽而逃，群眾緊追不舍。傅學通慌亂中開槍警告，誤中看熱鬧的陳文溪。廣大群眾怒從心頭起，砸爛查緝員的卡車，要求槍決傅學通等人，以平民憤，遭到臺北市憲兵隊的拒絕。群眾遂包圍憲兵隊。

　　28日晨，廣大群眾因事件未獲解決，沿街打鑼通告罷市，沖入專賣局臺北分局，打死2名職員，毆傷多人。圍觀群眾越聚越多，臺北市憲警僅500人，不敢妄動。下午1時，一批群眾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陳儀欲對群眾講話，忽然有人拔槍向陳儀射擊，警衛聞聲，立即開槍還擊，當場死3人，傷3人，頓時群形大亂。

　　下午2時，廣大群眾聚會中山公園，進占臺灣廣播電臺，用閩南語及日語宣稱：“政治黑暗，米糧外運。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大家起來，驅逐各地的貪官汙吏，爭取生存。”臺灣已普及無線電廣播，民間收音機達幾萬臺。各地臺胞聞訊無不義憤填膺，紛紛拿起武器，反對國民黨在臺灣腐敗統治的風潮很快蔓延全島。由上海駛往臺灣的“中興號”途中接臺灣民變消息，立即掉頭返航。

　　臺籍日本退伍軍人成為搶奪武器、攻占軍事要地的主力。在臺北，臺籍精英蔣渭川等成立“臺灣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集海南島等地歸來的眾多失業青年以“有裨乎事件之平息”。還有“大同青年同盟會”(服役日軍陸軍者)、“海南島歸臺者同盟”(海南島歸臺者)、“若櫻敢死隊”(服役日本海軍自殺艇隊員)。編制一如日本軍隊，帶隊者自封隊長，揮舞東洋刀，高唱日本國歌，甚至叫喊“皇軍馬上就要回來了”。這群親歷二次大戰又面臨失業困境、為數起碼在萬人以上的退伍軍人，在臺中、虎尾機場等戰鬥中展現了較強的戰鬥力，尤其是海南島歸臺退伍軍人沖殺在前。中統局臺北站緊急電告南京：“此次參加臺灣暴動者多屬前日軍征用之海外回來浪人(海南島回者為甚)，全省約計12萬人。”必須註意到，約12萬人參加明顯有誇大之嫌。

　　近2萬大陸軍公教人員面臨著生命危險，短短幾日，大陸軍公教人員死約200人，傷約800人。對於部分臺胞盲目毆打大陸同胞，一些明辨是非的臺胞堅決反對。臺灣民主聯盟發表《“二二八事件”告臺胞書》：“我們可不要再亂打外省中下級政府人員和商民，他們和我們同一受政治腐敗的痛苦，他們和我們一樣同一國民，同一漢族同胞，現在我們要分別，為我們臺灣建設的好人，我們要保護他；殘害我們的惡蟲，要驅除他。”絕大部分臺胞是善良的。他們看到被窮追猛打、孤立無助的大陸同胞，憐憫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

　　要求地方民主自治

　　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公署制度是陳儀設計提出的，如今面臨瓦解之勢，對其政治聲譽可謂沈重一擊。駐臺軍隊兵力單薄，根本不能與臺籍日本退伍軍人相抗衡。大陸籍官員深嘆：“事件已擴大到全省範圍，不答應也是不行的。只要事件能夠迅速解決，我們不當處長也沒有什麽關系。”陳儀只得息事寧人，祈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3月1日，臺北各界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各縣市亦成立類似組織。為避免事端擴大，陳儀承諾：“凡是參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沖動，缺乏理智，準予從寬，一律不加追究。此次傷亡的人，不論公教人員與人民，不分本省人與外省人，傷者給以治療，死者優予撫恤。”

　　臺籍精英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動毫無思想準備，在廣大群眾的感染影響下，也投入了這場運動，各級民意代表、地方顯要擔任組織領導工作，並不滿足於緝私問題的處理，轉向政治改革，尋求參政之路。陳儀不得已盡量滿足臺胞的要求：“省級行政機關，我已考慮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改組時，省政府委員、各廳長或各處長要盡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開始舉行普遍直接的選舉，選出各縣市長。”

　　陳儀為國民黨內政學系大佬，治臺班底系其舊部，CC系無從置喙，陳果夫遂任命心腹李翼中為臺灣省黨部主委，實則就近監督陳儀。臺籍精英蔣渭川、王添燈等人均為光復後國民黨吸收的黨員。處委會成立之初，委員以國民黨黨員占多數，但臺灣省黨部故意不去控制，或施加影響，而是任其發展，“坐視事態惡化”，等待收拾殘局，逼走陳儀。

　　臺籍精英未料到輕而易舉掌控各級政府的權力，要求節節升高。3月7日，處委會提出《處理大綱四十二條》，主要內容是：“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縣市長於本年6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之省參議會)之同意；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在本省居住10年以上者擔任之；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法制委員須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其他縣市的臺胞也提出類似的要求，反映了廣大臺胞不滿國民黨在臺灣的腐敗政治，追求“臺人治臺，高度自治”，掌握自己命運的強烈願望。

　　臺籍精英積極追求“高度自治”，但對步驟與方法則意見不一。激進派王添燈等人，準備於3月15日前接管長官公署各機關。溫和派蔣渭川等人，主張適可而止，不能有顛覆政府的意圖，對“四十二條”持否定態度，後當處委會以大多數通過時，他即宣布退出。中間派的周延壽等人也認為不能太刺激政府。3月8日，處委會發表聲明：“3月7日本會決議提請陳長官采納施行之四十二條，因當時參加人數眾多，未及一一推敲，例如撤銷警備總司令部、國軍繳械，跡近反叛中央，決非省民公意。本會認為改革省政要求，已初步達到；本會今後任務，厥在恢復秩序，安定民生。”

　　臺籍精英缺乏行政歷練，取代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權力後，拿不出處理失序狀態的可行性辦法。王添燈擬組織臺灣省臨時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在討論各處局長人選時，他們每一個人都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於拍桌子怒吼”。群龍無首，互相攻訐，場面十分混亂。吳濁流回憶：“在民間有各種代表參加(處委會)。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也去參觀。民間代表之主要名單，很多是愛出風頭、吹牛皮、虛偽的人物。其中，也有不少‘友仔’(混混、湊熱鬧者之意)。因為是這種集團，所以會一開始就爭先恐後地任意地發言，自我宣傳，喋喋不休地說出荒唐的意見，一點秩序都沒有。尤其是‘友仔’的發言，大部分和本事件的處理無關，聽了使我厭煩極了。

　　“二二八血案”

　　2月28日，陳儀致電蔣介石：“奸匪勾結流氓，乘專賣局查禁私煙機會，聚眾暴動，傷害外省籍人員。”但認為事態不大，僅要求將21師部分兵力調返臺灣即可。中統局臺北站密電南京，“今日之問題，已非陳儀能否統治臺灣，而為祖國能否保有臺灣”。若情勢再惡化，後果不堪設想，“中央宜速增兵。一個整編師可用運送海軍士兵前往臺澎訓練名義，分由基隆、臺中、高雄及花蓮四港口登陸”。蔣介石一貫迷信武力，決定派兵鎮壓。3月5日晨，駐防昆山的21師師長劉雨卿獲令，“限8日前開赴臺灣平亂。旨在寬大處理，整飭軍紀，收攬民心”。7日，蔣介石電告陳儀，21師直屬部隊與一個團於本日正午由上海出發，約10日清晨可抵基隆，要切實做好軍隊登陸後的配合工作。命令海軍司令桂永清調派太康艦、伏波艦開赴基隆，歸陳儀指揮；空軍司令周至柔調派飛機散發傳單，“大家安心復業，勿輕信謠言，勿受人煽動，勿犧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

　　派兵赴臺的消息很快走漏，美國大使館就此查詢，警告這一舉動的危險性，蔣介石置之不理。8日，蔣介石電示陳儀：“各地倉庫之械彈有多少，必要時燒毀，免為暴徒奪取；先做好臺北、基隆間交通、通訊控制與固守待援之準備；臺南方面則守住高雄、左營。”

　　9日，2萬軍隊在基隆、高雄陸續登陸，對臺胞的自治運動血腥鎮壓，戰鬥主要集中在臺北、基隆、高雄、嘉義這幾座城市。參加鬥爭的臺籍日本退伍軍人組織松散，缺乏武器，各自為戰，加上良莠不齊，除少數人退往中央山脈進行遊擊鬥爭外，絕大多數人都在大兵壓境時逃避，很快被國民黨軍隊各個擊破。“日軍征服兵役之役男十余萬，雖均由海外返臺，惟有兵無官，難於極短時間內成軍；否則亦不致如此不堪一擊，最後一哄而散”。

　　行政長官公署公開捕殺各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類組織的領導人物，主要是省參議員、縣市參議員、地方士紳、工商界要人、律師、教師、新聞記者等，被殺害的有張七郎、林連宗、林茂生、王添燈等數百人。被逮捕或被通緝的有林宗賢、郭國基、林日高、蔣渭川、顏欽賢、彭清靠、謝雪紅、蘇新、廖文奎、廖文毅等數百人。國民黨士兵還誤殺了許多根本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臺胞。新聞記者王康在臺北目睹國民黨士兵槍殺無辜，就此責問軍官。其回答：“援軍到達時，還有暴民開槍抵抗，軍隊不能不采取戰地措施，士兵發現前面有人，問口令不答，或答得不對，士兵就要開槍。

　　關於臺胞的傷亡人數，眾說紛紜，從“幾百人”到“十幾萬”不等。據近十年來臺灣當局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賠償及相關檔案分析，臺胞傷亡約4000人。

　　國民政府的“善後”

　　3月中旬，在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劉文島等55位委員提出臨時動議，要求將陳儀撤職查辦。陳儀被迫提出辭呈，以示對“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承擔責任。3月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赴臺處理善後事宜，承諾“在政治制度上，決將現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臺灣省政府，各縣市長可以定期民選，各級政府人員以先選用臺省賢能為原則。在經濟上極力資助民營企業，發展國民經濟”。“臺灣因日人占領51年，一切法令制度風俗習慣均早變為日本化，致光復後不能馬上全都交給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時代連一小學校長都是日本人。即中央調派來臺之公務人員全部離開，以短期間之處委會一切表現及行為，實不能成功”。勸導臺胞應有遠大的眼光和胸襟：“要認識一個少數民族和少數領土，在現在的世界是不易獨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十幾個小國家，在極短時期中便遭覆亡，可為鑒戒。”

　　“二二八事件”的突然爆發，宣告了陳儀治臺政策的失敗，迫使國民黨高層反思並作出一些調整。4月22日，蔣介石主持行政院第784次例會，以臺灣事變既平，陳儀引咎請辭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決議撤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組織法》改制，任命魏道明為臺灣省政府主席，臺籍人士丘念臺為民政廳長，林獻堂、杜聰明、劉兼善、南誌信、遊彌堅、陳啟清為省府委員。臺籍人士在省政府權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屬各機關亦盡量起用臺籍人士。

　　5月16日，臺灣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著手化解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發展民營經濟，嘗試推行土改。戒嚴的取消、清鄉的終止及循法律途徑處治參加“二二八事件”的臺胞，基本結束了國民黨士兵濫殺無辜的行為，許多身系囹圄的臺胞通過“自新”等方式獲得自由，臺灣省參議員林日高、郭國基，臺北市參議員蔣渭川等“二二八事件”的領導人物劫後余生。

　　為躲避國民黨士兵的追殺，數百臺籍精英逃離臺島。謝雪紅、蘇新等人在香港組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投入到中國人民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為祖國的統一盡力。

　　歷史不容篡改

　　1945年8月，在重慶的臺籍人士撰文，“國人往往忽略臺灣人民的特性和心理”，“臺灣自滿清統治下的所謂‘三年小叛，五年大亂’以至日本時代的數十次暴動革命，其起因都是反抗異族的統治，而欲爭取其應享的自由”，“要臺灣實行地方自治，要祖國上下以留東五十年老留學生看待臺灣人民”。臺胞的一番肺腑之言，有感而發，語重心長，卻不是陳儀等官僚所能細加體察的。

　　回到祖國僅500天，廣大臺胞實在不滿國民黨的專制政治，群起抗爭，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族群沖突，數日內約5000人傷亡，這真是一場大悲劇！

　　“二二八事件”本是臺胞自發的反對國民黨在臺灣腐敗統治、追求高度民主自治的正義鬥爭，是臺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的真實寫照，但蔣介石、陳儀卻私心自用，妄定為“背叛國家”的叛亂行為，用暴力淹沒其於血泊之中，一度高漲的臺灣民主政治運動頓時寒風肅殺。國民黨當政者對“二二八”慘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49年蔣介石集團退據臺島，推行白色恐怖，將“二二八事件”諉過於“共黨奸匪”的煽動破壞，百般壓制受難者家屬的平反要求，“二二八”成為臺胞心頭最大的禁忌。“日本侵臺，絕大多數的臺胞是揭竿而起奮勇抵抗的。我們也從未曾期待過日本對抗日運動鎮壓的平反或贖罪，因為那是罪無可逭(音同“換”，逃避之意)的！然而，臺灣光復，可說無一臺胞不是歡呼臺灣又回到了祖國懷抱。不要說陳儀竟以‘二二八事件’來回報我臺胞對國軍的歡迎，即使僅僅是殺一不辜，都不是當時充滿祖國熱望的我臺胞所能忍受得了的委屈。”

　　然而，李登輝、陳水扁之流借平反“二二八事件”，妄圖篡改歷史，把臺灣同胞這場爭取民主的正義鬥爭說成是謀求“臺灣獨立”。這種顛倒黑白的罪惡行徑是對具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臺灣同胞的極大侮辱！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二二八事件”是廣大臺胞的悲劇，更是所有中國人的悲劇！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橫暴踐踏，山河破碎，流了中國人太多的鮮血，欲哭無淚，欲悲無聲。多難興邦，迎著新世紀冉冉升起的朝陽，炎帝、黃帝的子孫有什麽理由不能以血濃於水的民族親情，“化幹戈為玉帛”，變波詭雲譎的臺灣海峽為兩岸一統之橋呢？如此，“二二八”的血淚才算沒有白白流淌。 （褚靜濤 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