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顧清末以來的三場“國進民退”：第一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場拖垮了國民黨政權，第三場將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邊緣。三個後果都是災難性的，其後又都出現“民進國退”並帶來經濟增長。歷史已經證明：“國進民退”沒有可持續性。針對當前的“國進民退”趨勢，從科學發展觀出發，全面協調國企與民企的發展關係，對壟斷型企業實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國有企業的民營化，重點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更符合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之道。 

國進民退 科學發展觀 經濟民主

    作為一種方法論，科學發展觀的要義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國民經濟格局中，國企和民企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應有互補性，片面地扶植或壓抑其中一方，都會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統籌兼顧，全面協調發展。本文將聯繫當前的經濟現象，對洋務運動以來的三場“國進民退”作出分析。    

一、第一場“國進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歷程中，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以農立國”，奉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長期閉關鎖國的門戶，西方先進的生產力和自由貿易，使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面臨解體。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轉而接受“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語）的主張，被稱為“自強運動”的洋務運動由此發生，但其主體思想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這種慣性思維，歷經清末、民國迄今，一直持續存在。

    洋務派創辦的中國近代工商業，始於軍事工業的槍械、機器製造和造船，繼而發展到與民用有關的輪船運輸、礦業、冶煉、紡織、電線電報、鐵路等行業。但官營企業管理不善、貪污浪費等弊端日顯，加上資金短絀等困難，李鴻章在1872年提出“官為維持”、“商為承辦”，即所謂“官督商辦”政策，開啟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一道門縫。利用官督商辦形式經營的大型民用企業，主要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中國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漢陽鐵廠等。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玩味，即官督商辦企業的私人投資，有很多來自權貴官紳。官督商辦企業的經營，享有免稅﹑減稅﹑貸款﹑緩息以及專利等優惠和特權。由於產權不明，一些戴上了紅帽子的“官督商辦”企業，實際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進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國企”的老總盛宣懷，其亦官亦商的雙重身份，使之成為化公為私的最大獲利者。

    清政府對於發展私人資本一直搖擺不定，長期沒有開放私人創辦新式企業。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人仍將官督商辦企業視為官產，要求防止民間資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則主張發展私人資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國強兵之道。直到甲午戰敗國力衰微，《馬關條約》又規定外人可在華設廠投資，民間設廠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辦企業“從速變計，招商承辦”，並鼓勵私人興辦企業。這是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民進國退”。

    據估算，從甲午年（1894年）到民國二年（1913年）的產業資本總量，官僚資本規模增長倍數為4.32，年增長率為9.2；民族資本規模增長倍數為20.45，年增長率為17.5。民族資本的增長超過了官僚資本。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歷史表述，籠統地將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混為一談，其實兩者是有區別的，後者從國家資本中蛻變而出的權貴私人資本。

    清政府對紡紗、碾米、造酒等行業開放民營，而對航運、電報、鐵路等行業仍捨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發動了將招商局收歸國有的攻勢，被李鴻章強壓下去；李逝世後，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將盛宣懷掌控的電報總局收歸官辦，壓價收回商股；繼而奪去盛的招商局督辦一職，改派親信楊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懷在李蓮英的支持下東山再起，出任郵傳部右侍郎。他發動電報總局商股股東與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資損失。同年光緒、慈禧崩逝，袁世凱罷職閒居，盛又以經營虧損為由，於翌年召開招商局股東大會，選舉自己為董事會主席，將招商局完全改為商辦。上述事件背後，既有官僚集團之間的爭鬥，也交織著官商矛盾及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這種改制現象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結束時，約有44個官辦、官商合辦企業實現了由官營到民營的轉變。

    1911年盛宣懷進入“皇族內閣”，出任郵傳部大臣，統管鐵路、電報、航運、郵政。儼然成為朝廷重臣。地位變化後，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力範圍，他一改過去的主張，出臺了一項“國進民退”政策，觸發了四川保路風潮，最終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 

    鐵路於1865年引入中國後，其經濟上的重要性日益凸顯。1904年，官辦川漢鐵路總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為商辦，1909年宜昌至萬縣段開工。與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鐵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隨糧強制徵收，值百抽三，相當於政府攤派集資。就股權而言，川人無分貧富貴賤，都與這條鐵路利益攸關。 

    1911年5月，在盛宣懷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佈“鐵路幹線國有”，並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粵漢、川漢鐵路的借款合同，以兩湖厘金鹽稅擔保，借款600萬英鎊。規定兩路聘用外國總工程師，四國銀團享有修築權及延長繼續投資的優先權。鐵路國有化，列國不乏先例，鐵路民營也確實存在資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義大潮風起雲湧的時代背景下，鐵路國有政策雖不無經濟依據，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辦民辦之間來回切換，卻更有出賣路權、與民爭利之嫌。

    當時兩路均已發生巨額虧損，竣工遙遙無期。政府以國家股票贖回了湖北、湖南、廣東的商股。因各省商股虧損程度不同，故在贖回時的待遇也不同，兩湖最優，廣東次之，商民雖有抗議，風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萬兩股金中，有300萬兩虧空政府不予認可。川省鐵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來自下層民眾，既不能退回股金，換股條件又低於其他省份，難免激起民憤，一場路權風暴由此爆發。

    6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提出“破約保路”口號。全川各地各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迅速發展到數十萬。8月間出現了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進入9月後，更發展為全省抗糧抗捐。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運動領導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開槍鎮壓請願群眾；同盟會聯合哥老會等反清會黨發動起義，川省形勢全面失控，清廷急調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鄂軍入川鎮壓，武昌兵力空虛，革命党人於10月10日首義成功。隨著各省紛紛獨立，清室被迫宣佈退位，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盛宣懷是近代影響巨大的實業領袖，于政商兩界長期左右逢源；端方、趙爾豐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識見遠非顢頇的守舊官僚可比；這些體制內新銳人物及各省的立憲派士紳，推動著清末的“預備立憲”潮流，與同盟會為首的革命派展開競爭。“不審勢則寬嚴皆誤”，當經濟維權事件演變為官民間的大規模群體對抗，引燃了革命的導火索，體制內革新派精英也難逃玉石俱焚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