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15 台大法律學院教授、刑事法研究會執行長

    轉型正義的未竟之業，可謂新政權的棘手難題。尤其在新舊政權交替的尷尬看守期間，尚未插手行政權、卻已主導立法權的民進黨，究竟可以施展什麼立法策略及擬定什麼立法步驟，恐怕才是新國會的大考驗。

    簡言之，「知不易、行更難」！轉型正義作為口號及訴求，沛然莫之能禦，但若欲具體實踐，從立法原則到條文細節都充滿「魔鬼」。如果新政權對促進轉型正義之立法規模的認知，不僅止於磨刀霍霍追討國民黨不當黨產而已，那麼，面對以下幾個蹉跎了幾十年的基本課題，就要提出「如何下手」的整體法案策略：

威權遺緒 清單表列

    第一、解密政治檔案。政治檔案是白色恐怖、威權歷史的軌跡，也是濫用國家暴力、踐踏人權的佐證。儘管解密方向似有共識，但具體做法卻充滿爭議，諸如內容牽涉他人隱私、真假難辨的政治偵防檔案，開放閱覽對象範圍的立法政策，必然是爭議核心。關此，兩德統一後處理前東德Stasi秘密檔案的立法措施與實證經驗，和設置專責檔案託管局（BStU）的統籌管理做法，可供參考。後者，對於我國目前紛亂雜沓、四處佚散之相關檔案的蒐集整理，尤其重要。

    第二、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一個國家究竟要如何一邊打造民主，一邊保存對於獨裁者的正面記憶？」（黃長玲語）解嚴近三十年後，仍遍佈全台的「蔣公」銅像和中正公園等威權膜拜象徵，可謂台式轉型正義的反諷。另一方面，保存或重建威權統治時期不義行為發生地的遺址，才能避免歷史記憶斷裂或後人重蹈覆轍。從景美軍法處、萬華馬場町、綠島感訓監到玉里養護所，「白色記憶」的遺址遍佈全國，雖也零星保存，卻缺乏一整套清單目錄及遺址政策。如果原軍法處還要被附加嘉年華式的「文創」任務、如果馬場町僅轉型為河濱單車客的休憩站、如果養護所連順遊吃玉里麵的年輕人都莫宰羊，那就表示我們對遺址資產的輕蔑和對不義歷史的冷漠。至於具體可怎麼做，波蘭Auschwitz和德國Dachau集中營、柏林蓋世太保總部，以及到處林立的猶太屠殺紀念館，早已有他山之石。

    第三、修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在所有轉型正義議題中，司法自身造成的不法，可以說是最為「隱晦」的一章：法律人充當獨裁者的化妝師，還以義正辭嚴的判決書將政治犯送上刑場，替白色恐怖披上形式司法的外衣，也讓受難者永久套上犯罪人的枷鎖。然而，解嚴前後我國司法的人事、法制與實務，具有高度的「延續性」，從未積極修復司法不法，遑論還原真相。例如，至少造成一萬多名被害者的「加害者」是誰，連一個也從未被正式指認過（算是獨步全球的轉型成果），更甚者，國安法第九條還概括排除解嚴前定讞的冤、錯、假案的救濟平反機會，且經大法官們的「合憲認證」（釋字二七二號）。這可以說是台灣「一筆勾銷模式」（Schlußstrichmodell）的司法高潮戲。

    第一次政黨輪替後，「以補償取代真相」的立法政策，延續至今；當初只因傳閱馬克思書籍被判匪諜死罪者、送一本六法全書給大陸漁民被判通匪重罪者，依然沉冤未白。未來，宜設置獨立委員會來還原真相、對抗遺忘與促進和解，至少應重新調查指標性政治審判案件，界定加害者並平反被害者，以彌補司法不法。

    第四、清理不當黨產。這是表面共識最高，但立法技術最難的一環。從兩德統一後清理前東德期間不法移轉、不法管理及SED（東德共產黨）不當黨產的立法規範與實務經驗可知，除設置清查黨產的獨立委員會外，還有諸多立法原則亟待確立：否定不法財產的信賴保護、容許溯及追討的規範基礎（德國統一後遠溯至一九四五年）、主張善意受讓第三人的舉證轉換、禁止清理期間脫產的保全手段及違反罰則等，立法只要稍一漏勾，黨產追討就難免雷大雨小。這些立法專業的「魔鬼」，在在考驗新科立委的法案能力。

    回到核心問題：千頭萬緒、百廢待舉，到底該如何立法？衡諸以上法案的規模，絕非一蹴可幾，只能按部就班、分期付款。具體而言，當務之急，在於先制定一部促進轉型正義的「框架立法」，作為未來幾年的實踐藍圖，除揭示基本政策外，並界定未來幾個法案的處理範圍、方向、步驟與時程，以及賦予設置獨立委員會、使用保全手段和課予罰則的法源基礎。

    總言之，這是一場競賽時間、對抗遺忘的戰爭，謀定而後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