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嚴長壽序 

二○○五年，應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的邀約，我在台大的畢業典禮上做一場演講，這是陳校長在卸任前最後一次主持畢業典禮，他很希望我給孩子們一些祝福。那是一場有七千多名畢業生外加來賓和家長的演講場合，蒞臨的貴賓有立法院長王金平、當時的行政院長謝長廷，還有全台灣最頂尖的教授及學生們，我一個沒有讀過大學的企業人士，要去面對這些菁英人物做演說，心裡十分忐忑，壓力也非常大。 

就在心裡揣著這件事情時，當時的台南藝術大學黃碧端校長也來邀約，希望我能去參加南藝大在同一天下午舉行的畢業典禮。我第一個反應是「不行」，同一天的時間南北兩場，台大的演講已經讓我焦慮，實在沒有時間準備另外的演說；再者，儘管我有許多好友都是藝術家，我對他們也充滿了尊崇，但是面對這些即將走出校園的年輕藝術家們，我何敢夸夸其談？ 

黃校長感受到我的猶豫，畢竟是教育專家，他不壓迫的給了我考慮的時間。幾天以後，有一些訊息在我腦袋裡萌芽發酵，思路越來越清晰，我不但答應了這場演說，甚至心中充滿了期待。 

六月四日那天，早上我在台大演講結束，立刻搭飛機南下，來到南藝大。

到了會場，可以想見，空氣中浮動著青春的歡欣愉悅，一個個戴著方帽子的青年朋友們端坐在台下，卻壓抑不住雀躍的心靈，騷動的、輕佻的，今天是屬於他們的日子，船即將揚帆了。

台上是誰已經不重要了，今天他們是初次掌舵的船長。

看著台下一張張年輕藝術家的臉，我有滿心的祝福，但是在船離開避風港之前，我想他們還需要最後一次叮嚀。 

於是，我提出了第一個問題，我說：「親愛的同學，首先我恭喜大家今天完成了階段性的學業。我今天從台北趕下來，如果大家原諒我的直率，請讓我用最真實的語言與你們溝通……」前排的同學不說話了，我接著說：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我想今天畢業典禮結束，從明天開始，你們之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而且可能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找到工作！」

中間幾排交頭接耳的同學也安靜了，我看到幾百雙眼睛盯著我，眼睛裡有不解、有疑惑，但是震撼教育還沒結束：「更殘忍的一點是，可能台灣根本沒有給藝術家工作的機會！」 

這時候，全場的同學都靜默了。 

這是什麼日子？台上的講者給的不是璀璨煙火，卻敲了一記警鐘。

我沒有放鬆，繼續說：「親愛的同學，如果你認為過去你在學校所學的一切，只是一個謀生的工具，你將會非常失望！」

畢業就是就業考驗的開始，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擁有的是什麼工具，僅僅把所學當工具「換口飯吃」，投入社會後你不僅會失望，可能也要遭遇一連串的打擊！你想要進國家的兩廳院工作，會發現已經有一群國外深造回來的高手在排隊等著職缺；你想要開音樂會，卻借不到場地，即使借到了四百人的場地，你會發現竟然找不到一半的觀眾入場；你想要開畫展，沒有人青睞；你想要加入舞團跳舞，但微薄的薪水連肚子都餵不飽。 

你會發現自己茫然的站在十字路口，挫折感壓得你挺不起胸膛，接連的打擊讓你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你對自己過去所學的開始疑惑，甚至你會認為在學校的一切都變成無意義的投資。於是無奈的選擇之下，學音樂的同學就去教下一代學樂器，教授結束，你再鼓勵他們去考音樂系，考上音樂系好不容易又畢業了，他們跟你一樣仍然面臨找不到工作的窘境，於是他們又只得再去教下下一代學音樂！周而復始，每下愈況。 

「各位同學，這真是一個非常沒有成就感的工作啊！」 

空氣凝結了。驕傲收起來了。我還看到一張張佈滿焦慮的臉。 

各位同學啊，問題在哪裡？ 

如果，你認為你的所學，只是一個就業謀生的工具，而不明白它真正的價值，那麼畢業後，未能立刻找到工作，你沒有權利抱怨，沒有人欣賞你的音樂，你沒有權利抱怨，沒有人買你的畫、沒有人看你的舞蹈，這個時候，你也都沒有權利抱怨！ 

「因為，你們真正擁有的，不是一個『謀生的工具』，而是一份『感動人的工具』！」 

這個感動人的工具，除了用來謀生就業，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在這工具上，你自己是否曾被它感動？ 

如果這感動人的工具，在你的胸中有股澎湃激昂的力量，你會不會急於將此工具用來感動人，盡到感動人的責任？你是不是心甘情願、甘之如飴的想要影響更多人「投入」這個認知，而且把藝術變成滋潤生命的工具？尤其當你看到台灣的社會在這麼浮動的時候、價值觀這麼混亂的時候，當上從高層的領袖、下到基層的公務人員都因為缺乏人文素養，而無法讓自己的心緒安定下來的時候，其實這個社會是非常需要你們這樣的藝術家，走向社會、感動別人，幫助人們找回沉靜思維的力量。

但是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自身的價值，不了解自己所擁有的工具，你就沒有權利抱怨！改變你的心態，走向台灣每一個偏遠的角落，用藝術去感動每一個需要的人們！這時候你會發現工具不只是工具，這時候你會發現生命從這一刻開始有了意義、世界從這一刻開始才是你的！ 

台下響起了如雷的掌聲。

同學的眼睛發出了熱情的光亮，微微閃著淚光。

第二天我收到了許多同學們的信件。他們告訴我，學習了藝術這麼多年，懵懵懂懂，昨天的演講竟如當頭棒喝，讓他們找到了自己的價值。

演講終會結束，那些回響卻教我久久難忘。我想台灣有更多的年輕學子們需要一些鼓勵、一些提醒、一些叮嚀，這是我決定再次寫書的初衷。

台灣沒有理由讓「政治」變成生活唯一的希望，大家都在等，等接任人的立即表現，等下一場選舉、等一次翻盤的機會，把責任、把契機都交給選票去決定。可是，親愛的年輕朋友們，我們有多少時間可以這樣等待蹉跎？只有你是你自己的天使，為什麼我們不能在等待政治人物改變的同時主動去審視自己、審視環境，找出自己的優勢、自己的責任，告訴自己應該怎麼去面對！ 

如果說《我所看見的未來》是對有權力、有影響力的人以及關心台灣的朋友一些獻曝的建言。那麼這本書就是給所有即將踏入社會的青年人一份真誠的禮物。

在一個有文人的城市裡

文/龍應台 

台北有一個比較不為大眾所知的文化地標，亞都飯店。一棟不現代、不漂亮的大樓，處在不時髦、不熱鬧、非常小市民氣味的民權東路上，卻是台北文化界特別熟悉的一個聚會的點。記得海德堡大街上一家旅館，每次經過，我會想到，雨果、左拉在這裡住過。也記得威瑪廣場上一家旅館，歌德、巴哈、李斯特、托馬斯曼在這裡住過。托馬斯曼的一整部小說在裡面寫成。旅館就像老樹、老房子、老街，盛載著一個城市含蓄的情感和記憶。如果在很多年後有一天，亞都打開它記憶的本子：多明哥、高行健、馬友友曾經在這裡停留；胡德夫曾經在這裡駐店演唱；楚戈曾經在這裡過七十大壽；多少文人藝術家曾經在這裡向企業募款，在這裡密商一個思想雜誌的誕生，在這裡討論精緻藝術如何可以下鄉.....

亞都不是紫藤廬，和紫藤廬有「階級」差異。但是在不同的「階級」平台上，都有文化的據點，正是台北文化的可愛之處。

 一個五星級的酒店，本來應該是一個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據點，設法賺錢就是，何以變成一個累積記憶的文化據點？自然是由於主事者對於這個城市有心：他對這塊土地有強烈的認同，對於文化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些，一個酒店再好也不過就是全球化的自動運輸帶上一個標準作業連鎖環節罷了。

嚴長壽從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跑腿「小弟」變成跨國公司的總經理，又把一個客觀條件不好的亞都變成一個文化地標，是一則傳奇。人們追問「嚴總裁」成功的原因，他曾經舉過「垃圾桶哲學」來回應：當他是「小弟」時，別人不願做、不屑做的工作，他就甘之如飴地搶過來做，也就是說，把自己當作「垃圾桶」，而其實，增加了自己的容量，也使別人幸福。

四月，胡德夫開演唱會，我特別飛回台北。香港的朋友們很驚訝：胡德夫是什麼人？於是我嘗試著解釋：他是個原住民，唱歌寫歌的，長得像流浪漢，唱得像吟游詩人，他是台灣文化史的一個標誌。當所有的人都在學唱美國人唱的歌時，他開始和幾個朋友譜自己的歌，寫自己的詞，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個「自己」，指的是他腳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東西，他習慣的語言。人們因他的才華而特別「寶貝」他，但是他的藝術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現實生活特別坎坷，頭都白了，才出第一張作品。所以我要去。

當天晚上，為這個赤腳的吟游詩人，台北可是「冠蓋雲集」；官帽和桂冠，在朝的和在野的，曾經是伙伴現在是敵人或者曾經是敵人現在是伙伴的，曾經有過理想和熱情的，全部到場。

在台北，文化史的起承轉合章節，特別清晰。

演唱結束之後，熱情一時揮散不去的文人吆喝著湧到一個巷子裡的小酒館「續攤」。幾十個人，在酒酣耳熱中，辯論三十年前的「革命理想」，回憶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斯地。聲音愈來愈大，夜愈來愈深，一批人起身走了，另一批人才剛鑽進來加入。自詡風流的文人和英勇不再的革命家手裡拿著酒杯高談闊論，嚴長壽在一旁忙著拿杯子，開酒瓶、點小菜，斟酒，問每個一頭闖進來的總編輯或主筆或前國策顧問：「你喝什麼？」

沒人注意到，是「總裁」在當「小弟」。

鬧到隔天清晨兩點半，人真的散光了，我和他最後走出小酒館，小巷裡一片黝黑，我才知道，他一早要趕到機場，飛新加坡開會。我萬分抱歉：「太對不起了，把你拖到現在。」他微笑著說，「應台，不留也不行啊。總要有人付帳吧！」

付帳？嗄──整夜的觥籌交錯，從頭到尾沒一個人問過誰付帳的事，文人和革命家，每個人都是拍拍屁股就走了。

就在那深夜的小巷裡，我楞住了。一瞬間明白了，什麼叫「垃圾桶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