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9-13   原載：《中國經濟》

後冷戰的單極體系為什麼維持了不到20年？作為唯一超強的局面為什麼無法持續下去？大概可以歸納成幾點：

第一、美國的經濟競爭力跟其他國家的差距在縮小，尤其是科技領先力和產業競爭力。美國過去15～20年的高生活水準以及每年3%～4%的增長率，很大一部分源於虛擬財富，也就是資產泡沫。它需要資產泡沫向未來舉債，和向國外借貸來支撐它的繁榮。從1985年開始，美國就由淨債權國變為淨債務國。2007年外國機構與個人對美國的淨債權總額已經超過美國的經濟規模。美國私人部門的整體負債，也從1978年GDP的118%增加到2008年的290%。美國聯邦政府的負債總額在2007年底就已經達到GDP的65.5%。

其次，美國經濟結構的長期失調，也導致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這也是加速美國單極體系式微的一個重要機制。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濫用其鑄幣特權、渙散的金融監管與鬆弛的財政紀律，讓美元幣值信用成為威脅全球經濟體系穩定的不定時炸彈。這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風暴，更激發世界各國倡議建立新的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來徹底打破美元的獨占地位。例如，最近聯合國大會成立“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委員會”，提出一系列相當激進的改革建議。這個委員會的專家小組主席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茨出任，他一向認為IMF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時嚴重失職，這才導致亞洲國家在過去十年間大量囤積外匯，加速了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史蒂格利茨主張，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未必需要積極響應歐美所提IMF增資的要求，他們應該考慮在IMF架構外成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在此之前，他們可以先擴大區域性的貨幣基金，例如“清邁協議”所倡導建立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基金，或是由委內瑞拉等七個南美洲國家組成的“拉丁美洲外匯儲備基金”（FLAR），讓這些區域性機制扮演短期融資與穩定區域金融的功能。這些大膽的提議現在紛紛出籠，因為許多國家都意識到，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負責任的全球經濟管理者，必須建立一套新的機制來限制美國濫用其鑄幣特權。

第三、政治上，過去的十幾年，甚至可以回溯到雷根時代，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當道，讓美國的軟實力大幅消退，在全球範圍內的領導地位的道德基礎受到嚴重的打擊，更必須倚賴軍事威懾力量。它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安全圍堵，也使它陷入一種過度擴張。它的資源，它國內的政治支持的基礎都不足以支撐這種無止境的全球範圍內的圍堵政策。意識形態上來講，它所主導的這種全球經濟秩序所依賴的核心思想，有些學者稱之為“華盛頓共識”。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核心思想也開始退潮，在世界各地都出現反全球化社會運動。最近幾年，拉丁美洲的左翼勢力明顯興起。看近一點，9·11事件和美國進軍伊拉克發動戰爭加速了這種整體體系的頹勢。在這個大背景下，“次貸危機”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些趨勢在之前就已經顯露出很清楚的徵兆。所以《紐約時報》很有名的專欄作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曼說，美國在伊拉克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武器就藏在美國自己家裡面，藏在華爾街。過去的金融創新，衍生性金融產品，它所累積的風險最後變成一個巨大的財富摧毀力量，對實體經濟的摧毀力量比原子彈還可怕。

第二重歷史轉折：第三波民主化退潮

對第二層或第二重歷史趨勢的觀察，我覺得可以從東亞，從我們自己的周遭環境來思考。【1】先看東亞唯一的算是比較有長久實施民主經驗的日本，三年換了三個首相。我覺得這不是個人領導問題，也不是派系政治問題，而是它的政治體系在應付日本當前所面對的經濟危機或者結構轉型障礙時，遇到了一種公共治理上的難題，所以每個首相的政治生命都很短。2006年塔信被軍隊推翻以來，【2】泰國事實上就陷入嚴重兩極對立的困境。2007年年底恢復選舉，塔信集團仍獲得國會多數，反塔信的泰國曼谷中產階級沒有辦法接受選舉結果，乃用社會運動方式，組織“黃衫軍”用街頭對抗方式來癱瘓執政黨。塔信支持的政府倒台，塔信集團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鼓動支持群眾組織“紅衫軍”包圍總理府，甚至逼使泰國政府臨時取消東亞高峰會。這樣的街頭鬥爭惡性循環已經輪迥好幾次，到今天為止也還沒有真正找到出路。韓國的左右兩個陣營的對立也越來越激化。它不僅表現在2008年初的美國牛肉進口事件，還表現在最近國會要批准的美、韓自由貿易協議（FTA）。【3】韓國內部的衝突無法在正常的民主軌道上獲得解決。【4】再看北邊的蒙古，上次國會選舉也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選舉暴動。也有人說這可能跟境外勢力有關，也可能是另外一場沒有成功的顏色革命，當然這只是一個揣測，沒有直接的證據。但說明他們內部的兩個政治力量之間，都不遵守基本的民主遊戲規則，對於民主程序事實上沒有牢固的共識，而且政治上的競爭已經轉化為政治上的鬥爭。在整個東亞，【5】菲律賓可能是實施民主最淒慘的社會。菲律賓現在的總統艾若育，我相信各種對她的指控應該是證據確鑿。她個人、家庭跟丈夫的貪腐，跟她過去在大選裡面的做票問題，在任何一個正常民主國家裡都會導致總統辭職或者被彈劾。菲律賓的反對運動結合部分國會議員在國會裡面已經發動了四次彈劾。因為憲法規定每年只能最多提一次，一次失敗以後要隔一年，2008年是第四次，但她每次都能很輕鬆地躲過這種彈劾。她如何躲過彈劾？很簡單，就是用現金買通絕大多數國會議員，這種政治操弄已經讓民主變成一場虛有其表的假戲。（如果民主是我們奉為圭臬的價值，身為追求理念的學者，應該想方設法使民主制度更精緻、更防腐、更能反應民意，而非醜化祂，意在弦外的準備因噎廢食！）

根據我對於東亞國家公民對他們自己政治體系的評價所做的一些調查，有些信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我們收集的指針非常多，這裡只選擇其中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指針加以說明。該課題叫Asian Barometer（網站是www.asianbarometer.org）。這個指針就是問受訪的群眾認為他們的政府是否能夠有效響應民眾的需求。在我們所調查的國家中，一類是傳統上被分類為民主的國家，也包括新興民主國家：日本、韓國、蒙古、菲律賓、泰國、印尼。另一類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這些通常被認為不民主或者說民主不夠充分的國家或地區。很有趣的對比是，在日本等這些民主國家，認為政府能夠有效地響應民眾需求的比例都很低。日本只有33％，韓國只有21％，台灣只有35％。這個調查是2006年做的。蒙古只有24.6％，菲律賓32.7％。泰國稍微高點，47％，調查是在上一次軍事政變之前做的。如果來看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的情況，馬來西亞是56%，新加坡是66%。這個對照讓很多人驚訝——在能不能響應民眾需求或需要方面，半威權體制評價要高於民主體制。我相信，拉美、東亞、中東歐等很多的新興民主國家或地區，它們的整體表現讓那裡的很多民眾感覺到他們的期望與實際有很大的落差。（所以，身為馬政府智囊的朱大教授，是為了馬政府的半威權體制敲起邊鼓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