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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的初生至老死,以及其起死回生之道
2019/11/30 15:59:27瀏覽181|回應0|推薦0

綜觀國史各方面之演進,大體以秦漢為初生期,隋唐為少壯期,明清為衰老期。

中央政制

秦漢行三公九卿制,正式劃開內、外朝,皇權、相權。古代中國雖無三權分立,也無憲法保障,但宰相和民間輿論未嘗不作為一制衡皇權的力量而存在。正因如此,皇帝要一次次突破,用尚書、中書,但尚書、中書卒之成為外朝機構。皇帝能夠獨裁的機會很少。

至隋唐,上承魏晉南北朝,地方豪族大姓勢力仍然強大,三省制比三公九卿更能制抑皇權。三省制還有一好處,宰相之間可以互相制衡,不會出現一相獨大的局面。彼此又能夠交流,集思廣益。此是國史最光明的一頁。皇帝對宰相們亦甚客氣,是坐而論道,這是難得的尊重。

唐玄宗天寶以後,一相獨大。至北宋,宰相見皇帝要站對。明太祖得國後,藉胡惟庸案廢相,其又刪《孟子》談革命部份,自此,唯一制衡皇權的力量消失。清代沿襲明制而無大改變,則君主獨裁最烈之時實為明清。興文字獄、廷杖摧折士人氣節、透過特務剷除異己,亦盛於明清。

經濟發展

歷戰國群雄逐鹿、楚漢相爭,中原人口銳減,西漢初年雖行土地私有,但問題不大。至漢武,天下承平日久,人口繁衍,土地開始不足分配,兼併現象出現,董仲舒云:「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儒生們給出激進的平均主義方案,結果招來王莽的失敗。光武藉戰後人口減少的優勢略作整頓。可是,一根本的合理分配田地的制度尚未確立。

隋唐的均田,始於北魏。先計口授田,然後徵收實物地租及力役,較為人道,亦令老百姓易對國家有歸屬感。孟子「為民制產」的理想正式實現。惟此一制度必須以地廣人稀為條件,安史亂後,戶籍散失,人口流徙,楊炎行兩稅法,歷兩宋、明、清而未大改,「為民制產」不復再,取而代之是政府的聚斂、老百姓生活的困苦,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

另外,唐宋經濟為外向型。唐代經陸上絲綢之路進行的貿易不知凡幾。宋代雖有西夏隔阻,但海上絲路商旅不絕,成就了沿海都市商業及娛樂事業的繁榮。明太祖實施海禁後,對沿海城市打擊甚大,外向型經濟一轉而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伴隨而來的後遺症是文化的妄自尊大和固步自封。乾隆皇帝拒絕和英人通商,覺得大清是天朝大國,竊以為源出海禁。

軍事制度

秦漢全農皆兵,是初步、粗糙的兵制,「軍隊之戰力如何?」、「戰時可有人農耕?」未被認真思考。

至北周,府兵制寓農於兵,只是一部份壯丁被選入伍,平時耕田及接受軍事訓練,戰時出征,戰鬥力有保證,軍隊自給自足,民間農業又不妨礙。這是最好的狀態。

可惜戰事頻仍令老百姓不願充當府兵,府兵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募兵制和職業軍人。縱使明初曾行衛所制,此不過是曇花一現。袁世凱迫清帝遜位,靠的是北洋陸軍,北洋陸軍為職業軍人。

銓選制度

兩漢行察舉制,選有德之士為官,此乃承先秦儒家的德治觀念而來。另設博士弟子員,表現優秀者可任京官,通一經者亦可作地方官吏。此脫胎自戰國時的稷下學宮及秦朝的博士官制度。

察舉導致「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的流弊。重才不重德的魏武三詔令,以及九品中正制,本欲矯正察舉,卻意外令官場為門閥世族所壟斷。隋唐科舉之所以重要,是其打破了門閥壟斷仕途,令治權向社會各階層開放。

奈何科舉內容越趨不切實際,至明清兩朝,竟一律考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考生須以八股文格式作答,時務策論不考而考抽象義理,政治實務人才從何而來?

尤其甚者,儒家義理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講「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偏偏皓首窮經考科舉者,只求他朝高中出人頭地,衣錦還鄉,口講仁義道德而行事則反其道而行,明清兩朝官員的道德氣節遠不如兩漢、隋唐 (隋唐尚有家風、家教可言)。洪承疇、吳三桂投降滿清,即其例也。

文學發展

先秦奠立的詩、文傳統,在秦漢獲得繼承,而有漢賦、樂府、《史記》等。

魏晉南北朝時,詩有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文有四六駢文。

唐代詩歌發展更達鼎峰。韓、柳發起古文運動,與先秦諸子散文一脈相承。兩宋雖是詞的天下,但仍有陸游等人寫詩,三蘇、王安石、曾鞏等寫古文。詩、文傳統喪失主流地位,在明清兩朝。

置身於這麼一個脈絡 (context) 下,孫中山主張「平均地權」、國民政府上世紀實行「耕者有其田」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他們正嘗試建立一根本的合理分配田地的制度。

又胡適推動「我手寫我口」及創作新詩,目的是順著明清白話文學的主線,更新詩、文傳統。

至於西方英美的民主憲政,對古代中國中央政制的缺陷 (特別是明清君主獨裁之禍害) 不無補偏救弊。

總言之,以為帝國主義、西力東漸令中國積弱固非,中國積弱自有其內在因由。錢穆《國史大綱》引論:「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東方乃相形見絀。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

從學理上講,西學的傳入甚至可以令昏沉的中國返老還童,起死回生,如梁啟超所說:「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1958 年,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到中國文化如要有光明前途,須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說得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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