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達成和議，經過一番曲折。

李元昊雖派皇族李文貴前來議和，卻態度倔強，不肯削僭號，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龐籍聞之，覺得元昊未能對宋朝心悅誠服。可是，仁宗急於弭兵，竟「詔籍復書許之」。

元昊見宋朝退讓，得寸進尺，遣賀從勗與李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未有向宋稱臣。龐籍最初認為「名體未正，不敢以聞 (向上稟報)」(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後因從勗說：「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勉強讓他至汴京。

仁宗見從勗，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往夏州，「許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反對：「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諫官蔡襄亦言：「元昊始以『兀卒』之號為請，及邵良佐還，乃欲更號『吾祖』，足見羌賊悖慢之意也。『吾祖』猶言我翁也。今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於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然而，仁宗皆不聽。

隨著元昊遣使上誓表，「慶曆和議」成事，這某程度上是仁宗一意孤行的結果。

跟「澶淵之盟」一樣，「慶曆和議」向來被誤解為宋朝的妥協、屈辱，實情是：

(1) 宋在外交地位上並不低於西夏；

(2) 雙方在和議中皆有得益，西夏獲取經濟好處，宋朝則享西北邊境之安寧。

相比清中葉一連串割讓、賠款、租借，「慶曆和議」顯然不是屈辱。

用錢買和平的財政國家樣態，是近古中國的特色，有別於中古中國 (自己能夠派兵征服對手的武力國家)，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說並非無根據。

富弼曰：

「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之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敵也？」

遼國也好，西夏也好，由於他們深受華夏文化薰陶 (「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知道怎樣做才對自己管治最有利，其因此不會胡亂興兵，成就宋朝「用錢買和平」的好戲。

但另一方面，遼夏擅謀略，與身上懷著一股蠻勁的夷狄截然不同。以西夏為例，「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翦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文彥博語)，此乃中原從未遇過的外患，一旦發作，毫無疑問，將對宋朝構成嚴重威脅。

富弼言「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幾可禦」，總算有先見之明。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