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古文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重，其創始人為方苞，劉大櫆、姚鼐、方東樹、曾國藩繼之，堪稱清代散文之典範。

方苞，安徽桐城縣人，年少時「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尚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卻不喜宋儒之說。不久遊京師，會試中式第四名。戴名世《南山集》案，方苞因給《南山集》作序，被牽連入獄。經李光地營救，倖免於難。他未幾成為康雍乾三朝智囊，後被乾隆以「假公濟私，黨同伐異，其不安靜之固習，到老不改，眾所共知」革職。晚年居家多不滿於朝廷，「菲薄科目，譏刺時政」。

康熙三十年 (1691 年)，方苞始尊奉程朱理學和唐宋散文。他自稱繼承歸有光 (與王慎中、唐順之合稱嘉靖三大家，同尊唐宋古文，反對前後七子的「復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的古文傳統，強調寫文章要講究「義法」，「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內容) 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形式) 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撰有＜獄中雜記＞、＜左忠毅公軼事＞等。

方苞＜書孟子荀卿傳後＞：

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

此以孟子為孔子正傳，荀子則失於駁雜。

＜書儒林傳後＞：

古未有以文學為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為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為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污隆，自是而中判矣。

此反對文學另標一格，文學是為了助成德與行，不失程朱理學本色。

劉大櫆，安徽桐城縣人，應博學鴻詞試，為張廷玉所黜，自此以教書為業，直至老死。他是方苞的得意門生。

他曾說：

夫所謂天者何哉？宜然而已矣。數雖不可知，而天之宜然者無不可知。人之為不善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己之心；不可以欺心，則不可以欺天。天者，何也？吾之心而已矣。

驟眼看來，近似心即理，實則不然。

有聖人者為天地立心，於是始有賞善罰惡之權，以為天補其所不足。

這裡天、心二分，人補天之不足，近朱子。

均是人也，或則聖，或則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天乎？曰：其所以降稟不猶者，天也；君子不以為天也。

然則性果有善與不善邪？曰：「性之原於天也，無不善也，其在於人而不善者，以生也。」是故其人之不善也，非性之不善也。天下之物有美者，必有不美者以賊之。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非性也，賊性之性也。是三者，天之所以與我，亦非有不善也，其岌岌乎其意之可以為不善者任乎人，而不善者以生。口也者，善天下之味者也。味可嗜也，吾口逐於味，而口之性可賊也。

性原於天而性為全善，則天亦為全善。人之不善，來自另一根源，即「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朱子曰：「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也』之類是也」。然則，劉大櫆仍然預設有「氣質之性」。

理也者，有定者也；氣也者，無常者也，氣坱然迴薄於太虛之中，有陰陽則必有清濁，有清濁則必有善惡，因而鼓之，以為生物之機，則必有吉凶。

日之食也，天不能使其不食也，星之隕也，天不能使其不隕也。其偶而崩也，而天與之為崩也；其偶而竭也，而天與之為竭也。夫天方自救其過之不遑，而又悉暇以為人之窮通壽夭邪？吾故曰：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

生物之機在氣而不在理，則理為只存有而不活動。而正因為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動，「日之食也，天不能使其不食也，星之隕也，天不能使其不隕也」，劉大櫆的天理也有「死人騎活馬」的問題。

唯一有別於朱子，是對心學派系的包容：

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為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為事，為朱之學者，以詆諆陸子為能……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問，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為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日棄君臣、絕父子，不為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為訾警之？大盜至，胠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為門內之鬥，是亦不可以已乎？……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為其不足與我角也。於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紛紛之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姚鼐也是安徽桐城縣人，劉大櫆的學生。他正式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合一，輯有《古文辭類纂》，從方苞、劉大櫆、歸有光上溯於唐宋八大家，精選六十四位作家的作品約七百篇，分為辯論、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等十三種文類。

＜李斯論＞：

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顰蹙於私家之居，而矜誇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為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為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

大談君子、小人之辨，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孔門之教。

姚鼐的學生方東樹，撰《漢學商兌》，在＜序例＞中，他直接攻擊當時作為主流的乾嘉考證學 (即清代智識主義)：

近世有為漢學考證者，著書以辟宋儒、攻朱子為本，首以言心、言理、言性為厲禁，海內名卿鉅公，高才碩學，數十家遞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飛條，競欲咀嚼……遂使數十年間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為之大障。曆觀諸家之書，所以標宗旨，峻門戶，上援通賢，下讋流俗，眾口一舌，不出於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殺。名為治經，實足亂經；名為衛道，實則畔道。

至曾國藩，基本上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他又和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和薛福成等開創湘鄉派，湘鄉派是桐城派的分支。

就文學而論，桐城派接續了「文以載道」的古文傳統。就哲學思想而論，桐城派傳承了朱子的真學問。兩方面都作出了正面的貢獻。

順帶一提，錢穆早年曾讀《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家書》，繼而鑽研宋明諸儒，晚年歸宗朱子，是歷史的巧合，抑或有某種學問上的傳承，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