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2012.3.20

薄熙來主政重慶四年，一手打造的“重慶模式”極具魅力又充滿爭議。重慶模式作為重慶和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階段出現的一種改革探索，從目標層面看，回應了當今中國的主要問題，並無大礙；從內容和手段看，則有幾味藥不對路的問題。薄熙來的政治實踐，值得反思，但也值得總結。

本文的“紅顏薄命”不是指唐懿宗年間那個與隔壁書生偷情，在粗俗愚鈍的武夫丈夫鞭下喪命的美女步非煙，而是指那個與“左傾社會主義”偷情，被中央當局扣上“文革”帽子而終結政治命運的紅二代薄熙來。大概連局外人都知道，63歲的薄熙來30年仕途可能已經畫上句號。“紅”顏“薄”命用在這裡忽覺有那麼幾分神似。

薄熙來的紅二代身份，輔之以強勢的個性，主政能力令人側目，讓他在仕途平步青雲，15年間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縣委副書記升至省委常委，八年後又入中央政治局。加上他俊朗的外表、幽默的談吐、開放的作風，讓他獲得了明星般的待遇。這在莊重有餘，活潑不足的中國政壇，幾乎是個特例。

主政重慶的四年，由薄熙來一手打造的“重慶模式”極具魅力又充滿爭議。公租房規劃與戶籍制度改革、農村低保和大病醫保制度、國企紅利補貼小微企業、建設“五個重慶”，這一系列重在“分好蛋糕”的做法，讓重慶人找回了社會主義的感覺。但“唱紅打黑”卻引來爭議無數，在黑幫的保護者與打黑反對者眼裡，重慶模式是極左思想的回歸，是對法律的肆意踐踏，是逆歷史潮流的個人政治投機，是政治個人崇拜主義的抬頭。溫家寶在答記者問中兩提《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是對“重慶模式”中的集權有所指。

但反過來看，在一個連主管法制的最高行政長官都成了黑幫保護傘的地方，依靠法制打黑，可行嗎？這個時候，要動一動欺行霸市，乃至草菅人命的黑道，沒有一點“個人意志”根本不行。在不同流合污就被看成另類的官場，要做一點“特性獨立”的事，那不亞於淌地雷陣。從這一點看，薄熙來夠爺們！

“集體領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讓你做一個選擇題，要一個平庸無能的領導集體，還是要一個有強勢領導的集體？相信大多數人會猶豫再三，但最後會說，要一個有強勢領導但內部民主的集體，這問題便來了。一個董事長領著八名董事，董事長說向左，董事說向右，那就得向右。但右是一條錯誤路線，你罵董事長是傀儡；董事長執意向左，你又批董事長獨裁。所以罵人容易，想清楚了罵的不多。

薄熙來的錯誤不在於“唱紅打黑”，畢竟除了黑本身，沒有一個正常的社會歡迎黑幫。你不喜歡紅，也沒人用槍逼著你唱，衹需動一下拇指切換頻道就是。薄真正的致命傷在於，他像那個闖進天庭的齊天大聖，“功高震主”不說，與主流派神仙公開較勁，表面上是“分桃子重要還是做桃子重要”那樣的路線之爭，實際上是誰是妖誰是仙的角力。人間妖魔多成那樣，潛台詞是，神仙幹什麼了？縱容那些妖魔的神仙又是誰？在一個組織內，這些問題都需要有步驟解決，而不是讓它一天爆發，那就不亞於原子彈，會讓組織有分崩離析的危險。這是理解今天黑幫要求“保持組織純潔性”的另一個角度。

薄熙來的政治實踐，值得反思，但也值得總結。民生，呼應的是貧民的訴求；唱紅，填充的是信仰的真空；打黑，彌補的是正義的缺失。當最高腐敗官員與權貴資本聯手在世道人心掘下三個大洞後，薄熙來回歸社會主義道統的努力是水到渠成並一呼百應的。中央宣布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後，微博上挺薄倒薄的不分伯仲，但普通重慶人普遍有這樣一種情懷，“不喜歡一些局外人去評價你的婚姻是否幸福，可以說薄好或者不好，但不能說重慶人是傻子、是僵化的奴隸。”“薄熙來，衹要你還來重慶，有機會我一定去現場見見你，僅僅因為你讓我們過了幾年安全感強的生活。”

“重慶模式”作為重慶和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階段出現的一种改革探索，從目標層面看，回應了當今中國的主要問題，並無大礙；從內容和手段看，則有幾味藥不對路的問題。但比起不作為主義來，多元試錯的實踐本身值得嘗試。至少警醒我們，中國需要藥方，但不要毒藥和過期藥方。很難想像，重慶過去幾年形成的“重慶模式”會出現180度轉向，那可能才是眼下真正的胡折騰。

紅顏薄命的原因不在紅顏，要麼是紅顏遭權勢搶奪，要麼是紅顏不忍強暴而偷了情。在公平正義成稀罕物的社會，我們應允許與“公平正義”偷情式的改革。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自古紅顏多薄命，獨留青冢向黃昏”。薄熙來靠邊站了，重慶的社會主義不能就此走向墳墓。我們社會的三個大洞還在，誰來填？怎麼填？這是“重慶模式”的繼承者必須深思的大議題。最後一句，給美猴王戴上緊箍咒，猴子就會成為保護唐僧西天取經的孫行者。不過，這猴子得先壓上500年再說。

眼下原教旨主義市場資本主義正處於低潮，但它依然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最佳選擇。與自由資本主義共存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若想轉型為一個更公平、更自由、更穩定的社會，中國別無選擇。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中國。不過，這次他們試圖理解的並不是這個國家的經濟曲線，而是它的政治軌道：歷經30年的中國改革是否可能偏離正常的軌跡？全國人大多被外界看做是一枚“橡皮圖章”。它的觀察者未曾預料今年的人代會最終以一場戲劇而落幕──一年後將卸任的中國總理溫家寶發表了一番令人震驚的言論。他指出，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次日，薄熙來這位特立獨行的中國地方領導人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一職。

溫家寶的表態讓外界了解到，在有關中國如何發展轉型的問題上，中國領導人之間存在嚴重的分歧。他的這番言論還引發了外界對所謂“中國模式”及其優越性的新一輪思考。所謂“中國模式”，其特點在於政治上的威權主義，以及政府在市場及經濟事務中的角色和作用越來越大。近年來，由於西方經濟體相繼爆發危機，中國模式在西方世界也獲得了一些認可。對中國模式，有多種稱呼，如“威權資本主義”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正越來越多地被看做是一種有效的治國方式。然而，一個關鍵的問題是，這種黑幫治國方式是否是中國的最佳選擇？答案已經是是否定的。

首先，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的崛起，是其擁抱自由市場和全球化的直接結果。中國的改革或許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市場資本主義的試驗。盡管當下西方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情勢黯淡，但不應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市場資本主義的確改變了中國。此外，西方領導人將“中國模式”視為一個強大的對手──這和他們當年對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領導下蘇聯經濟成就的敬畏之心是相似的。不過，中國領導人對掌管治理中國的難度心裡非常明白。在私下場合，他們對現狀的坦率和激烈情緒也會令人吃驚。對於這個制度的缺陷，以及一旦“控制室”出現問題將會導致何種局面，他們有著清醒的認識。

的確，中國模式有一定的優越性，比如：打造國家冠軍企業、興建基礎設施、在自然災害和經濟下滑時作出迅速的反應。然而，這種制度在問責、透明度、民主的代表性以及法治等方面，它是做得很糟糕的。在許多觀察家看來，中國近來可以說是向威權主義更近了一步。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國目前面臨著嚴重的腐敗、“尋租”行為、任人唯親、裙帶主義、社會不公、不平等以及社會動蕩等問題。我曾問過一位中國領導人的高級顧問，中國難道真的沒有任何可向西方民主學習的東西嗎？在一段令人難堪的沉默之後，他吐出了兩個字：“選舉”。在中國政界，一種共識似乎正在悄然形成：中國遲早將走上漫長而痛苦的民主化道路，以徹底解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問題。然而，近年來的全球經濟動蕩動搖了中國政府對西方金融體系的信心，也使其變得更為低調和封閉。

當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啟用市場力量結束了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創造了消費者人群，放鬆了社會和政治管控。然而近幾年，市場力量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倒退，而政府和國有企業正在大踏步發展和壯大。在尋求資本、投資、公平競爭或法律保護方面，中國的國家冠軍企業和央企越來越比民營企業享有優勢。

與以往一樣，在今年年底中國最高領導層換屆之前，將是一段政治緊張期。隨著中國模式帶來日益增長的財富，中央政府的權力也日益高度集中。目前最緊迫的一個問題是：這樣的權力能夠經得起問責嗎？我的擔心是，當市場自由收縮時，伴生的政治和社會自由同樣也會收縮。中國模式在這方面的記錄是糟糕的。眼下市場資本主義正處於低潮，但它依然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最佳選擇。與自由資本主義共存符合中國資本自身的利益。若想轉型為一個更公平、更自由、更穩定的社會，中國別無選擇。中國領導人雖然對根深蒂固的體制問題瞭如指掌，卻不知道如何在不失去手中權力的情況下解決這些問題。他們唯一能夠聊以自慰的是，在西方國家眼下陷入混亂之際，他們還等得起。

本文作者張力奮，是FT中文網總編輯兼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