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不認為蘇俄「共產主義」制度適用於中國，《孫越宣言》有以下一段：

「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為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孫指出，中國的經濟狀況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共產主義」制度宜於生產力大大領先生產關係時方推行，其因此不是「救中國」的良藥：

「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壞人民一樣的口調。不知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以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解決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民生主義第二講》)

所謂「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更似理想共產主義，遙承孔子的大同世界，近接洪秀全的太平天國。

「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富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同上)

「至共產主義之實行並非創自俄國，我國數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國已經實行，且其功效較俄國尤大，後為英國戈登所破壞，故今日無從考證。」(《國父全集第三集》)

蘇俄「世界革命」那一套，孫斥之為「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

孫不認同蘇俄所實行，卻決定「聯俄容共」，多少有點迫於無奈。他對劉成禺說：

「汝以為予相信共產主義及共產黨乎？吾知汝與共產黨人水火，故派汝全權辦理湘鄂豫軍政大事，此後黨務，可不必問。予自蒞粵設立政府以來，英美日三國無事不與我為難；英尤甚！如沙面事件，派兵艦搶海關事件，皆汝所親見，我可謂無與國矣。今幸蘇俄派人聯絡，且幫助一切重要物資，彼非厚於我，欲借國民黨以實行其在華政策耳！吾則以外交政策聯俄，以威脅英美日。英美日能與我改善外交，何必專在俄國？聯俄必先收容共產黨，共產黨雖全體加入國民黨，汝以為真意乎？吾知共產黨必不然也！即如李大釗，前日在大會演說：『中國國民黨老前輩，當與人以為善，今共產黨全體自願拋棄共產主義，信仰三民主義，尚遭拒絕，未免示人以不廣。』汝以為李大釗之言可代表共產黨全體意見乎？」(劉成禺《先總理舊德錄》)

「聯俄容共」純粹是現實政治產物，就理想建國藍圖言，孫中山始終心繫英國，他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講時表示：

「我既自稱革命家，社會疑義紛起，多所誤會。其實，中國式的革命家，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乃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吾人必須以英國為模範，以英國式之良政治傳播於中國。」(《國父全集第三集》)

回到廣州，他又對廣東軍政人員說：

「余此次回粵，抱有一極大志願，即改良吏治是也……港澳接近廣東，其政治舉措足資借鏡……廣東之外交最密接者為港澳，前者港澳政府，對於民黨雖多誤會，然自陳炯明背叛後，英人已有覺悟。知中國將來必係民黨勢力。故近來港督方針，亦為之一變，此為吾人最好之機會也。吾人可乘此良機，加倍努力，一致合作，實行興利革弊，則厚望多矣。」(同上)

他「切願與列強維持友誼，對英尤甚」(《國父全集第四集》)，同時呼籲「中日兩國，就目前世界大勢言，非根本提攜不可，兩國人民尤應親善攜手，共禦他人侵略政策。」(《國父全集第四集》)

足見蘇俄不是孫唯一著力聯結的盟友。

誠然，「聯俄容共」成效未如理想。以為 (1) 蘇聯放棄「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類似民生主義) (2) 批准中共黨員用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等於溶化共黨於無形，更屬一廂情願的錯誤判斷。

可是，謂孫中山晚年失智，完全不知共黨陰謀，民生主義帶有馬克思式共產主義氣味，痛恨英美日帝國主義，此未免與史實不符。

[主要參考資料]

1.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