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珍＜自由主義、新儒家與一九五○年代台灣自由民主運動：從徐復觀的視角出發＞提到：

一九五○年代的台灣自由民主運動由外省知識份子主導，外拒大陸共產極權統治，內抗島內國民黨威權體制。這場運動固然以《自由中國》為核心，而同樣主張反共、提倡民主的《民主評論》也扮演了相當角色。它的創辦人 - 新儒家徐復觀，與自由主義陣營亦敵亦友，是當年民主運動重要的參與者與觀察者。

由此可見《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關係密切。

兩刊後來決裂，主要是彼此的哲學與文化立場存有矛盾 (德國觀念論、英美邏輯實證論之爭，保存中國傳統文化與「全盤西化」之爭)，猶如韋政通＜兩種心態‧一個目標 - 新儒家與自由主義觀念衝突的檢討＞所言：

意氣之爭不完全來自個人的因素，有來自歷史傳承者，也有由於思想立場的不同。後面這一因素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加上《自由中國》逐漸把批判對象由中共轉移至國民黨政權，共同基礎削弱，不和於是順理成章地發生。

本文分四部份，先探討殷海光生平及其思想，再析述《自由中國》的創辦與被禁，最後談論《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的恩怨，以及中國現代化的正途 (即「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和解溝通之道)。

殷海光的生平

殷海光 1919 年 12 月 5 日生於湖北黃岡。初中時代的他，功課並不優異，性格桀驁不馴，曾到食品店當學徒，苦捱八個月後抵受不住，回家復學讀書。

進入高中，殷海光迷上哲學，十六歲於《東方雜誌》發表文章，十七歲唸高中二年級時，就在正中書局出版了一部長達四十萬字的譯著《邏輯基本》。受金岳霖影響，1938 年考入西南聯大哲學系，1942 年大學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專攻西方哲學。

金岳霖，湖南長沙人，曾留學美國，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後到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聽課。1925 年，清華大學聘請他講授邏輯學，從此金岳霖從事哲學和邏輯學教學、研究工作，並把現代邏輯系統地介紹到中國。殷海光對邏輯實證論非常篤信，竊以為受金岳霖薰陶。

抗戰期間，殷海光投筆從戎，加入青年軍。八個月後因不適應軍隊生活，返回重慶。日本投降後，殷海光加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後獲聘為《中央日報》主筆，兼任金陵大學講師，講授「哲學與邏輯」課程。

1949 年，隨《中央日報》遷台，仍任該報主筆，代總主筆，同時兼任《民族報》總主筆。因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設防的基礎在人心＞，批評追隨蔣介石遷台的軍政人員為「政治垃圾」，觸怒國民黨當局，受國民黨圍攻、批判，被迫離開《中央日報》，轉任台灣大學講師。同年 11 月，與胡適、雷震、傅斯年等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為主要編輯之一。

殷海光在《自由中國》和香港《祖國週刊》撰寫大量政論，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準繩，批判黨化教育、反攻大陸等，對抗言論思想禁制，被視為自由主義代表之一。

1960 年，雷震鼓吹成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的國民黨。殷海光為「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提供理論分析。雷震被捕入獄，《自由中國》遭查禁，殷海光也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打壓，他的大部分作品成為禁書。部份學者甚至指他是「偽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知識詐欺者」，專門「從事煽動顛覆」。

1964 年，國民黨政府停止他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補助金每月六十美元補助 (佔殷海光最低生活費用之一半)，未幾又查禁他交文星書店出版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版稅收入因而中斷。

1966 年 4 月 8 日，殷海光在政治大學發表題為《人生的意義》演講，非常受學生歡迎，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演講。同年 7 月，受政治壓力，台灣大學不再續聘。次年，哈佛大學邀請殷海光前往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國民黨政府不允許其出境。海耶克赴台訪問，政府禁止殷海光與之晤談。殷海光晚年罹患胃癌，終於不堪身心雙重折磨，1969 年病逝，享年 49 歲。

殷海光任教大學期間，先後開設課程：邏輯、邏輯經驗論、羅素哲學、理論語意學、科學的哲學、現代符號邏輯、歷史與科學等。

他深受羅素、波普、海耶克影響，最出名是翻譯海耶克《到奴役之路》，個人代表著作則有《中國文化的展望》、《邏輯新引》等。

著名作家李敖是殷海光的弟子，他說：

我的老師殷海光這個人道行不大夠，說的一口哲學，自己心裏的哲學恐怕是沒想通，他每天講到蔣介石就生氣呀，氣到胃痛，飯菜都沒辦法喫，最後生病得了胃癌，論文都証明壓力是胃癌很大的誘因，殷海光 (生病) 很有可能跟這種壓力與憤怒有關。不能征服你的敵人，就要比你的敵人晚死。蔣介石活了八十九歲，殷海光只活了四十九歲，真的很可憐啊。

憤恨而卒，固然是看不開，但也反映殷海光一生對自由民主的堅持，對獨裁者的痛恨。

殷海光思想成就：對西方邏輯實證論和自由主義的引介

陳瑞麟＜如果殷海光先生還在 - 回顧一甲子前的思想遺產＞指殷海光的思想遺產有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

理論面向 - 以「批判思考」為基礎的自由主義；

實踐面向 - 基於自由主義而從事政治評論、文化批判與思想啟蒙。

就理論面向言，殷海光把英美「邏輯實證論」的一些觀念與思想，應用到政治與文化場域，把「邏輯實證論」改造成「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

所謂「批判思考」，是指六十年代晚期，一些哲學家、邏輯家和教育學者倡議以日常生活的真實案例來思考邏輯的應用，並探討使用日常語言來「作論證」(argumentation) 的結構與方法，針對現實生活的各種問題和言論 (政治、社會、媒體、法律、公共論壇等)，辨識其可能的非形式謬誤，並從事語言意義和語言使用的分析。

殷海光雖無使用「批判思考」這個名詞而使用「正確思想」，其特別著重思考的態度與方法，實際就是「批判思考」。因著重邏輯與經驗實證，致使他所發表的政治見解往往深邃、準確。

就實踐面向言，殷海光所堅信的自由主義有下列四項特色：

第一，自由是人類反抗一切外在桎梏或壓迫的天性，它是每個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可讓渡與剝奪。

第二，自由主義蘊涵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與倫理四個層面。有政治自由才能保障倫理自由與經濟自由，而思想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因為在具有政治自由的狀態下，仍然需要思想自由來維持政治自由與實現倫理自由，並解決經濟自由產生的不平等；在不具政治自由的狀態下，自由受到壓迫，仍有賴於思想自由的突破以啟蒙人民，反抗對於自由的壓迫。

第三，民主制度是實現政治自由較好的制度，要實行民主制度，必須以「批判思考」的基本態度為心理基礎。

第四，在不具政治自由的狀態下，爭取思想自由有賴於批判思考的實踐。

基於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他分析法治與民主的關係：

有許多「法治迷」，他們以為「法治」是到民主之路。這是一形式主義的錯誤……問題在於立法權底權源何在。如果立法權底權源在國邦底主人翁，那末行法治確乎是到民主之路。如果立法權底權源在一個超人之手，幾千個立法者所有的權力連乘之積抵不上這個超人點點頭，那末這幾千個立法者不過是這個超人底書記而已。如果有任何權力騎在立法權之上，那末由此而行的所謂「法治」……不是走上民主之路。現代統治技術很不難把「法治」作為打消民主自身的工具……(＜自由的真義＞)

並相信自由民主是唯一的道路，縱然前途艱險，只要時時保持澄明思慮與堅定意志，定能走過。

我們可以說，殷海光在思想上的成就，不在學術見解的創發 (＜致盧鴻材＞：「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而在引介西方的邏輯實證論和自由主義到中國。這一點和胡適是相似的。

從「擁蔣反共」到「民主反共」：《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創辦與被禁

1949 年 11 月，《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北創辦，雜誌旨在堅定反共合法性，並宣揚自由民主的言論。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

《自由中國》創辦初期，與蔣介石關係良好，立場擁蔣，亦曾獲國民黨政府資助。然而，隨著國民黨採用強人威權政治體制，黨內自由派逐漸對蔣介石不滿，紛紛離開權力核心。《自由中國》的方向和風格也由反共轉為批評國民黨政府政策的弊病，因而和國民黨政府關係惡化。

1954 年 5 月，雷震在《自由中國》刊登＜搶救教育危機＞，批評黨國干擾學校教育，殷海光發表＜我們的教育＞和＜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響應。

1957 年 7 月起，《自由中國》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批評蔣介石政府一黨獨大，為所欲為。

1959 年 3 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更主張台灣必須出現一個反對黨，以適度給予執政黨壓力制衡。

同年 6 月起，《自由中國》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

1960 年，《自由中國》發表七篇論反對黨的文章，宣稱：「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

雷震多方奔走，試圖結合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組成一個反對黨 – 中國民主黨。中國民主黨要求公正選舉，實現真正的民主，事件觸碰國民黨當局的禁忌，三大黨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於是對雷震等人予以反擊，宣稱組建新黨是配合中共「統戰政策」、「造成台灣混亂」、「企圖顛覆政府陰謀」。雷震終於在 1960 年 9 月 4 日遭逮捕，罪名是「為匪宣傳」、「知匪不報」，被判處十年徒刑，《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

胡適曾向時任行政院院長的陳誠發出電文：

今晨此間新聞廣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說雷是主持反對黨運動的人。鄙意政府此舉甚不明智，其不良影響所及可預言者：一則國內外輿論必認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二則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雜誌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三則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評政府」與「謀成立反對黨」皆與叛亂罪名絕對無關……

雷震在獄中度過六十五歲生日時，胡適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作＜桂源鋪＞饋贈，示意縱使「萬山不許一溪奔」，甚至「到得前頭山腳盡」，終必能「堂堂溪水出前村」，自由民主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根據林淇瀁《台灣報業史》，《自由中國》至少有兩項重要貢獻：

1. 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加緊新聞箝制的政策之際，堅持媒體應有的新聞自由價值及理念，為後來的黨外雜誌樹立了爭取新聞自由的典型。

2. 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為基礎，透過政治論述，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之中尋求突破牢籠的奮鬥與實踐，也給予後起的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相當的思想啟發。

《自由中國》與《民主評論》的恩怨

1949 年 6 月，徐復觀等創辦《民主評論》，該刊常被視為當代新儒家立場的刊物。

《民主評論》創刊辭指出：

思想的錯誤還須要思想予以糾正。極權主義造成的危機須要民主來挽救。人類的命運與文明的前途須要全體人類共同理智來保證……為了爭取世界的光明前途，為了爭取我們自己國家的獨立，經濟的平等，政治的民主，和學術思想的自由，而作最誠懇的努力。

據此，反極權爭民主乃《民主評論》的初衷。

張丕介憶述創刊緣起：

一九四九年夏初，我隨同逃亡大潮，來到香港。我的計劃是在這個英國統治下的自由港，編刋一種定期刋物，就是隨後出版的《民主評論》半月刊。這是戰後在香港最早出現的一份大型雜誌，半月一期，標榜着明顯的原則：政治民主、經濟平等，和學術思想自由。我與徐復觀先生分工合作，他負責籌措經費，打開對外發行的關係，我負責徵集文稿，編輯和校對等事務。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創刋號出版，許多朋友表示讚許，我們乃决定正式發行。那時最重要的問題是缺乏適當的文稿，所以盡量聯絡能撰寫此類文稿的學者。這時錢穆、唐君毅、謝幼偉諸先生，差不多同時到港。這幾位先生是我在南京辦《學原》時期的舊友，此時成了《民主評論》的主要作者，又是一般讀者所熟悉的名字。他們的文章的確爲《民主評論》生色不少。我們幾乎天天見面，討論時代問題和思想問題，非常投機。(＜新亞書院誕生之前後＞)

創辦初期，《民主評論》曾獲蔣介石經費支持，其反共立場與國民黨當局一致，對傳統持正面態度也與國民黨當局相近。

適值《自由中國》1949 年 11 月創辦，也是要：

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 (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

加上《自由中國》都得到國民黨當局的經費資助，兩刊因而過從甚密。

然而，兩刊的哲學及文化立場畢竟有不同。按照蘇瑞鏘＜《民主評論》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變化初探：以徐復觀與殷海光為中心的討論＞分析：

《民主評論》的新儒家對問題的思考，往往有「觀念論」的哲學立場，特別是德國觀念論當中康德與黑格爾的哲學……其中，先驗、理想、精神、意識、主體乃是這一學派表達思想的主要符號，其目的在復興儒家的道德理想，以及恢復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彼等所從事的哲學工作，側重在形上信念與精神哲學的重建等面向。他們認為，要肯定道德理想與價值，不能只停留在經驗界，必需進入超越界，因此需要一套形上學的依據。

比觀之下，

《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問題的思考，則往往有「經驗論」的哲學立場……這些自由主義者以英美經驗主義和邏輯分析作為思想工具，其目的並不在建立系統性的哲學，而著重在思想的再啟蒙。因此，他們對思想自由的要求特別地迫切，相對而言，其對傳統的宗教和形上學則懷抱敵意。

由哲學立場的分歧，又發展出截然不同的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

《民主評論》的新儒家始終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高度的溫情與敬意，且深信民主憲政乃是「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然而，《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中國傳統就沒那麼好感。就基本態度來看，雙方均肯定科學與民主的價值，且主張中國應採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度。然在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上，新儒家視科學與民主均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要求」，與中國文化的本質並不牴觸；但自由主義者卻將中國傳統文化視為現代化 (科學與民主) 的障礙。亦即是說，新儒家認為傳統不但不會造成民主的障礙，民主本身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要求；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必先打破不適於民主發展的傳統文化，才可能使來自西方的民主政治在中國生根發展。

在「國難當前」的窘境下，大家集中反共救亡，彼此尚且能放下歧見，團結一致。

許順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 (1949 – 1966)＞：

在「國難當前」的窘境下，各方知識份子紛紛放下思想文化上的歧見，形成一反共團結陣線……因此中國流亡知識份子時常彼此聲援，以致《自由中國》的殷海光、戴杜衡以及《自由陣線》的左舜生，皆一度成為《民主評論》的撰稿者，甚至在他們各自舉辦的刊物上，互相刊載廣告與介紹彼此的刊物。

林敬智＜1950 年代台灣知識社群關於「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辯論之分析＞：

來台之後的初期，由於面對共同的敵人 - 極權統治的中共政權……最初自大陸來台的各派知識份子尚能維持著相互合作、體諒的心情，對於原本已然存在的意見紛歧 (按：指雙方對「傳統」與「歷史文化」看法的分歧) 並不以為意。

可是，隨著反共救亡的壓力減輕，兩刊在哲學與文化立場的「次要矛盾」躍升為「主要矛盾」，終爆發激烈論戰，導致雙方決裂。

許順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 (1949 – 1966)＞：

隨著反共情緒日漸消弭，卻因思想上的立足點不同，漸行漸遠。

蘇瑞鏘＜《民主評論》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變化初探：以徐復觀與殷海光為中心的討論＞有一個很獨到的觀察：

當時就外在情勢來看，主體在香港的《民主評論》比較無法全面感受來自國民黨當局的政治高壓，而主體全然在台灣的《自由中國》則必須抵抗來自國民黨當局 (特別是情治單位) 越來越強大的政治壓迫，衝突亦日趨激烈。而當《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的衝突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民主評論》的若干成員卻仍與國民黨當局維持「相對友好」的關係，這多少也會拉大《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的相對距離。

無獨有偶，林敬智＜1950 年代台灣知識社群關於「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辯論之分析＞：

《民主評論》始終將中共視為第一個主要的敵人，這與《自由中國》後來轉向針對國民黨當權者的定位有所不同……當《自由中國》轉向以國民黨政權為批判對象、反共成為其次要的目標時，《自由中國》與《民主評論》所共有的目標已然不同，彼此的共識基礎乃因此削弱，再加上《自由中國》內部部分成員對於傳統文化的不認同，正好與《民主評論》反共大前提的核心價值發生衝突，筆者認為這才是《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無法合作共同對抗國民黨的主要因素。

簡單講，《民主評論》紮根香港，徐復觀等人在新亞書院教書，因而感受不到國民黨當局在台灣越趨專制，對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專權政治無痛感。

尤其甚者，如簡明海＜新儒家在台灣的反五四觀＞所言：

(蔣介石) 對新儒家諸君或傳統文化代表人物，如牟宗三、錢穆等，則多了幾許「敬意」，經常邀約他們前往軍中或政府有關單位演講，介紹發揚傳統文化。

殷海光弟子李敖就曾經揭發：

蔣介石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獨裁者，他有很多的扮相……可是對那些頑固的保守的學者而言，他是皇帝。所以他在錢穆面前是皇帝，他也會耍錢穆。請錢穆吃飯的時候，錢穆先到了，叫錢穆等一下，換好長袍馬褂出來跟錢穆吃飯。因為你是學者你穿長袍，我蔣介石也穿長袍來跟你吃飯。可是有一次蔣介石把錢穆請來，中午了不請他吃飯，給他顏色看。什麼原因呢？就是蔣介石在台灣做非法「總統」，做了一段到期以後還要做。當年錢穆在香港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建議意思就是說你趁好就收就好了。蔣介石把錢穆找來問他你是不是反對我做連任「總統」。錢穆就就拼命的辯解要澄清自己。(《李敖有話說》電視節目)

偏偏《自由中國》是堅決反對蔣介石尋求連任總統，雙方裂痕加深，可想而知。

殷海光是《自由中國》的健筆，社論皆出其手，徐復觀＜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

海光當時偏重於以「經驗論地自由主義」……他很討厭「理性」「道德」「歷史文化」這一套東西。因此，他對《民主評論》不滿的情緒，一天增加一天。

由此可見他對《民主評論》的哲學及文化立場早就起反感。

不過，真正導致雙方劍拔弩張的，是牟宗三的一篇文章。

蘇瑞鏘＜《民主評論》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變化初探：以徐復觀與殷海光為中心的討論＞：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牟宗三發表＜一個真正的自由人＞一文，指當時留在大陸的金岳霖 (按：殷海光的老師)「在共黨的威脅與壓迫下，從事學習坦白」。然對殷海光而言，「牟宗三對他的啟蒙恩師金岳霖『幸災樂禍』，他自然感到難以忍受」。兩週後的一月十六日，殷海光以梅蘊理之筆名發表＜我所認識之「真正的自由人」＞一文，公開點名反擊牟宗三的文章，因而埋下彼此的心結，甚至成為「引發後來五十年代在台灣，時間長達六年《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兩個發言台彼此公開爭論」的肇端。

1957 年《自由中國》發表社論＜重整五四精神！＞，其中提到：

復古主義者在情緒上厭惡五四。他們擺出衛道的神氣來製造五四的罪狀。這正符合現實權力的需要。復古主義者又想藉現實權力以行其「道」。二者相遇，如魚得水，合力摧毀五四的根苗。於是五四的劫難造成。五四運動成了二者的箭靶。

李明輝＜徐復觀與殷海光 - 當代新儒家與中國自由主義的爭辯之一個剖面＞：

這裡所謂的「復古主義者」顯然包括新儒家，甚至可能是以新儒家為主要對象。至於「現實權力」，則顯然是影射當時的國民黨政權。

徐復觀讀畢＜重整五四精神！＞，大為不滿，在《民主評論》以筆名李實寫了＜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 - 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覆＞，開頭即公開痛斥＜重整五四精神！＞作者為「文化暴徒」。他又說：

我們目前在政治上迫切需要民主自由，但我們只有從歷史文化中才能指出人類在政治上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大方向，才能斷定民主自由的價值。從邏輯中推不出自由，推不出民主，作不出自由民主的價值判斷。

中國文化打倒以後，中國成為一個野蠻民族，如何能實現科學民主？

在另一篇文章＜這是「中國人要堂堂正正地作為一個中國人而存在」的象徵 -民主評論出刊十周年的感念＞，徐氏講得更加直接：

我們只能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追求科學、追求民主，信仰宗教；要在這些東西中間，注入中國人的主體性。

(自由主義者) 不可理喻的頑強反對中國文化，其精神已經「殖民地化」與「買辦化」了。

值得留意是胡適的反應：

我讀了《民主評論》李實君此文，感到其中那種不容忍異己的態度，不禁毛骨悚然！(＜胡適致雷震 1957 年 8 月 29 日＞)

撇開當代新儒家那種不容忍異己的霸氣不論，純粹就學理分析，徐復觀的說法也有問題。

為何「從邏輯中推不出自由，推不出民主，作不出自由民主的價值判斷」？透過對「自由」、「民主」作概念分解，讓人覺得「自由」、「民主」的理念是合符人性，能促進幸福，因而前仆後繼地追求，這難道不是一種價值判斷？反而汲汲於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越不易認出民主自由是人類在政治上必須走的大方向。

又誠如謝文孫＜斲害「五四精神」的幽靈 - 現代中國社會心理的分析＞：

他們堅持中國古代有民主政治，至少有「民主的種子」。這顆埋種了五千年而未萌發成民主政治的種子是什麼呢？

張天增＜民主與自由的來源＞：

重民輕君的說法，在孟子的學說中早已有了……然而理想是理想，事實是事實，何況理想又不常是事實。為的要理想實現化則要看社會的環境如何。若沒有合適的環境，恐怕理想終是理想，也絕不會變成事實的。

「中國文化中有民主思想之種子」、「民主憲政亦即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等主張，基本上是說不通，是不切實際。

我們再看殷海光的見解，1954 年 2 月的社論＜自由日談真自由＞：

「自由」一詞之本格的意義，既非「心靈自由」，又非「國家自由」，而係個人自由；而所謂個人自由，可以明明白白開列一張清單，就是諸基本人權。

此正是密爾 (J. S. Mill)《論自由》(On Liberty) 開首對「自由」的定義，何其明白！

自由即政治自由，又名基本自由，是一系列的自由清單，包括：言論、出版、新聞、集會結社諸自由，這些自由，另一面講即基本人權。

1954 年 7 月，《自由中國》刊登張佛泉＜亞洲人民反共的最終目的＞，文中提到亞洲人民反共的最終和最高目的，在於建立基本人權制度。

＜「五四」是我們的燈塔！＞：

古時的道德倫範，係以古代社會為背景，針對古人的行為而制作的。現在，我們所處的社會與古代大不相同，今人的行為模式也與古人大不相同。怎樣令現在的人超越自己所在的現實環境去迎合古制？又有誰能夠證明天下有永恆不變而可適用於萬世的道德倫範？古裝已經穿舊了，不適用了。時至今日，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不是利用權威扯著人走回頭路，而是怎樣創建適合新社會的新道德倫範。

這些觀點都是與我們現在的常識接近。

＜中國文化發展的新取向＞：

僅僅提出「文」與「化」兩個字，或是搬弄一些玄學名詞，一概是空中樓閣，絲毫無補實際。我們對於經驗性的東西，一方面須作經驗性的研究，另一方面須作經驗性的實踐。

＜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

泛文化主義者對於人間任何問題之發生都歸因於文化因素……係因中了黑格爾的混沌思想之毒。

當代新儒家最大的弊病是「中了黑格爾的混沌思想之毒」，「對於人間任何問題之發生都歸因於文化因素」，只知「搬弄一些玄學名詞」，以建構「空中樓閣，絲毫無補實際」，說得何其中肯！

論戰以 1960 年《自由中國》被停刊告一段落，《民主評論》則在 1966 年 9月停刊。

仇必和而解：中國現代化的正途

時至今日，仍有人狠批五四「全盤西化」，堅信當代新儒家那一套，這固然是不對。但一面倒破壞傳統，也不見得恰當。

其實，徐復觀在＜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 - 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覆＞已給出中國現代化可以依循的正途：

任何傳統文化，為了適應新的環境，接受新的事物，其本身必須經過批評而發生新的反省，以打破解脫它已經僵化了的部分，使其原始精神發生新的創造活力。所以五四運動的反傳統文化，也不是沒有道理。問題是在當時的領導者們，認為傳統文化與科學民主不能並立，必先打倒傳統文化，才能建立科學民主，於是他們所作的打倒傳統文化的工作，遠多於正面建立科學民主的工作。在世界歷史中，只發現批評傳統文化的科學民主，卻發現不出打倒傳統文化的科學民主。

重點不在打破，而在不只是打破，要有破有立。五四自由主義者乃至《自由中國》破了很多，但正面建立得不夠，這是有問題的。

余英時被問及對中國現代化的態度，他說：

我當時關心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怎麼樣變成一個現代的問題。在這一領域中，錢先生和胡適便分道揚鑣了。錢先生仍可說是「中學為體」，胡則傾向西化，後來改稱「現代化」。我大致處在兩極中間。我認為中國傳統是既存事實，不可能完全拋棄，只能逐漸改進，而現代中國也不能不接受某些普遍價值，一定程度的西方化也無法避免。

《民主評論》和《自由中國》對我都有影響，我在兩本雜誌上面都寫過文章，最早的一篇論平等在《自由中國》。雷震我沒見過，但跟我通過好幾次信。後來我在思想上，跟殷海光差得很遠，我寫的《論平等與自由之間》他不肯登，雷還寫信跟我抱歉。因為我那時就提出，講自由、平等這些東西，不能脫離中國文化來講。在文化脈絡中怎麼實現平等、實現自由，你不可能照搬西方古典的自由主義。

在《自由中國》與《民主評論》之間，我的基本立場還是偏向《自由中國》多一些。我覺得唐君毅先生太抽象，錢先生有時又太偏向中國傳統，過分的理想化。我從歷史上看，不是很真實。

或許，對於中國傳統歷史文化，認清其污穢，採漸進改良；對於西方優秀先進的價值體系，如民主、自由、科學等，盡量吸收學習，便是真正的「全盤西化」運動，即真正的中國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