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24 18:02:01 聯合報

去年10月初，我收到一封厚厚的信件，是瑞典大學教師工會寄來的，上面寫著：「今年的薪資討論就要開始了，你準備好了嗎？」打開郵件，裡面有一本小冊子羅列了瑞典全國各科系各職別的最新薪資資訊。這封信每年都定時寄到工會會員的家裡，我總是看一下自己的部分，確認自己的薪水落在算合理的地方，就沒有去細想這件事了。過了兩周，有兩個老師不小心把自己的薪資討論表格寄到全校職員的信箱，我打開來一看，才發現薪資討論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而我一直沒有主動去參與。

我寫了一封信給文學院的工會代表安卓，和他安排了十分鐘的電話約談。安卓是法文系老師，在電話裡操著濃濃法國腔和我解釋了薪資討論的程序，以及雇主－工會－職員這三方扮演的角色。工會代表是一個雜務比報酬還要多的職稱，願意接下這個重任的人通常不是有強烈的偏左信念，就是體內流著雞婆的血液，或是兩者兼備。這個十分鐘的談話最後持續了快半個小時。我掛了電話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寫信給文學院的會計，列了幾個系內系外同事的名字，要求瞭解他們的薪水。完全基於好奇心，我把文學院院長的名字也列進去了。15分鐘以後，會計就回信告知我每一個人的薪水。

接著我填寫了那張我多年來一直忽視的薪資討論表格，一份寄給工會，一份寄給直屬上司，然後和直屬上司（相當於語言學院副院長）安排了一個小時的會談。這個會談每年進行兩次，除了討論薪資以外，還包括表達工作上感到的壓力，和說明自己的短程和長程目標等等，旨在討論雇主可以在什麼層面上幫助我消除壓力，和達成目標。

我以前一直覺得準備這個會談很麻煩，而且，連工會代表都很老實地跟我說，工會和學校已經協議好每年普及全校的固定加薪率，而每一位職員之間的薪水差距，以學校這樣的公家機關，可以自由分配的資源其實很有限。這個程序的要旨不是在鼓勵大家要求比別人更多的薪水，而更像是一個溝通的平台，幫助每一位職員確認自己的權益沒有受損，也給我們一個機會，在每天疲於應付日常教學事務之餘，把眼光放遠，重新反省和評估自己和雇主、職務之間的關係。要設立這個程序很簡單，但是要確保它不流於形式卻異常地困難。

我深深地體會到，我之所以可以清楚要求自己的應得的報酬，可以在上司的辦公室裡不用口是心非地陪笑臉，就是因為有工會在執行調查、在背後為我撐腰。

幾周以後，我第一次去參加了大學教師工會的會議，那是一個文學院內的隔月例行會議。在小小的會議室裡，主席、記錄各司其職，輕鬆又不失虔誠地走完了會議議程，議題包含了辦公室裡暖氣的溫度，還有八卦校內的一些行政問題，最後一起吃了工會提供的三明治和咖啡。短短的一個小時，在我看來更像是一種練習儀式。

我觀察了身邊的同事，發現亞洲出身的老師們對工會事務抱的興趣一般很低，甚至根本不加入工會。我本身對工會的認知也很模糊，開始這份工作的時候，就面臨了是否參加工會的選擇。說實在話工會的會費並不便宜，再說大多勞工權益都已普及到非工會會員，我不懂為什麼這麼多瑞典、歐洲同事們不假思索就加入會員。有個瑞典朋友跟我說，加入工會除了實際考量以外，也是一種態度，一種聲明（statement）。後來我才漸漸明白他的意思。

小時候每次經過收垃圾的人，媽媽都會說，如果你不好好念書，以後就會像他一樣。但是你們知道在瑞典最強勢的工會是哪一個嗎？沒錯，就是斯德哥爾摩的垃圾清潔工會，每一個垃圾清潔工的福利和尊嚴，都被保護得妥妥帖帖。勞工的可替代性是無法避免的弱點，所以注定處於下風，越是基層的勞工越是如此，因此垃圾清潔工往往被視為社會中弱勢中的弱勢，但是他們知道，所有的清潔工只要團結起來一天，就足以癱瘓整個斯德哥爾摩，這就是集體協商（collective bargain）的力量。有看過梅裡史翠普的鐵娘子這部電影的朋友應該都記得，柴契爾夫人一走出高尚優雅的官邸，就被迫面對倫敦街上那一堆堆發臭的垃圾，那即是倫敦清潔公會罷工的傑作。在野的左派勢力用這種方式，提醒保守黨不要忘卻了社會基層的存在。

工會和左派政黨就像是手心手背，不少西方國家是先從工會組織活動開始，發展出偏左的政黨勢力。不同地方發展出來工會傳統也迥然不同。西歐國家的工業化和民主傳統源遠流長，而工會組織總是被保守勢力視為眼中釘。從16、17世紀工業化革命的腳步開始，勞工的生活條件極端嚴峻，然而工會活動一直到19世紀末都是非法的，勞工如果有任何集會嫌疑，可立即被判刑。但這擋不住地下工會接連不斷的活動。

19世紀末以降，在左右勢力消長的過程中，西歐各國勞工陸續爭取得到組織工會權、罷工權，墊下了深厚的工會基礎。北歐的工業化腳步比較慢，一直到19世紀末都是在歐洲相對貧瘠的地方，但就是因為這樣，北歐國家傳統權貴階層的根基比較薄弱，一旦工業化，工會組織和社會民主黨勢如破竹，戰後的高度成長期更鞏固了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地位，種種因緣際會都促成了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的形成。

美國在獨特的經驗中發展出一種極其重視個人自由意志的體質，這種體質對任何政府的干涉都很敏感，整體重心右傾，但在工會組織上也多少延續了歐洲的傳統。美國民主黨在尊重自由意志的同時承諾落實一定程度的社會平等，是相對偏左的政治勢力，擁有工會的支持。南歐過去的法西斯政權把工會收編為政府部門，馴服威嚇雙管齊下，法西斯政權終止之後，中央政權羸弱又無效率，工會勢力像脫韁的野馬，造成勞工權益的不合理膨脹，又是工會發展的另一個面貌。

政府會隨不同的執政黨有不同的方針，但資方和工會的立場永遠不變。資方、工會、政府三足鼎立，是現代工業國家的普遍構圖。其中資方和右派政黨同聲相應，工會則與左派政黨同氣相求。工會需要左派政府通過有利於工會活動的法條，而很多左派政黨內的政治人物也是從工會組織出身的。

目前瑞典的社民黨首相，就是大學肄業後在工廠當焊接工人，然後投身工會活動，一路累積職歷，最後成為一國的首相。當我得知瑞典有很多首相是大學沒畢業的工人時，差點沒昏倒。但是他們似乎相信，那些畢生在工會組織裡奔走，累積了實際談判、號召、執行經驗的人們，比擁有響亮大學碩博士學位的人還要可靠。這一點，我似乎也無法反駁。

很多人也許會把工會活動和破壞與混亂產生聯想，但是成熟的工會談判程序並不是以破壞性的活動為手段，而是雙方把籌碼攤在桌上，力求以最小的損失達成妥協。瑞典的工會活動曾經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家漸漸理解這樣鬧下去有害無益，於是資方和工會在1938年簽訂了歷史性的莎堡勞資協定（Saltsjöbaden Agreement），勞資雙方都各退一步，比方說資方不得在罷工期間雇傭頂替罷工者（strikebreaker），而勞方的罷工也必須控制在必要範疇內。工會領導人和財團CEO握手簽署協定的畫面，把當時的極左派支持者氣得直跳腳，但這項協定也確實穩定了勞資關係的共存共榮。

在很多其他西方國家也有類似的協議。不同年代、不同國家的工會風格各異，工會參與率、罷工規模和手法等都各有千秋，比較起來十分有趣。

法國民眾對罷工權的尊重和容忍是數一數二的高，去年聖誕節期間法國各科醫生陸續罷工，媒體向大眾宣導應變措施，「如果患有慢性疾病，請打電話給你的家庭醫師，確認他的罷工意向，儘早做好準備」。法國的工會活動也有走上街頭，爭取媒體版面的文化，罷工的醫生聯盟燒白袍、抬棺材，各出奇招，上演一場集體協商的盛會。

北歐的工會活動相對比較內斂，而在北歐各國之間也有不同的做法。比方說在丹麥，勞資談判和罷工像在各地接連不斷激起的小火花；而瑞典工會不輕言罷工，但是一罷就是一場雷陣雨。我先生的爸爸是一個瑞典地方小報社的職員，他記得小時候，有一天他爸爸接到一通電話說瑞典記者工會明天要進行全國性罷工，請你待在家不要去上班。他爸爸大概問了罷工的原因，就掛了電話。我先生問，你不怕你老闆生氣嗎？他爸爸說，我如果因為怕我的老闆生氣就去上班，明天起沒有一個同事會再跟我說話。

我之所以選擇以勞工權和工會組織為第一個主題，除了工會的歷史意義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勞工權益可以說是其他福利政策的基石。勞動是每一個人生活中的重心，占去每一天除了睡眠以外一半以上的時間，當勞工的權益受到保護，可帶來心理層面的安定感，工時受控制，可以放慢人們的步調，這種安穩不緊張的步調，讓人們更有餘裕去包容福利國家中難以避免的諸多不便。

社會福利政策加重了全民的稅率負擔，社會服務的效率也總是離理想有點距離，這是福利政策面臨的兩個最大挑戰。而福利國家的人們並不是傻子，為什麼他們願意承受這些缺點呢？他們理解為了讓福利延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必須付出相當的金錢和時間成本，而他們願意付出這些成本，當然也是在衡量自己與整體社會的得與失之後，做出的抉擇。

我今年初不慎摔傷了腿，被送到急診室。在急診室先照X光，然後被請到一個評估室斷定我的病情緩急，我在紅、橘、黃、綠四個等級拿到了第二級的橘色，以為很快就會輪到我。結果接下來小孩老人優先，急患當然也優先，最後我和其他青壯年人紮紮實實地等了5個多小時。但是，在急診室裡大家的神情都很平和，每個人的傷勢都做了初步檢查護理，護士定時來詢問是否需要坐墊或床位，提供止痛藥，接下來大家就是各自殺時間，有的人看書，有的人談天。終於輪到我的時候，來了一位精神飽滿的醫生，很仔細地給我看診，解釋病情，並且安排了CT scan，當然不另外收費。

那天晚上我拄著拐杖慢慢地走回家，心裡想，說真的，到底人生是在急什麼呢？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請病假，領八成薪水。如果能確定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都能受到應得的治療，有需要的人會優先處理，瞭解醫生和護士也確實受到保護，不用超時工作，要我多等幾個小時都沒問題。我的腿不會因為早了5個小時被醫生看到而好得快一些，而且醫院裡還有Wifi。

現在有許多描述西北歐福利政策的報導，看得羨煞了臺灣讀者。每年休假4到6周，5點準時下班，育兒假，失業保障，等等等等。大家羡慕完以後，就關掉視窗，又開始加班，無暇去細想這些權益的由來和意義。每次聽到歐洲哪裡的鐵路局又在罷工，身邊的亞洲友人反應不外乎是：「歐洲人也太自私！怎麼都不為別人著想呢？」其實，正是為了你我，為了社會上所有的勞工著想，所以要允許罷工。

記得多年前在臺灣，我在家教學生家看電視新聞，新聞報導臺北中學教師為了某訴求組織了遊行示威，學生家長看了憤憤地說：「老師應該以身作則，怎麼可以當這種壞榜樣？」我那時聽了沒什麼感覺，但是現在每每想起，就覺得背脊發涼。之前市府員工喊工作時數太長，被酸得體無完膚，很多人都說自己的工作時數才長。這種婆婆酸媳婦的心態，只會讓世代媳婦繼續受苦。最近華航的黃絲帶活動成效不彰，令人不勝唏噓。連可替代性如此低的醫師們都被迫在最前線疲於奔命。臺灣的勞工權益意識和工會組織，真的已經病入膏肓。

有效集體協商的兩大關鍵，第一是工會必須完全屬於勞工，第二是健全的工會法保障罷工權，而臺灣這兩點都問題重重。臺灣有很多工會其實是被政府資方馴化的四不像工會，一個很常見的手法就是在這些工會裡安插高級勞工代表，這些「代表」享有不合常理的高薪和福利，和政府資方互通聲氣。

而在罷工權方面，臺灣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有罷工權，但是繁雜的條文設下諸多門檻，讓臺灣勞工要合法罷工難上加難。華航的黃絲帶活動為什麼成效不彰？華航工會幹部得不到工會高層代表的支持，又無法達到合法罷工的標準，受免責保護，冒著失去飯碗的風險，要怎麼抗爭下去呢？

最近政府欲擬定法案，強制企業加薪。由立場不超然的政府替勞工提出訴求，各行各業一把抓，是很有問題的做法。有時間推動這種似是而非的法案，卻不去修改那些還停留在雨果悲慘世界時代的工會法和罷工條例，只證明了政府不是想敷衍民意，就是對勞工權益和工會組織這塊議題的概念趨近於零。

不管政府怎麼變天，永遠會為勞工撐腰的，只有勞工自己。請大家花一些時間去查找自己所屬的工會，瞭解、參與或資助工會事務。我們可以繼續罵政府，繼續追求小確幸，但是和大確幸失之交臂，你我都難辭其咎。（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