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中的國家股，理論上屬於全民所有，全體人民皆為股東，卻從來未見國企給人民股東分紅。2008年開始實施的“還利於民”新政，要求國企盈餘繳庫，據《華爾街日報》近日報導，實際繳庫金額僅占GDP的0.2%，大部分的盈餘仍保留在國企。包括三家石油公司、三家電信公司與兩家電力公司在內的大型國企，今年的獲利比去年金融海嘯前增長30%，企業總部富麗堂皇，員工平均薪資較私人企業高出82%。今年某石油企業斥資20億團購商品房，更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

    在關注山西民營小煤礦重組的同時，最近的黑龍江國有煤礦瓦斯爆炸慘劇也在向人們昭示，國企的管理未必安全。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朱小黃認為，建行中小企業業務相對於大型企業業務綜合收益更好，達到了大型客戶的2.8倍。“從戰略上來看，把中小企業業務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發展業務是非常有道理的。”

    要解決當前最迫切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至少還有兩件事可做：一、作為對納稅人的回報，政府可直接出資設立非營利性質的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機構，以涵養扶植稅源；二、在網上金融監控已十分發達的今天，銀行應開闢針對中小企業的便捷通道，調整融資門檻，簡化審貸手續，增加抵押籌碼，允許以有效訂單、期票等票據作為貼現手段，解決企業短期流動資金困難。

    中國是世界第二、亞洲第一的重稅之國，“竭澤而漁，而明年無魚”，稅務部門長年鞭打瘦牛，而對退稅則一向不大積極。取消重複徵稅、依法退稅，適當減免稅收，都是對中小企業最切實的扶持。至於科技創新、改造等專項資金支持，只有清除積弊打破潛規則，支援才能落到實處。     

五、對“國進民退”的四點思考

1.壟斷特權有悖社會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國長期處於中央集權的封建體制之下，歷代王朝都奉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市民社會成長緩慢。中國帝王與歐洲君主的不同之處，是缺乏社會契約觀念，從來不尊重私有財產，不僅徵稅抽捐從來沒商量，抄家奪產也很隨意。從清末“官督商辦”到民國的“國營為中心”，再到共和國的“對資改造”，國家壟斷的慣性思維一直持續至今。

    謀求社會穩定，說到底在於社會資源和財富分配的相對公平。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漸發達，這套“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的統治模式，與國人日益覺醒的權利意識發生了衝突；失去彈性的政治體制，最終令革命在與改良的賽跑中一舉奪標，導致了滿清王朝和國民黨政權的傾覆。中國近代以來幾次的“國進民退”造成的社會動盪，都與壟斷和特權息息相關。1999年蘇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時，俄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久加諾夫曾尖銳地指出，蘇聯解體、蘇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於“三個壟斷”：“意識形態壟斷，大搞一言堂；權力壟斷，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壟斷，大搞特權”。

    縱觀60年來的財富分配，前30年“均貧富”，結果是均貧而未富，未實現“共同富裕”的承諾；後30年“分貧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卻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在“一大二公”名義下化公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團靠體制壟斷資源坐大後，反過來裹挾政府，與民爭利，贏家通吃，明顯違背社會公正原則。

2.立法自壞無法取信於民

    前三場“國進民退”，都源於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經濟政策上來回切換：清政府在鐵路民營政策上失信於民，國民政府利用戰時體制，扶植官僚資本，打壓民營資本；50年代不顧《共同綱領》的承諾，迅速吃掉全部民營資本。近代經濟的幾度輪回，都造成了社會成本的重複支出。今天，當有人為山西“煤老闆”的覆滅叫好時，卻沒有意識到社會“仇富”心理所痛恨的資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為背景的；同時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國有化”政策，正在挑戰《物權法》和憲法。

    這種以政策對抗法律的舉措，60年來已出現過多次，給政治、經濟造成了無數折騰。“文革”結束後，憑著黨政部門的政策檔，將公私合營企業變國營企業的“文革戰果”保留下來，卻留下嚴重後遺症：私股股權轉為國有股權的法律程式並未完成，企業由公私合營轉為國營缺乏合法性。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和民營企業的崛起，對私營經濟和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條款相繼寫入憲法，《物權法》也於2007年公佈實施。但就原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產權而言，對公民財產權利的保護，仍存在法理邏輯和司法實踐上的悖論。

    就國家對公民的傷害作出賠償，在法制國家負責任的政府中多有先例。立法自壞，則無以取信天下，不僅政府自貶信用，法律尊嚴盡失，也導致了企業家對長期穩定發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為謀利。

3.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澤東在會見中外記者團時指出，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他還提出了“經濟民主”的概念：“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遺憾的是，毛澤東在執政以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舉措，違背了這種“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造成了“大躍進”的經濟災難和幾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

    回顧30年來經濟改革的得失，在承認成就的同時也須看到，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沒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稅收體制及配套的監督機制：國家壟斷了金融管道，國企、民企融資待遇不平等；納稅人有納稅的義務而無對等的權利，政府出臺稅收政策不與納稅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國庫充裕之後，官員福利與職務消費水漲船高，納稅人無權監督；權力尋租下的官商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侵佔公眾權益……。沒有政治民主，也不會有經濟民主。沒有經濟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其後果往往是化大公為大私。人民是否有權監督政府，不僅是經濟體制問題，更是政治體制問題。

4.“國進民退”違反科學發展觀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性，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清末以來的三場“國進民退”，第一場是“鐵路國有”的招牌下，僅在局部地區推行，卻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場是在“天下為公”牌坊下，以國營工業為中心推行戰時經濟體制，最終拖垮了自己；第三場在“一大二公”的名義下，將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邊緣，延遲了中國的現代化。三場“國進民退”的後果都不佳，其後也都會出現時間、規模不等的“民進國退”，並帶來經濟增長。歷史已經證明：“國進民退”沒有可持續性，“民進國退”才是人間正道。

    52年前，張奚若先生曾批評過黨政工作中的“四大偏差：“第一是好大喜功，總誤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費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組織規模大才過癮。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現為強調速成，把長遠的事情用速成的辦法去做。第三是鄙視既往，許多人忽視了歷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條，把歷史遺留下來的許多東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將來，認為將來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發展的。”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本身就是大歷史的一部分。遮罩歷史，只許講成績不許講錯誤，既違背實事求是傳統，也違反科學發展觀。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實為60年來官場之積弊；鄙視既往，不知慎終追遠，就沒有將來可言。

    覆轍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國強，獨大未必為公。鑒諸本國和世界各國經驗，國營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利潤率都不如民營。如果不對當前“國進民退”的勢頭加以遏制，勢必影響到中國日後的產業結構和經濟走勢，不利於長期穩定發展。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國企與民企的發展關係，對壟斷型企業實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國有企業的民營化，重點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更符合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