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場“國進民退”：拖垮了國民黨政權 

    如果說清末的“國進民退”有較鮮明的人治特色，國民政府的“國進民退”則帶有深刻的團體烙印。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繼承了會黨傳統，而“以俄為師”重建的國民黨，融入了列寧式政黨的集權血液。其經濟政策中的威權主義色彩，隨著外患的加深和權力的膨脹而日益凸顯。

    自甲午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年增長率為13.37%，高於官辦工業，1920年時民族工業資本為國營資本的3.9倍。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家資本主義開始抬頭，政府控股了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10家民間大銀行。1935年全國實現了幣制統一，客觀上有利於企業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間被稱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黃金十年”，民間資本與國家資本並行發展，互有消長，民族工業資本年均增長率超過8%。民營企業在紡織、礦業、交通、電力等經濟領域佔有優勢。到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全國工業資本（包括礦業）約有13.76億元，其中民營資本約為11.7億元，官營資本只有2.06億元，約占15%。抗戰頭三年間，後方民營工業投資也超過戰前全國平均額。

    1930年代發生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令計劃經濟思潮在國際上崛起，也影響到國民政府的主政者。蔣介石欣賞納粹德國的“統制經濟”，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心儀蘇聯的“計劃經濟”。國內企業家和學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認同計劃經濟。例如盧作孚就主張：“在計劃經濟原則下，政府所必須直接投資經營的事業，只限於人民不能經營的事業，此外則皆投資於人民所經營的事業，而讓人民管理其盈虧成敗。政府只站在全盤產業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關係，管理其相互配合的關係，而獎勵指導幫助每一樁事業，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樁事業。”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政府開始轉向戰時體制，重點發展國營企業。1934年原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由軍事委員會領導，管理全國工業建設，推行重工業建設計畫，成為權力最大的經濟主管部門。

    “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的聯合辦事處（四聯總處），對金融實行國家壟斷；同時通過資源委員會控制戰爭資源，對經濟實行全面干預。1939年國民黨五中全會正式確立國營工業的中心地位後，政府片面扶持國營工業，國家資本入侵到麵粉、火柴、紡織、電力、交通等民間資本的傳統領地，並迅速佔據優勢。在一黨專政體制下，孔、宋等豪門為代表的官僚資本，乘機憑藉體制權力駕禦經濟形勢，化公為私，與民爭利，大發國難財。

    到抗戰後期，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已處於壓倒性優勢。通貨膨脹、金融壟斷、物資統制，國家資本和豪門權貴的壓迫侵奪，令民營工業處境日艱。戰時的金融壟斷、物資統制和通貨膨脹，導致民營工業借貸無門，資源匱乏，在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壓迫下日益萎縮。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忙於復員接收，軍工訂貨大部停止。很多民營廠家發不出工資，瀕臨破產境地。而當局卻將其視為累贅，不聞不問。民營企業家們不甘坐以待斃，依託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工業協會等團體，不斷與聞國是，參加憲政運動，呼籲“經濟民主”，決心聯合抗爭。他們要求參加政府對敵偽工礦業的接收和復員工作，要求繼續訂貨並收購產品，要求發放緊急工貸以渡難關。

    戰後國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敵偽產業，不僅導致了政權的腐敗，也加大了“國進民退”的比重。在經濟部接收的2243家工礦企業中，除保管未處理者448家外，轉由經濟部直接經營或移交資源委員會等機關經營者1017個，發還原業主者298個，標售給民間經營者441個，其中電廠因多系國營或戰前已有原主，未作標售。戰後民營工業資本僅恢復到戰前的78.6%，官僚資本則突增至戰前的2.8倍，“國進民退”已成定局。 

    民營企業家事前曾警告當局：假定工商業全部崩潰，政府也決不能單獨支持。蔣介石亦曾反思國營企業經營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規劃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為關鍵”，提出政企分開，除國防、重要公用事業及與國防相關重工業外，均可民營。 

    國營企業腐敗，民營企業衰敗，這些弊端是一黨專政體制所無法解決的。“國進民退”的後果，是民營工廠大批倒閉，工人失業；迅速膨脹的國營企業腐敗滋生，效益低下，出現泡沫化。社會通脹失控，物價飛漲，政府稅收銳減。當國民政府意識到危機，出於擴充稅源等考慮，試圖改推“國營事業民營化”來補救時，大錯已經鑄成，民間資本已衰敗到無力接盤，令這一方案無疾而終。

    從宏觀上觀察，當民族矛盾不再是社會主要矛盾，民族主義的向心力便無法維持；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要求便成為新的主題，而憲政民主和平均地權的承諾卻一直沒有兌現。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傾覆，軍事失利只是表像，更深層原因是錯誤的經濟政策導致財政崩潰、社會解體、民心思變，令三民主義遭遇了最慘重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