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21 普麟／臺大政治系碩士生、翁立紘／政大政治系學生

由此可知，轉型正義的推動與結果，很大一部分與該國民主化過程、方式，以及國內政治勢力的競逐有關（吳叡人，2015）。國民黨做為民主化前的長期統治政權，累積了許許多多的政治資源，包括龐大的黨產、在教育與傳媒系統的控制，以及對台灣人的規訓與收編等。所以，在民進黨做為反對黨出現及民主化的進程推動後，當要處理轉型正義問題時，便容易受阻於國民黨長期累積的政治資源，並且被視為只是政治鬥爭與口號，而經常難為社會大眾所重視，最終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吳乃德，2006）。

根據幾年前台灣推行兩公約的國際專家審查時，國際專家針對台灣轉型正義問題提出以下的看法：「解嚴之前的壓迫與大規模的人權侵犯事件對中華民國（台灣）社會留下巨大傷痕，政府為了撫平歷史傷口及賠償受害者而採取了某些措施，包括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以及興建二二八事件紀念碑。然而，轉型時期尚未結束，需要政府更多作為來促成中華民國（台灣）社會的和解。賠償權應包括被害人在社會與心理層面的復原，也應同時賦予追求真相與正義的權利。」以及「專家建議政府應採取措施揭露白色恐怖年代大規模人權侵犯事件的完整真相。此外，為賠償正義之所需，政府亦應確認被害人所經歷的折磨與苦難。對此，政府應保證被害人與研究人員能夠有效取用相關的國家檔案。」4而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都在二二八的這天要求真相、要求正義的原因。

四、台灣經驗的省思

然而，台灣社會又是如何看待轉型正義問題呢？去年（2015）的二二八紀念日時，當時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受訪時說：「台灣要走向和平，不管過去曾經產生多少的歷史，都已經經過半個世紀，希望大家用和平紀念日的精神來面對228、一起面對未來。」而柯文哲同日在致詞時則說：「我們改變的現在是下一代的未來。有真相，才有原諒。有原諒，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不讓歷史的悲劇再發生在我們的子孫身上，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政府有公義，社會才有和諧，國家才有將來。親愛的朋友們，紀念二二八是為了面對歷史、還原真相，讓台灣社會重新站起、繼續前進。」

台灣當前面對轉型正義的問題，不外乎是這兩種理解的方式：面向未來社會和諧的可能，以及面向過去的不義。基於這兩種理解所衍生出的轉型正義論述，前者幾乎是加害者國民黨的藉口：忘掉過去才能使未來的社會更加和諧，所以我們必須選擇性遺忘過往所發生的事情，而且國民黨也在執政期間對二二八受害者進行賠償與紀念，高達兩千多億的黨產也交付信託，這種「轉型正義」，一味地把「面向未來」當作首要之務，卻忘了「沒有真相，如何原諒？」另一方面，面向過去的不義，在台灣卻因政治情勢被迫變成「半清算」及「半和解」的模式，前者如同民進黨所聲稱的要追討國民黨的黨產，後者則如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提倡，認為要先知道真相，我們才能往下一步邁進。

但也如同Teitel（2003）所言：「轉型正義的概念乃是試圖在理想的法治理念與政治現實中取得平衡，亦即轉型正義乃是為了自由民主的考量而經過妥協、非理想的正義型態。」然而，台灣要如何找出適用於台灣情境下的轉型正義實踐模式呢？在找尋答案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轉型正義的這兩張面孔——亦即主張面向未來社會的和諧而呼籲我們毋須過度在意轉型正義；或是面向過去的不義，要求轉型正義的落實——這兩種視角是如何轉換於台灣的社會中，又如何能在兩者中取得平衡與妥協，方能進一步思索台灣究竟如何能實踐轉型正義的答案，唯有身處台灣的公民能真正共同面對過去並思索未來，才有找到解答的可能。

五、結語

但是，當這些當年的受害者日漸凋零，文件、檔案也因未妥善保存而散失亡佚時，轉型正義的第一步，也就是真相的發掘不但會越來越困難，而且很有可能就這樣隨著時間的飛逝而逐漸而被掩埋。雖然，對於正義的追求永遠不嫌晚，但轉型正義的工程在執行面上卻可以說是在跟時間賽跑，這就是為什麼這幾年台灣社會不斷在焦慮與擔憂轉型正義無法徹底獲得落實的原因之一。

台灣的轉型正義初步結果看似令人氣餒，且社會對此的態度又相當的不一致。幸好，近幾年台灣公民社會的轉變與成熟，使得越來越多人開始注意到轉型正義的重要性。雖然官方未積極支持或給予資源，但諸如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於2015年出版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或是青年紀念二二八「共生音樂節」活動的舉辦，以及學者呼籲公布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相關官方檔案報告等，都可以看見民間社會在促成轉型正義推動上的努力。

轉型正義乍看之下好像僅是處理過去，實際上卻是一個國家如何面對未來的關鍵。所以，當我們在處理了轉型正義的問題之後，也需要為社會共存打造一個全新的開始——就如同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在《政治的承諾》（2010）中所描述的寬恕，做為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 ——「是嘗試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解除已經造成的結果，並且在似乎不再可能開創新局的地方，成功地打造一個新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