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李旦與顏思齊

〈二）十六世紀的海盜與海商

〈三）九龍江（Chincheo）流域的福佬海商

〈四）當荷蘭人遇上福佬人

〈五）明、荷澎湖交涉中的重要福佬商人

〈六）福佬海商逐利到臺灣與三邑幫的興起 

〈七）福佬海商勢力獨擅的時期已不再

〈八）結論

〈六）福佬海商逐利到臺灣與三邑幫的興起

在荷蘭人佔領臺灣之前，漳泉商人多往馬尼拉貿易，但一旦在臺灣建立據點，荷蘭人便致力於切斷澳門 — 馬尼 拉 — 墨西哥之間的航線。此外，由於墨西哥銀產量的減少，使得這個貿易線逐漸衰退。一六四○年葡萄牙與西班牙的不睦，更是造成這個以葡萄牙、西班牙為大仲介的貿易線雪上加霜。至此，十七世紀東西兩洋的貿易網絡，已產生若干的變化。在貿易網絡的變化過程中，荷蘭人的插手招徠漢商，也造成某些亞洲貿易港市的興替，例如一六一九年荷蘭在巴達維亞築城前後，吸引下港的華商到巴達維亞，下港因而走下坡。 

一六二四年荷蘭人佔領臺灣後，即號召在東西兩洋行番販的漢人海商到臺灣。先是在臺的第二年，即一六二五年，巴城當局曾經問當地的蘇鳴崗、Jancongh等人有無意思往臺灣發展，但諸人皆興趣缺缺。可是不久之後，巴城有些重要商人便陸續前來臺灣貿易、投資，以臺灣為新的東亞貿易據點，大展宏圖。從而臺灣諸商雲集，因此，至少在一六六○年代之前，漢商與漢人勞動人口在臺灣，在人數上都優於巴城。

從巴達維亞等地逐利來臺的漢商中，最有名的，首推蘇鳴崗，他於二九年就已有船隻航往臺灣貿易，三六年辭僑領職往臺灣，從事農業投資，不過事業似乎不順利，三九年三月回巴城。其次是Boijco（茂哥，陳基茂？），在荷蘭資料中，他也被稱為「海盜」，名列一六三三年欠公司債的人之一，他是公司通譯， 為巴達維亞重要華商林六哥之女婿或兒子，也是Jan Con的兄弟。一六三一年已住大員經商，而且與廣南、大泥等地方有通商活動。三九年公司規定在其土地上種植甘蔗等作物，是後來漢人社會的僑長。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巴城漢人甲必丹的寡婦、回教徒商人Ingie Watting 。從現刊的資料中，可知她似乎再改嫁過，新任的丈夫三官（Sacoa）也是重要商人，後來返回廈另結新歡。之後，她在大員造屋居住下來，其子也在臺灣為公司所雇用。她自一六三一年一月起，已有獨資的船隻航行於臺灣中北部、日本與巴城之間，在臺南大員街上甚有財力。後來，因抵觸法令，臺灣當局令她盡售所有返回巴城。這位商界女強人原來丈夫Anachod Watting，係漢人或混血出身，以前就是Jaratan、 Japara地區漢人的頭人，與葡萄牙有生意上的往來，女兒也嫁給蘇鳴崗。

除了巴城商人外，中國沿海一帶的大小商人亦紛至沓來臺灣與荷蘭人進行交易，自不待言。不過，其中有一位最有名，迄今卻仍不詳其漢名的Hambuan。他不僅是荷蘭人親密的貿易伙伴，而且也在臺灣從事農業投資。一六四○年十一月月二日，他在臺海遭遇船難溺斃，研究者甚至指出，這「是荷蘭之台灣貿易沒落的不祥前兆」。這樣著名的人物，不可能不存在於漢籍文獻中。依我個人的考訂，當時的文獻中，有一位叫「林亨萬」的人，其名「亨萬」（Heng-bä n），恰巧與Hambuan的發音幾近相符，兩人屬同一人應無疑義。

林亨萬的事蹟，據同安知縣曹履泰在〈與李任明〉、〈上朱未孩道尊〉的書翰中，曾被提到，云： 

…近有惡生林獻采，勾賊劫夷，撫臺嚴令緝獲，不知其為林亨萬中表弟也（sic!）。以是開罪垢辱，已甘蒙面。風波恐在轉眼，亦聽之而已….林獻采惡跡素著，今春海上劫夷勾賊，…..職但之此惡不易擒，而竟不知其為林亨萬之表弟也。被獲之日，亨萬差幹五、六至縣門內。拿差役到家毒打。 

據此，可知林亨萬是同安方面的人，而且屬於仕紳之家。雖然文獻謂他於一六三三年年末到大員街居住，不過從該年之後的其他資料，我們可以發現他與商人Jocho、Jocsum仍被記載為住在中國的貿易商人，林亨萬應該是屬於「店在此，家在彼」的兩岸貿易商。

運筆至此，我想提出一個比較被研究者所忽略的問題。這些來臺的福佬商人之中，在荷蘭人的鼓勵之下，當然有些人（特別是漢人僑長）會攜家帶眷到臺灣建屋長住下來。例如臺灣島上重要商人Hinco（興哥？），他來臺之前，曾在巴達維亞住過一段時間，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生意伙伴。後來，他的船隻在海上遭風所破，公司當局有意幫助他，他也向公司請求讓其在臺灣經營農業，定住下來直到過世。但一般而言，這些來臺的福佬商人，以不定住者佔多數，與清代「店在此，家在彼」的郊商情形相同。這些人中，甚至有因投資農業之類，而有「不在地地主」的情形產生，稍後即將提到的鄭泰就是這個例子。

進一步應該注意的是，這些來臺貿易的福佬船主、代理商中，籍貫分類的現象仍然存在著。例如：一六三四年，福建軍門發下三張船引，給Bendiock、Sidnia（一名 Jochoo）以及 Joxim等三位商人，准許他們到大員貿易。然而，就在同年，同安人林亨萬（Hambuan）卻與後者兩人Jocho、Joncksim（Joxim），一起向荷蘭人表示，對於鄭芝龍屬下Bendiock及個別商人走私來臺之事，頗為憤慨。Jocho（Sidnia），或許是鄭芝龍的敵對者 「葉郁」、「葉我珍」 ；Jocsum可能是許心素族人許心旭（sim-hiok）之流，似乎仍是漳州河流域一帶的商人。

無論如何，林亨萬等人所抗議的對象—鄭芝龍的部下Bendiock，他與另外一個常出現於荷蘭文獻中的大商人「Gamphea」，兩人皆甚得鄭芝龍的重視，不僅代理鄭芝龍與荷蘭人談判，而且也只這兩人擁有鄭芝龍的的貿易特許。從荷蘭資料來看，Bindiok應為安海方面的人；Gamphea，稍後即將考證他是「顏伯爺」，也是安海方面的人。此外，常運絲貨等至臺灣的Jasingnoir，亦是安海人；四、五○年代在越南、臺灣風騷一時的何斌父子，就是泉州南安人。由此來看，一六三○年代後半之後，隨著鄭芝龍勢力的興起，泉州三邑幫在貿易中已經崛起逐漸操控東洋貿易網路大局了！

本文在前言曾設問：荷蘭人從東南亞北上駐紮臺灣之後，有無造成東西洋網路及漢商籍貫的改變？由前述史實，已經可看出端倪。一般而言，中國的學者大都強調「荷蘭殖民者在中國沿海一帶的騷擾、屠殺，使得明代的海外貿易急遽走向衰落」。可是，從荷蘭資料來看，情況沒那麼糟，海外貿易仍然熱絡進行著。研究者甚至指出：荷蘭人到臺灣之後，至撤離臺灣為止的一段時間，荷蘭人的貿易可謂是被鄭芝龍父子「操弄於掌中」，安海幫的鄭氏父子甚至還左右著日本近世初期的幕府外交政策。然而亦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東西洋網路的商業活動雖然相當熱絡，但基礎不穩，常受到中國政策的影響，因此，海商個人能否取得霸權，個人的才能與交涉手腕是相當重要之因素。鄭芝龍顯然就在這種傳統中國海洋政策與西方勢力的到來之間，以個人的才能，因緣際會在鬥爭中取得勝利，帶動了泉州三邑幫的興起。

鄭芝龍崛起前後，先敗漳州河系統的許心素，其後清理同幫的惠安人李魁奇。一六三五年再敗漳州海澄人、原為顏思齊集團的劉香「（Jan clauw / Janglauw；即「香老」）」。清除劉香一黨之後，加上一六四○年荷蘭人所依賴的廈門大商人林亨萬的溺斃，除了是預告荷蘭人的不幸外，也正是顯露了漳州河流域主導勢力的衰退，晉江流域三邑幫代之而興起。荷蘭資料的《臺灣日記》之記載，正可看出這樣的趨勢。自一六三五年之後，從船隻的起港處來看，據曹永和教授統計一六三六年至—三九年中，臺灣與中國之間的往還船隻，可看出商船從廈門出港者佔絕對多數，其次則為安海。若考慮到鄭芝龍勢力已達廈門，有些安海的船隻需先到廈門再來臺灣，則可知自一六三○年代中期以後，來台船隻除福州外大抵以廈門、安海居多。一六五五年十月三十日的《臺灣日記》報告，對岸來船六十艘，大部份來自安海 。(作者係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