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4林梓恆、小姓殺手

4月8日，有八名台灣人因為一件電話詐欺案件，被肯亞政府遣送中國，引起輿論一片嘩然，而至本文完成前，已陸續由肯亞政府遣返三批共計四十五人至中國接受審判，由於報載其中有二十三人是在肯亞政府宣判無罪後才遣送中國，更是讓人質疑台灣人在國外的人權保障問題。而2012年即簽署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在此事所扮演的角色，亦值得探究。

有關肯亞政府宣判無罪後仍把人送到中國一事，依法務部提出的說明表示，肯亞政府所審判的部分是針對無照經營電信業、無照使用電信設備與組織犯罪三項罪名，而中國則因為偵辦詐騙案件，將人帶回中國。以下可由三點進行觀察：一、中國是否有權力把台灣人直接帶回去中國審判？二、台灣針對上述人士有沒有管轄或是介入的權利？三、兩岸司法協議的角色何在？此外，2011年時菲律賓將台灣人遣送中國一案中的法律爭議，也是值得與本案相互對照的案件。

最終筆者想指出問題的根源，恐怕不是這些法律爭議而已，而是更深層的政治問題。

一、國際管轄與中國、台灣之管轄權

首先必須說明清楚，不考慮個別案件，台灣人在海外犯罪時，確實有可能被遣送中國（也可能遣送美國、日本或任何一個國家）。從國際法的觀點來看，各國的管轄權間，本來就有重疊的可能（管轄競合）。例如本次事件中肯亞是行為地，在該國領域內確實有審判的權利。至於中國方面是依被害人所在地，主張被害人國籍管轄，這一點我們會在下面說明。至於台灣方面，也可能主張國籍管轄原則來處理本案。因此，本次事件中，確實有遣送中國的可能性，問題在於這個遣送行為是否合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關於審判權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在這次事件中，除非認知台灣人也是中國公民，不然不會以本條做為依據（當然，中國方面應該認為台灣人是叛亂地區的中國人，所以可以使用這個條文）。

就算不是用上面的條文，另一個條文仍可能是中國方面可以主張的管轄依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以這次的電信詐騙來說，依據中國司法機關於2011年的解釋：「以電信詐騙方式涉嫌犯刑法第266條詐騙罪，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電信詐騙涉案金額達三萬元人民幣及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數額巨大』。」電信詐欺因為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中國方面應該是引用上開條文做為依據，認為電信詐騙事件的被害人包含中國人，主張對於在肯亞的犯罪嫌疑人，也有審判的權利。

至於台灣，依目前在台灣適用的中華民國刑法（請不要戰華獨台獨，作者只是引用法律的名稱），電話詐欺屬於刑法之加重詐欺罪，刑度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依中華民國刑法第七條的規定：「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第五條與第六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詐欺並不是刑法第五條與第六條的內容，再考慮刑度，台灣對於這個事件可能是沒有管轄權的。（？此乃混淆實體法與程序法之規範）

二、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的影響

由於中國政府與台灣的治理當局間，目前簽署有兩岸司法互助協議，這個協議在本次事件中，也被立法委員質疑效果何在，因此我們稍微看一下本協議中，關於犯罪嫌疑人的遣送規定：

1.「雙方同意依循人道、安全、迅速、便利原則，在原有基礎上，增加海運或空運直航方式，遣返刑事犯、刑事嫌疑犯，並於交接時移交有關卷證（證據）、簽署交接書。」

2.「受請求方已對遣返對象進行司法程序者，得於程序終結後遣返。」

3.「受請求方認為有重大關切利益等特殊情形者，得視情決定遣返。」

4.「非經受請求方同意，請求方不得對遣返對象追訴遣返請求以外的行為。」

由協議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確實可以向中國請求遣返台籍人士，但是上列的第三點中提到，「若有重大關切利益者得視情決定」，因此，縱然中國受請求遣返這些台灣人，中國仍然可視情況決定是否遣返，決定權仍然在中國手上。

三、國際管轄競合的處理與回顧（2011年菲律賓遣返台灣人予中國案）

雖然中國方面有主張管轄的可能性，但國際法決定管轄競合衝突，仍然有判斷的原則，首先要衡量主張國家與案件間是否有足夠密切關係；接著必須考量妥協、相互尊重與比例原則等，決定最終的管轄結果。

事實上，在2011年時就曾發生菲律賓政府將我國籍嫌犯交付中國的案例，共計十四名台灣人因為涉入跨國詐騙案遭菲律賓逮捕，在中國要求下，菲律賓政府將台灣人遣送中國，引發爭議（最後透過《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與協商，我國籍嫌犯才被遣返回台）。針對該案，當時即有學者認為基於中國與台灣間的政治問題，處理此種紛爭必須十分謹慎，而依照國際慣例，在該案之前，從未發生將我國籍國民遣返中國的先例，因此綜合考量下，菲律賓的行為明顯違反歷來慣例，對於相互尊重與比例原則等並未審慎考量。

如果對照本次肯亞遣返台灣人予中國的事件，確實，只看各國條文，肯亞遣送人給中國，有其根據。但是從中國與台灣在國際上互相不隸屬的現實，以及存在政治問題的前提來看，將台灣人遣送予中國，也可能發生跟菲律賓政府相同，未審慎相互尊重與比例原則的狀況。

這麼好的地方，怎麼會有那種事情呢？

四、真正的問題所在

筆者認為本次事件真正凸顯的，與其說是國際管轄的問題，毋寧說是將台灣的國家定位與主權問題完全暴露出來，台灣人在海外面臨的困境與欠缺保障也更加明顯，重點在於我們要不要開始認真面對這個困境。

2011年菲律賓將台灣人遣送中國時，根據之一就是基於「一中政策」，將台灣人視為擁有中國國籍，當時即有學者警告未來此種狀況可能一再發生，甚至形成慣例，對於台灣主權造成嚴重傷害。如今，肯亞再次將台灣人遣送中國，更凸顯出所謂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無論我們如何表明台灣與中國的差異，只要我們依然持著印有China的身分證明文件行走世界，現實上台灣也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那我們就有可能被視之為中國人，當發生司法案件時，中國政府即可基於這個現實大聲說話，主張「依法規定」將我們這些「中國人」遣送祖國，外國政府對此當然也毫無置喙餘地。我們可能悲哀地成為沒有保障的孤兒，甚至難以踏上返家的漫漫長路。

回過頭檢視兩岸司法互助協議，更可以看出這個困境與現況的荒謬。縱然依該協議，台灣可以主張遣返台灣人回台灣，但現實上我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協議」，透過「協議」請中國讓這些台灣人可以回家。但就如同台灣也可以靠協議，請求遣返手持中國公民身分證的十大通緝要犯陳由豪回台，如果中國可以讓陳由豪在祖國逍遙過日子，那麼中國要不要讓這些台灣人回家也自然有其決定權，所謂「協議」到底對不對等，到底誰有決定權，無須多言，非常明白。

更迫切的危機，在於當台灣當局繼續用「一中框架」下的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做為與中國溝通的管道，而中國也如同在菲律賓或肯亞一般，繼續在世界各地用同樣方式，依照一中原則，將台灣人遣送中國，再由台灣與中國雙方在內國的框架下協議，久而久之將更確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現實，台灣的主權將受到重大傷害，台灣人在世界各地應受的保障也將蕩然無存。或許這樣的政治問題，才是在這次事件中，我們該開始思考與面對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