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景氣衰退，馬政府推出的減稅、發放消費券、擴大內需與擴展出口的「新鄭和計畫」皆無法提振台灣經濟，與中國洽簽ＥＣＦＡ遂成為馬政府最後法寶。馬英九強調簽訂ＥＣＦＡ有急迫性，「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將來吃虧更大」，陸委會更將此視為台灣重返世界舞台的敲門磚。中國政府官員則明確表示，台灣與其他國家簽署ＦＴＡ必須經過中國同意，並要求台灣開放中國農工產品進口。面對社會強烈質疑，政府官員不僅說不清楚ＥＣＦＡ具體內容，親藍學者也算不出簽訂ＥＣＦＡ對台灣整體利益的影響，而親中媒體原期待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教授能為ＥＣＦＡ加持背書，最後也告落空。

ＥＣＦＡ成效 克魯曼不背書

二○○○年後，民進黨政府大幅放寬廠商投資中國的限制，台商著眼於中國市場規模與勞動成本的優勢紛紛到中國複製「台灣成功的經驗」，台商投資中國占ＧＤＰ比重由一九九九年的○．五％快速上升到二○○八年的二．五％，台商成為中國出口的主力，台灣消費主力跟著外移造成近年來民間消費持續不振，台商投資中國取代投資台灣成為二○○○年後台灣國內投資率屢居亞洲四小龍之末的重要原因。過去八年台灣不是馬英九所說的鎖國，而是過度開放讓台灣與中國間由原有的「國際貿易關係」轉變為克魯曼教授所說的「區域貿易關係」：技術、資金以及具有移動能力的人員（企業主、高階管理及高科技人才）由於沒有外移障礙，而大量外移。結果四十％家庭的可支配所得下降，失業率居高不下，這就是克魯曼教授所說的「核心—邊陲」效應：區域經濟整合後，貿易成本下降，廠商到市場規模較大的區域投資與生產相對更為有利，導致市場規模愈大的區域所享受的經濟整合利益愈大，最後成為經濟整合區域內投資與生產的核心，而市場規模居於劣勢的區域，則因產業外移成為邊陲，投資與生產活動不增反減，整體犧牲最大。 

馬政府上台後亦未正視「核心—邊陲」效應對台灣經濟的衝擊，反而誇大與中國經貿合作的好處，以「民進黨都擋不住，怎可以批評別人」為推諉之詞，急著簽訂ＥＣＦＡ。與中國簽訂ＥＣＦＡ對台灣更嚴重的衝擊將是克魯曼教授所說的「軸心（hub）—輪輻（spoke）」效應。由於中國分別與東協及台灣簽訂雙邊貿易優惠協定，而台灣與東協間則無類似協定，使得台灣與東協間貿易成本高於台灣與中國間或東協與中國間的貿易成本。為了降低台灣與東協間的貿易成本，台灣與東協的經貿活動必須透過中國，中國就成為東協—中國—台灣經濟區域的軸心，而台灣則淪為東協—中國—台灣經濟區域的輪輻。所以，無法與世界主要國家簽署ＦＴＡ情形下，先簽ＥＣＦＡ將迫使台灣必須透過中國才能與其他國家發展經貿關係。此種「以中國為軸心」的發展策略一旦成為廠商全球化佈局唯一選項，將更強化目前留在台灣廠商投資中國的意願。到時，台灣與中國間將進一步轉變為克魯曼教授所說的城鄉經貿關係：除土地不能移動外，其他生產要素大都已外移中國，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完全消失，成為中國經濟的附庸。

中國將成軸心 台灣淪為輪輻

馬政府宣傳簽訂ＥＣＦＡ效益時，亦未考量到簽訂ＥＣＦＡ後廠商選擇何處投資時所產生的「產業區位選擇」效應，而此正是克魯曼教授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一項重要的研究成果。當規模經濟與廠商群聚效應顯著時，市場規模愈大的國家吸納周邊國家生產與投資活動的能量就愈大。只要與市場規模愈大的國家間的商品與生產要素移動愈自由，磁吸效應就愈強。廠商著重中國市場規模與廠商群聚效應，只要在台灣生產的成本高於在中國生產的成本，廠商不會因兩岸貿易成本降低而留在國內投資仍會選擇外移。顯然，簽訂ＥＣＦＡ並不會讓廠商根留台灣，反而是台灣產業全面外移中國，與馬政府所宣稱的「簽署ＥＣＦＡ後，台灣業者就不需登陸投資」的論點完全相反。

台灣與中國間的語言、生活習慣與文化差異較其他主要國家為小，一旦雙方人員、資金與技術完全自由移動，台灣將是受中國經濟磁吸效應影響最大的國家。為擺脫磁吸效應，台灣必須與先進國家發展更緊密的經貿關係並設法降低與先進國家的貿易障礙。克魯曼教授在一九九六年所發表的一篇論文，就指出如果參與經濟整合國家間的生產要素完全自由移動，市場規模較小的國家必須設法降低與經濟整合區域以外其他國家的貿易成本，才能減輕其國內產業外移到經濟整合區域內市場規模較大國家所產生的衝擊。

由於中國相對於台灣具有勞動成本、規模經濟以及廠商群聚效應的優勢，與中國簽訂ＥＣＦＡ所產生的磁吸效應必然會比過去更強，對沒有跨國移動能力成員的工作機會與所得將是更嚴重的衝擊。為捍衛這些成員的基本生存權利，馬政府與其急著簽訂ＥＣＦＡ，不如先提升「經貿自主」以減輕過去政府錯誤政策所產生的磁吸效應，提升「經貿自主」就是政府運用有效政經手段（如：租稅、商品檢驗標準、政府預算資源及法律規定）提升我們所擁有技術、人員與其他資源的創造、管理及分配能力以確保台灣生存與發展的自由選擇權。

擺脫對中依賴 減輕台灣傷害

克魯曼教授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Geography and Trade》一書中，探討一八七八年加拿大政府如何提升經貿自主以降低對美國經濟的依賴，其中包括建立必要的貿易障礙迫使加國消費者轉向國內生產者購買農產品，建造東西向鐵路將加國交通軸線由南北向轉為東西向；加國政府透過關稅保護國內市場的同時，引進大量移民，擴大國內市場規模支持在地製造業的發展。

面臨中國的規模經濟與成本優勢，台灣唯有加強與先進國家的經貿關係才能維持技術與人才的優勢，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以減輕中國經濟的磁吸效應對台灣的傷害。很可惜，過去一年很少看到馬政府將心力投注於國內投資與經營環境的改造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協助廠商拉大與中國產品差異程度。為確保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生存與發展自由選擇權，馬政府應懸崖勒馬揚棄傾中思維。（作者為台大經濟系教授）