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11

自金融海嘯以來，全球經濟普遍陷入Ｌ型的微弱經濟復甦，但由於全球貿易量的增加低於ＧＤＰ的成長幅度，因而部分以出口為主要成長動能的經濟體受到的衝擊尤其巨大，如新加坡、南韓的出口都呈現兩位數的連續衰退，台灣的出口更是連十七黑，景氣徘徊在衰退的邊緣。當前國際大環境不僅沒有改善，更不時出現英國脫歐、義大利銀行呆帳危機之類的黑天鵝，此際新政府承擔起振興經濟的擔子，確為不可承受之重。

各國對金融海嘯提出的解藥不外三帖︰寬鬆的貨幣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結構性改革。首先，寬鬆貨幣以美國聯準會實施的ＱＥ（量化寬鬆）為主，帶動主要央行仿效，甚至走到了負利率地步，旨在逼使資金因幾無利息收入而投入實體經濟，創造就業與提升所得，以帶動消費需求，促成產業復甦，景氣上揚。然而，市場的走向卻與政策目標相反，寬鬆政策造成的氾濫資金反而流向股票房地產與大宗商品，掀起投機熱潮，創造出更大泡沫。其次，擴張性財政政策係由政府挹注大量資源推動公共投資，創造就業與需求。但金融海嘯後多數政府負債累累，像歐豬五國根本處於財政破產邊緣，已經無力償還債務，如何籌措財源支付公共投資？

至於結構性改革，則以美國的產業轉型最見成效。美國所以能在金融海嘯後迅速復甦，固然與頁岩油開採降低製造成本，帶動製造業回流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美國產業的創新再度領先全球，如蘋果、谷歌、臉書、亞馬遜的崛起乃是典型的代表，不僅創造了前所未見的企業模式，亦提升了人類生活與產業的新境界。但結構改革不管是產業型態、法規或生產力之提升，甚至金融監管的強化，皆非易事，經常引發天翻地覆般的反彈。

以上檢討並非後見之明，而是藉此關照台灣在金融海嘯後的作為，是否做對了事情？在貨幣政策上，我們基本上是「拿香跟拜」，以降息為主，但是，台灣既不缺資金，也沒有流動性陷阱，反而是資金大量外流，與投資人對於投資國內產業或金融市場都缺乏信心。所以降利息效益有限，反而一度引發房地產的飆風。在財政政策方面，近年來重大公共建設很少，高唱入雲的愛台十二項建設淪為選舉口號。而進行中的建設不僅品質差，工程延宕，更成為官商勾結的淵藪。儘管如此，改善國人的生活環境，增加投資意願，公共建設之推動與完善，仍是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政府應該提出幾項重大建設計畫，且展現高效率的施工進度，做為提振民心與經濟的指標。

在結構改革方面，容我們直言，國家機器一直陷在舊思維與舊結構的框框，在產業發展上以硬體為主要思維，在官僚體系運作上則墨守成規，不知變通，與時俱進，乃是台灣進步最大的絆腳石。何以致此？其實與短視近利的選舉文化相關。此因結構性改革多數為長遠規劃，短期內往往不能見到成效，未來的效益也未能反映在選舉上，因此除非具有理想性的政治人物，一般政客不會去推動這種吃力不討好的改革；尤甚者，結構改革必然得罪既得利益階層，往往還未爭取到新的支持者，已先遭到舊勢力的反撲，改革於是胎死腹中。所以，在官僚與政客的主導下，過去的結構改革不僅一事無成，反而推出經濟連結中國的政策。這正是台灣經濟在金融海嘯之後，一直疲弱不振的癥結。

總的來說，新政府應借鑑歷史教訓，提出振興經濟的新藥方。在貨幣政策方面，不應再將降息當成萬靈丹，應該重視如何將資金留在國內，並引導到實體經濟，真正改善就業與所得。在財政政策方面，政府應編列更多預算推動公共投資，尤其修改防弊重於興利的法規與心態，引導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帶動投資台灣的熱潮。就結構改革而言，由轉型創新建立新產業、穩定的勞資關係促成生產力提升，甚至透過年金改革改善財政，消弭世代矛盾與對立，才能打造出支撐經濟復甦的堅實基本面。如此三管齊下，台灣經濟必能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