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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導引下， 浮生近半世紀感言

撰稿╱許金川（臺大醫學院名譽教授、本會董事長）

民國65年，在臺大內科當第二年住院醫師時，中午有研討會，輪到我報告，那時候超音波剛在萌芽階段，我選了超音波掃描在臨床上的應用，從腦部到心臟到肚子的超音波全方位臨床應用講了一次。想不到這次的報告竟然讓我一輩子離不開超音波，也與肝病病人結了不解之緣，深深的主導了我後半段近50年的人生。撫今追昔，是對或錯，是命中註定，還是造化弄人？也許蓋棺了也未能論斷。

 

那次講完之後，剛好婦產科產房中有一台舊的黑白色調（B mode）超音波，天生愛動手動腳的我，於是趁假日值班或下班時間，偷偷摸摸地把病人帶去做超音波。有一次碰到台灣超音波的鼻祖、婦產科陳皙堯教授，他不僅沒有生氣，我還感受到他的默許之意，在受到鼓勵之下，我於是變本加厲，有空就帶病人去婦產科摸索研究。陳教授這種胸襟，就是當年許多臺大教授常見的承先啟後的人師特質，我的恩師宋瑞樓教授亦是如此。如今回想起來，對陳教授帶領臺大開發超音波在醫學上領域的真知灼見感到由衷的佩服，也要謝謝他的啟蒙之恩。

到了第二年，陳教授引進台灣第一台灰白色調（gray scale）超音波，以前老式超音波以B mode呈現，方式為黑白兩極，有回音處為白（或黑），沒回音處為黑（或白），沒有中間灰色地帶，因此只能看物體的大概輪廓，沒有辦法看清內部結構的細微變化，臨床應用有限。民國67年代左右，灰白色調超音波掃描儀出現，解像力大為提升，可以清楚看到組織內部的微細變化，因此臨床應用大幅提高。只是當年超音波的探頭內只有一個晶體，超音波呈現的是一條線，要拿起探頭在病人肚子左右上下移動，掃來掃去，才能顯示一個平面出來。做一個器官例如肝臟或膽囊起碼要一、二十分鐘，非常費時，還得用拍立得或底片一張張記錄下來，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難想像。也難怪那時有人開玩笑說我在病人肚子上花的時間，比在老婆肚子上花的時間還要多，而不少青春歲月就在探頭的移動之間慢慢流失。

住院醫師第三年選次專科，陳定信教授及賴明陽醫師見我對超音波很有興趣又很著迷，於是鼓勵我進入肝膽腸胃科繼續在這方面努力，就這樣像一條青頭魚一樣一頭栽了進去，自此一直與肝病病友相依為命。

民國70年左右，即時顯像超音波（real time超音波）出現，探頭一放下去就是一個切面影像出來，不僅解像力大為提升，顯像又快，是個很大的突破。由於這種real time 超音波操作簡單，解像力佳，對許多傳統上須靠X光或同位素檢查或抽血檢查才能判斷又不太能判斷的腹部疾病（例如膽結石、肝腫瘤等）是很大的突破。尤其它也能夠發現小到1公分的小型肝癌，更是一個非常嶄新的領域及研究課題，令我很是興奮。

當時臺大許多年輕的醫師都在假日或下班時間來一起做研究，常做到半夜才去外面一起吃宵夜，那些同仁現在都雄踞各領域，也都很有成就，包括胸腔科、甲狀腺等各科當年的新秀都來一起學習做研究，大家很有成就感。而當年參與研究者後來都成了各科的領導者，成就非凡，真可謂長江後浪推前浪（只是前浪常常死在沙灘上）。
  
跟廠商借超音波機器、沒助手
「校長兼撞鐘」

總醫師當完之後就讀臺大臨床醫學研究所，在醫院當兼任主治醫師，做的幾乎是專任醫師的全部工作，一個月3千元。我同學在新竹某醫院當副院長，於是介紹我去兼職看診，其他時間全部在臺大醫院工作。由於超音波臨床應用越來越普遍，最後幾乎全臺大醫院每個醫師都要我幫他們的病人做超音波，除了婦產科以外。可是我沒機器沒助手，機器是跟廠商借的，我幫他們訓練各地來學的醫師，可是當有人要買或展示，他們就把它搬走。我很苦惱，最後找上副院長，他說買儀器要先有預算，預算編了通過了送到臺大校總部，校總部通過了送到教育部，教育部通過了正式採購到買進來可以用也要一、兩年之後。當時年幼無知，聽了真的粉無奈。此外，做了超音波沒助手幫忙整理，因那時超音波是用拍立得照相的，沒辦法輸入病人資料，必須人工寫在拍立得相片背後。做完超音波也沒人清理埸地，只能「校長兼打鐘的」一切自己來。

二、三年之後，宋教授拿到政府推行的B肝防治計畫經費，請了幾個助理及買了超音波機器，這些問題才獲得解決。有了人及儀器，我利用超音波從事肝癌早期發現的研究工作就順利許多，並以此做為博士論文。之後好幾年，幾乎台灣各路英雄好漢（除了少數幾家醫學中心之外），都陸續派人來跟我學超音波，難免有點少年得志之感。想不到幾十年後，超音波各領域蓬勃發展，各科人才輩出，造福了各領域許多病友，實非當初所能料及。

為探究肝癌奧祕 赴美進修

雖然以超音波可以早期發現肝癌，也救了不少病人，可是有些病人開了刀後肝癌又復發，復發之後能開刀的再開刀，不能開刀的做栓塞，如果以上都不行的就束手無策了，心中充滿了挫折感。因此，每次肝癌手術時，我進入手術房做術中定位，以便外科醫師切除，切除之後，我拿著切下來的標本常常呆住了。我想在這肝癌標本內一定存著超音波看不到的醫學奧祕，如何突破這個瓶頸，常在我腦海中浮現。

於是民國74年，在完成博士學位之後，宋瑞樓教授推薦我赴美國進修學習分子生物學，開始在實驗室進行基礎研究，兩年後回國，那一年差一歲就更年期40歲。

回國之後設立實驗室，從無到有，也吸引不少年輕醫師跟我一起從事超音波及人眼看不到的新的研究里程碑。在設立實驗室中也有－些插曲，當時年少氣盛，EQ 不好，不知如何與長輩及長官相處及溝通。當年由國外回來要設立實驗室，要跟院長求經費補助，院長不答應，態度也不是很友善，當時我惱羞成怒，一氣之下，就把申請的公文用力摔到地上。結果幾年之後我要升教授，差一分就沒通過，因為許多評審的主任都知道我摔院長的公文。此外，為了實驗室的管理，我與某指導教授一言不合，我也摔了他的電話。我以為事過境遷了，船過水無痕。想不到5年後我升教授去跟他謝謝，他見面第一句就說我為什麼摔他電話。原來言語傷人的力道那麼大。儘管其後的歲月裹，我心中一直想彌補，真心道歉，但事隔多年，即使兩位當事者已都往生了，但每憶及此，心中那份愧疚及陰影總是揮之不去。

話說回來，以前做超音波只需儀器及人員，想不到做基礎研究，要買試劑、要請更多助理，科內不少同仁也跟著一起來，頭目是我，年終算帳廠商都來要錢，每年11月國科會計畫的錢下來都要躲起來，因為每家廠商都要來索債。有一天接到廠商的存證信函，說我欠他們300萬，限期要還，否則如何如何等。那時年幼無知（目前是年老無知），不知事態嚴重。本來以前做研究是很快樂的事情，怎麼變成這樣？不僅花很多時間去寫計畫要錢，還弄到傾家蕩產的地步。

後來助理告訴我，何不學慈濟去化緣？歷經一些波折，後來在民國83年得到何壽川先生及陳由豪先生的贊助，終於成立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再先後成立全民健康基金會及好心肝基金會。從此進入真如金庸小說中洪七公（太太姓洪，洪「妻」公）的境界，身段開始越來越柔軟，雖然沒有骨質疏鬆症，目前每次出門，即使目前疫情稍緩，仍要戴上口罩，因為欠的人情債實在太多了。

韶光易逝，想不到當初天天拿著超音波探頭還不到30歲，如今因超音波的導引，接觸太多「肝苦人」，為了苦民所苦，為了那口氣及實現宋瑞樓教授「保肝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志，不時要放下身段，「沿門托缽受苦辛」。募得善款一方面要從事肝病及健康知識的宣導工作，一方面要鼓勵後起之秀努力研究，如今一晃已屆30年，午夜夢迴，竟常常驚醒發現自己已經垂垂老矣，「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之感常常油然而生，是否該「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但另一方面「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古訓又一直在心中糾纏著，何去何從，今晚又要托夢與宋教授求智慧了。

 
圖說：民國 71年，與臺大婦產科陳皙堯教授（中間）和謝豐舟教授（左一）參加美國超音波醫學會(AIUM)的年會，並發表超音波診斷小型肝腫瘤論文。

 
圖說：民國 73年6月，臺大內科腹部超音波團隊。後排左起林毓萌醫師(已故)、前臺灣大學楊泮池校長、莊哲男醫師(在美)、臺大醫學院楊培銘名譽教授、義大醫院林肇堂學術副院長、前臺大醫院黃冠棠院長、秀傳醫療體系牟聯瑞副總裁。第一排左三為作者本人。

 
圖說：老式接觸型B型超音波顯示大型肝癌（上圖），下圖為同位素掃描。

 
圖說：病人於民國74年接受肝癌手術，至今近40年仍健康美麗。開刀的醫師李治學教授已於民國85年往生。

 
圖說：24歲女姓，有肝癌家族史，即時顯像超音波顯示肝臟有兩顆小肝癌（左上），切下的病理標本（右上）與超音波影像一致。顯微鏡下顯示為肝癌細胞（下圖）。

文末感言

「人之將○○，其言也○○」

最近有去聽超音波醫學會年會演講，發現在各領域外的發展應用非同小可，絕對不是4、50年前超音波剛剛萌芽時所能想像。套用一句話，科技始終來自人性，對疾病診斷的需求，造成了今日超音波及其他各種科技的發展。但就超音波而言，自然界的蝙蝠不知幾千年前就已經用超音波覓食，並用以決定飛行的方向。因此，多觀察自然界的生物現象，多謙卑的向牠們取經，或許可獲得更多智慧與醫療上的突破。

此外，年輕時不知年輕只有一次，生命總有一天會終止，把握時間，好好努力，有健康的身體，同時EQ要好，有貴人相助，有各行各領域人士相助，才能順利有成長，這些人可能是我們老師、老同學、各行各業的人，尤其是病人們。當然，我的切身經驗，要理直氣和，不要理直氣壯，不要言語傷人，否則事過境遷，可能一輩子都無法彌補那個傷痕。

以前當醫師是病人求我們，容易以自我為中心，容易恃才傲物，如今應該逆向思考，醫療只是百業之中之一行，應謙虛，多放下身段，多感謝身邊的人，多觀察萬物，與各行各業的人士多互相學習，謙卑為懷，以萬物為師，有容乃大，是超音波迷航中學到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