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場“國進民退”：延遲了中國現代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承諾私人資本主義將有一個較長的發展期。建國《共同綱領》確認“使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為及早修復內戰的經濟創傷，中共領導人劉少奇曾發表著名的“天津講話”，鼓勵企業家恢復生產，發展經濟。

    在經濟恢復時期，國家推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方針，促進不同所有制的企業發展。政府針對當時私營工商業遇到的困難，實行國家委託加工、訂貨和收購，優先保證有關國計民生的行業發展。截止到1952年，私營工商業擁有380萬職工，其工業產值約占工業總產值的40%左右。與此同時，一批有代表性的私營工商業開始被納入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先後實現了公私合營。

    1952年1月到10月間開展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的衝擊，摧毀了企業家們的企業心，在巨大的政治、經濟壓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繼續經營下去。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決定提前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共同綱領》的承諾事實上已被取消。當年12月，全國60多家金融企業率先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成立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

    1954年憲法規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過沒收舊官僚資本、推行國家資本主義、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經濟命脈後，開始推行“對資改造”。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提前發動和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為了讓“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對資改造”在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啟動，事實上廢止了1954年憲法中“國家依法保護資本家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的條款。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的強勢，令工商業者別無選擇。

    根據當時的贖買政策，對私營企業進行了清產核資，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無發言權。據統計，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總額為24.2億元，並據此對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領取定息的私股股東共114.2萬人。此前私營企業繳納重稅及攤派公債後的盈利率約為10%，這種還本付息的贖買方式，略似當今之封閉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僅低於盈利率，甚至低於存款利率。有高級幹部欣喜地說：“國家發了一筆洋財”。

    1956年底全行業公私合營完成，全國99%的私營工業戶變為公私合營，商業戶中大多數實現了公私合營或合作化。公私合營後的私方人員，在企業管理上有職無權，其管理經驗不被重視，政治上淪為“改造物件”。當時資本夠2000元即劃為資本家，95%的人領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幾元錢。很多人寧願放棄定息，以摘下尷尬的“剝削”帽子。 

    1957年“鳴放”中，上海企業家李康年建議：由政府發行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22億元，年期分為20年，一次性收回資本家所擁有的股票或合夥議據。關於定息的性質，經濟學界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定息是剩餘價值，一種認為是剝削而不是剩餘價值。民建、工商聯副主委章乃器認為“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但毛澤東堅持定息是剝削，這兩人的主張成了“右派言論”。

    據說定息將發放七年，但毛澤東又說：“七年虎頭，五年蛇尾，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如果還需要延長，到第四個五年計劃還可以拖下去。”到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資產階級從“改造物件”變為“專政物件”，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總共支付了10年，相當於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經任何合法手續，公私合營企業全部變成了國營企業。

    “文革”結束後，開始給原工商業者落實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問題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提出八項措施，其中規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財物和被佔用的私人房產應該發還，過去被扣減的薪金應該補發，以前應領未領的定息可以補領。1981年又從當時在世的86萬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勞動者70萬人，約占81%，這些人已被改造、專政了25年。

    但在公私合營企業的私人股份問題上，國家財政部1979年下發檔，確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1983年2月，中央統戰部和商業部聯合發文規定：公私合營企業的資產，“國家已按年息五厘發給定息，發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營資產(包括核定投資房屋)已屬國家所有，不應退還本人”。此後全國發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權的訴訟，皆因上述政策檔的原因而敗訴。

    第三場“國進民退”比前兩場更加徹底，全國吃上“大鍋飯”，市場經濟被消滅，同時也消滅了從傳統到現代形成的工商業文明。國家吃完“蘋果”吃“葡萄”，掌控全國財富資源後，發動了“大躍進”這樣的全國性瞎折騰，造成人口統計上負增長2000萬的大饑荒，經濟全面滑坡。國內、黨內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釀成歷時10年的“文革”內亂，最終將國民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

    在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徹底剷除民營經濟，以國營經濟壟斷一切，企業失去了經營活力，資本失去了發展動力，經濟生活成為鐵板一塊。這一時代的的特色是權力與財富過分集中，其後果是民窮國亂，所造成的損失不亞於一場國際戰爭。與此同時，戰後處於同一起跑線上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先後起飛，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至少被延遲了20年。悖離了現代經濟多元發展的主流去追求現代化，無異於南轅北轍。

四、改革開放30年後：重新面對“國進民退”

    站在“文革”的廢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摒棄“階級鬥爭為綱”，改提“經濟工作為中心”，其實是回到歷史原點重新出發。民營經濟的復活，給國民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歷經30年的休養生息，民營經濟重新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比重和增長速度超過了國有經濟，貢獻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成為國家的主要稅源。我國企業的99%為中小企業，其中80%為民營。

    民營企業新的原始積累週期，濃縮了從晚清到民國八十餘年的歷程，其間既有礦難、黑窯奴工那樣的汗血“原罪”，也有憑藉科技、商機等掘取“第一桶金”的艱辛與驚險，不可一概而論。需要重點指出的是：民營經濟從被消滅到重新崛起，資本犯了兩次“原罪”，社會成本是重複支出的。在前蘇聯及東歐陣營，也存在相同的歷史教訓。

    與國有大型企業及權貴資本相比，中小型為主的民營企業至今仍是“二等國民”。它們像大國企一樣向國家納稅（個人股東分紅還要繳納個人所得稅，相當於重複納稅），同時卻很難從國有銀行正常融資，平等享受納稅人的國民待遇。今年6月，工業和資訊化部部長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國際論壇上承認：2009年一季度全國信貸規模總量增加了4.8萬億元，而中小企業貸款增加額度只占不到5%。另有調查資料顯示：目前中國企業融資中80%左右來自銀行信貸，但信貸總量中80%左右資金投給了大企業；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業從來未向銀行貸過款。

    銀行“嫌貧愛富”，難得雪中送炭，偏愛錦上添花，是多年形成的慣性。已有的放貸門檻，從設計上就不像是為中小企業制定的；銀行不願承擔正常的風險，放貸決策受到營利性擔保公司的制約；審貸程式繁複，有時即便貸款到位而商機已失，緩不濟急還須照付利息。

    中小企業獲取國家專項資金扶助的管道也十分狹窄，掌控這類資金的權力部門周圍都有一批機構乃至個人，截取資金額30%—50%的“諮詢費”，甚至內外勾結通吃，這是久已存在的潛規則；到政府部門辦事，除了僵硬繁複的官僚程式，還有明?暗?的要脅索取，行政成本不菲；規模和財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進，很難組建和保持高素質員工隊伍，在競爭中越來越陷於劣勢。

    體制框架限制、擠壓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導致企業經營困難，迫使企業不得不以短期行為求生甚至違規操作，又影響到對民營企業的誠信評價，令其融資更加艱難，生存狀態雪上加霜，形成惡性循環。中小型企業抗風險能力原本脆弱，當國際金融危機來襲之際，民營企業首當其衝地成為犧牲品，面臨退貨、停產、倒閉、被兼併的命運。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刺激經濟四萬億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額而在不景氣中逆勢“野蠻成長”，迅速“巨無霸”化。今年股市沖高狂跌，樓價不降反漲，多起“地王”爭奪戰硝煙彌漫，諸多違背經濟常規的表像，不難追索幕後興風作浪的鉅資來源。將納稅人血汗鉅資注入央企以求“拉動內需”，無異於緣木求魚，結果是大量資金湧向國際資源產品市場、國內樓市和股市。在中小企業萎縮、就業率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在刺激消費與增進稅收上的挹注，篤定要打水漂。

    以泡沫治理泡沫，後果堪虞；用納稅人的錢損害納稅人的利益，是最大的不公。以往的投資偏向金融、商業投機而不是實業振興，偏向股市、房地產而不是製造業。去年一場股災，蕩滌了一億中產階層；今年樓市的非理性狂漲，已令80後以降的新生代擔心終生買不起房子；這些都將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