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7月27日

「異議」（dissent）是現代國家普遍珍惜的重要基本價值，在民主的文化和憲政架構下，「尊重異議」被視為理所當然之理，真正的民主社會，不但容忍和鼓勵異議，且政府應透過體制性的手段，確保異議者可安心地公開發表不同於社會主流的主張，保護異議者批評或挑釁政府的權利。

應保護對立的權利

《憲法》之所以保障異議者的言論自由，是為促成言論市場的真正競爭狀態，讓各種意見得以在言論市場充分競逐，讓人民在各種資訊和意見紛呈的市場上尋找真理之際，同時也能獲得知識的增長和理念的啟蒙。此種知識增長和理念啟蒙，也是培育自主公民的基本養分，有助於人民追求自我實現。因此，當社會上的「多數」願意保護所謂「少數」異議者時，即使不是為自己有朝一日也恐變成少數而未雨綢繆，至少也為自己預留吸取知識理念的成長空間。
      《憲法》之所以保障異議者的自由表達，是為確保升斗小民透過定期選舉，將治理國家的權力付託給統治者後，依然保有「主人」地位。所以，無論統治者是誰，《憲法》都保護人民和統治者對立異議的權利，保護人民得以肆無忌憚地批評政府，監督政府有無濫權，甚至藉以鼓勵知悉政府運作內情的「吹哨者」，揭發弊端。唯有保護主人的異議權利，才可能有實質的公民參與出現，實質的公民參與，不但是社會活力的根源，也是治療統治者偏誤的除錯劑，更是促成社會集體反省和體制改革的必要驅動力。

相對地，民主國家必須有各種便於人民充分表達異議和監督政府的管道，確保政府決策過程正當而透明。政府有義務就自己的施政與決策提出具體精確的資訊，和人民進行實質對話，充分接受檢驗，而非捨此不為，卻以家父威權姿態一邊四處宣傳服貿協議之類的爭議政策，一邊指責異議者扭曲政策。試問：若非開誠布公地進行實質雙向對話，焉能判斷誰才是扭曲元兇？當人民對實質辯論和監督不得其門而入時，游擊式的異議四起，何意外之有？

司法權應發揮制衡

政府面對異議者，率爾以違法相繩，無助於理性對話，頂多引發更多壓制異議者的爭議。若是立法者刻意以事前預防為前提，賦予行政權密度極高的盤查和管制權力，甚至賦予國安特勤單位控制公共空間的廣泛權力，無異於變相提高異議者發聲難度，甚至限縮或消滅異議者的自主表達空間，即使不稱為實質戒嚴，是否也該檢討此種立法有無違反比例原則的違憲之嫌？司法者是否該繼續容忍政府化身為邪惡的形式法治國家恐怖主義者，以保護異議者安全之名指揮警察特勤，濫行逮捕異議者的暴力？同樣地，當執法者曲解法定要件而認定異議者違法時，當執法者無限上綱地硬套《刑法》中「公共危險」、「妨害公務」甚至可笑的「污辱官署」等概念時，當掌握執法機器的行政權無法自我節制時，我們難道不該要求司法權發揮權力分立制衡功能？
        以上是為確保自主公民永遠在場的民主憲政常識，無需高深抽象的法政哲學術語當後盾，你我面對理性但有積極作為的異議者時，不該容忍疏於維護異議者基本權利的官員，放言質疑抗議行動「不合民主方式」；因欠缺民主憲政素養的，非勤於維護民主的異議者，而是有負人民付託的廟堂之尊。（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