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律師公會舉辦中國強摘器官牟利的研討會，卻遭中國國台辦法規局長，以法輪功被中國認定是邪教為由，向公會提出不得邀請、不得探討，甚至停辦的要求。雖然律師公會不為所動，卻讓人思考，在未來，若中國根據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而提出遣返在台法輪功成員時，台灣政府挺得住嗎？

在二○○九年四月，台灣與中國簽訂「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協議」之後，看似可以有效填補犯罪者為規避訴追逃往中國的漏洞。唯是否遣返，乃繫於受請求一方，而以目前情況，我方逃往中國的人數，必遠多於中國逃至台灣者，顯見，是否遣返的決定權乃操之於中國，而非我方。

某些經濟或組織犯罪者，已於中國取得相當的經濟，甚或政治地位下，我方即便要求遣返，中國勢必會以人道或以遣返有損其公共秩序等理由為拒絕。也因此，在此協議簽訂之後，對於重大犯罪的指標性人物，如陳由豪之流，中方仍視若無睹。

而雖然目前尚未發生，但在未來卻可能出現的情形是，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的第四點竟明文，在另一方認為未涉嫌犯罪但有重大社會危害，亦得經雙方同意為個案遣返。如此的協議內容，不僅嚴重違反遣返須以犯罪為前提的原則，更可能使中國對台灣提出遣返在台異議或流亡人士的請求。

尤其是，法輪功被中國認定是邪教。則若中國以犯罪為由，而請求遣返法輪功人士，我方基於信仰自由的保障，在不可能有所謂正、邪教的區分，且我國刑法更不可能為處罰下，勢必得拒絕中國的請求。只是如此拒絕的結果，勢必會反映在我方請求對方遣返的情況，致可能形成一種交易，若再加以我方一向對中方的軟弱態度，我方政府是否能堅守此人道與人權保障精神的最後防線，實令人感到憂心。（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